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原蒋军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是没有朋友的：与他同为陈诚“土木系”干将的杨伯涛见了黄维扭头就走，还经常互相写文章攻击；杜聿明曾经是黄维的“顶头上司”，黄维却说他“只会敲敲打打”；就连“万金油”沈醉，东屋聊天西屋串门，也从不与黄维搭讪——黄维一向瞧不起特务，沈醉也不想自讨没趣。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对战犯的管理是十分宽松的，当时对战犯的称呼是“学员”，各房间也不上锁，只要不出胡同，大家可以随意走动串门，学习委员王耀武还有自己的办公室，沈醉等一批“社牛”经常跑到那里去抽烟聊天。

王耀武被抓时带着不少金条银元，沈醉被抓后有不少他帮过忙的商人也送了他很多钱，这些随身携带的私人财物仍归他们所有，存在管理所，可以随时取出花销。逢年过节，生活委员庞镜瑭（王耀武在山东的搭档）都很头痛：像沈醉、郭旭那样的“有钱人”，总是要买大量香烟和糖果，数量太大，需要找帮手采购、搬运。

王耀武和沈醉在战犯管理所人缘极好，但是他们跟黄维却极少有交集，杜聿明给黄维当了几天“助手”，估计得后悔好几年。

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记录，在杜聿明特赦之后，管理所又派原七十九军军长方靖到实验室给他当助手，黄维不但一口拒绝，还给了杜聿明差评：“方靖懂什么？杜聿明好歹当过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曾经钻在坦克车下面用榔头敲敲打打，只可惜技术太差，充其量二级钳工而已。至于方靖，他一无技能，二无体力，就是想当打铁匠，也需要从拉风箱开始！”

黄维谁也瞧不起，谁劝他别弄永动机他都不听，连他女儿、当时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的黄敏南也无可奈何：“你们对他说的话，我和母亲探监时都说过，没有说一百遍，也说了九十遍。可是，他就是不听，你有什么办法？依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孤立他，任何人不得和他说任何话！”

一般来说，“黄埔同学”在战犯管理所都会互相照应一二，特务们也会抱团取暖，文强（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和沈醉两头关系都不错，只有黄维连自己的“土木系兄弟”也照骂不误：邱行湘劳动卖力，被黄维骂为“天生奴才”；杨伯涛因为交罪认真，被黄维骂为“出卖灵魂”。

黄维逮谁骂谁，但对他骂的人未必都有切齿之仇，他最恨的是另外三个“同学”，其中一个就是蔡守元的历史原型、桂系大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官、罗盘将军张淦。

黄维痛恨蔡守元并不是一点原因都没有，因为黄维在双堆集孤军北围、被歼的时候，张淦可能正躲在远处偷笑：你是陈诚嫡系，我受健公（桂系将领对白崇禧的尊称）指挥，才不会为了救你而把自己搭进去！

黄维在《十二兵团覆没记》中回忆，当时他带着第十二兵团向泌阳、唐河、南阳进犯，是奉了白崇禧的命令，白崇禧还说张淦的第三兵团会在侧翼配合他的行动，可是直到黄维在双堆集被包了饺子，也没见过张淦一兵一卒救援。

黄维是黄埔一期生，瞧不起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的张淦，张淦比黄维大七岁，资格也比黄维老：张淦1923年在陆荣廷（桂系元老，甚至可以说是桂系创始人，曾任广西都督，上将军衔）那里当少校副官的时候，黄维还在乡里当小学小学老师，第二年才在方志敏安排下，由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赵醒侬作保考入黄埔一期——黄埔前几期报考是需要保人的，赵醒侬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黄维不屑向张淦求援，直接越过白崇禧和刘峙杜聿明给老蒋发报，老蒋再给白崇禧、张淦下令，这俩人连口头敷衍都不肯，他们的回答就两个字：不去！

黄维说自己当时原本是有可能逃过一劫的，最后是被白崇禧和张淦坑了：“当时曾拟利用涡河的掩护，主力转到怀远附近渡河，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请示未得同意，仍限令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而逐渐突入解放军之袋形阵地。”

