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不如无书——奸臣不是好人，但也未必像《宋史》说得那么坏

南宋时期的历史事件，一直令人津津乐道。例如，岳飞的“精忠报国”和秦桧的“指鹿为马”，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正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未必像历史书上所写的那样简单。在历史长河中，不少奸臣、忠臣的定义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从反面的角度来看，《宋史》中记载的两宋时期奸臣的行为和动机并不总是那么清晰。奸臣们的形象在历史的滤镜下，似乎变得更加狡诈和无耻。但是我们很少反思是谁在塑造这些形象，为什么历史的笔端会偏向于如此评价？

讲到古代历史中的奸臣，秦桧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当我们谈论起如何评价一个人时，通常都会有一个参照。例如，秦桧被认为是叛国求荣的大恶人，但在靖康之变前夕，他曾是赵佶手下的一员忠臣，并且劝谏主战、反对对金无条件妥协。然而，这样的人在经历了被掳和威逼利诱之后，转变成为一位“叛国奸臣”的形象，道德的弱点在历史的筛子下被放大了多少？

秦桧作为一个例子，更加清楚地展示了，奸臣与忠臣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这种界限还体现在古代许多所谓的“奸臣”身上。古代的史书《说苑》明确指出，古时人们对于奸臣的定义是这类人不忠于君主，能施弄权术误国。这个定义其实表现出了古代史书编写中政治倾向性以及人物评价中的鲜明时代特征。

刘向在《史记》中创造了将佞幸、奸臣、叛臣放置同一列传中叙述的传统。通过这个传统，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编写者的意图。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中描述了许多与今天定义的奸臣有区别的人物；到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他还加入新的类别，把奸臣、叛臣、逆臣分列出来。带来了痛苦和毁灭的行为，是否完全只是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个