华中“剿总”（司令就是白崇禧）第三处（作战处）处长覃戈鸣在《桂系在淮海战役中的态度及白崇禧“备战求和”阴谋的幻灭》中也证实了黄维的说法：“蒋介石及其幕僚还是继续强索张淦兵团，特别是在黄维兵团和杜聿明所率领的各兵团被围的时候，一再地向华中‘剿总’要张淦兵团，但都被白崇禧拒绝了。”

张淦不但不去救援黄维，还沿途设防阻止其他部队驰援双堆集——第二军在武汉被截住，黄维最后一线生机也被断绝了。

蔡守元在《特赦1959》中比较搞笑，真实的张淦兵团战斗力却很强，所以老蒋想让张淦救黄维，白崇禧坚决不肯，黄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被俘后还大喊大叫自己没错，错的是“友军各图自保”。

张淦在白崇禧庇护下免于陷入淮海战场，撤到大西南还是没有逃过被歼灭的命运，黄维在战犯管理所见到蔡守元，自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没有大打出手就算客气了，跟张淦平心静气说话，那是绝对不可能了。

黄维跟张淦原先也算一个锅里吃饭的，他们原本都是受白崇禧指挥，但白崇禧显然要照顾自己的嫡系，对土木系的黄维，则是希望其越早被歼灭越好，那样他就可以和李宗仁迫蒋下野，他又能重回“国防部”当部长了。

黄维恨张淦见死不救，更恨董益三的落井下石——黄维成年后唯一一次挨揍，就是在战犯管理所被学习小组组长董益三打了耳光，有的回忆录说打了一耳光，有的说打了两耳光，但不管是打了几个耳光，那都是黄维终生的“奇耻大辱”，最后黄维跟董益三都当了文史专员，名义上在一个办公室，却没有“冰释前嫌”，就像杨伯涛不肯与黄维同桌共食一样，黄维也永远忘不了脸上热辣辣的羞辱。

董益三十康泽的人，也是军统出身，而且“改造积极”第二批特赦，黄维连报仇的机会都找不到，等黄维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已经是年过花甲，此生“报仇”无望了。

有人说黄维在战犯管理所还十分恨杨伯涛，这个说法未必准确，因为准确一点说，是杨伯涛恨黄维，而不是黄维恨杨伯涛——在双堆集被歼灭前，黄维是“对不起”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的，杨伯涛在《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回忆，第十二兵团钻进包围圈和最后溃败，完全是黄维独断专行且贪生怕死拿部下不当回事只当垫背：“本来是严阵以待，突然变为倾巢出击，这样大的变更计划，黄维不仅没有召集各军长研究一下，就连近在咫尺的我事前也没有通知……（逃跑时）黄维、胡琏怕坐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了命，下午四点多钟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俩跟着在后面冲出，根本没通知覃道善和我。直到我等得不耐烦，出外瞭望的时候，才发现西北乱成一片。派人联络，才知道黄维、胡琏已经走了。”

黄维没少跟杨伯涛打笔墨官司，但是说他对杨伯涛有仇恨，那还真谈不上，事实是杨伯涛不愿意见黄维，而不是黄维认为杨伯涛不听指挥。

黄维在战犯管理所长恨绵绵、特赦后仍不能释怀一个人，就是他最信任的一一〇师少将师长廖运周。

原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黄维对我说：‘这 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我说：‘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 的。你们不对，不要骂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各人命里一块天，不要到了这个时 候还骂人家，还不理人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 一笑就对了嘛。’ 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黄维不肯一笑泯恩仇，文强认为他心胸太狭隘：“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我们细看史料，就会发现黄维恨廖运周是恨错了人：廖运周原本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我方潜伏者，他起义是归队，跟黄维原本就是两个阵营各有立场，谈不上私人恩怨，当然也不存在“背叛”一说，黄维放不下，说明他还是没想明白。

老蒋在日记里骂黄维，还写信空投给杜聿明接着骂，杜聿明回忆：“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

黄维上下两头不落好，在战犯管理所成了孤家寡人，这可能也是他性格使然，熟悉解放战争史的读者诸君对黄维肯定也会有个公允的评价：在您看来，黄维当兵团司令是否称职？如果十二兵团的司令不是黄维而是胡琏，杨伯涛覃道善等人能否逃掉？黄维恨张淦和董益三情有可原，恨廖运周，是不是恨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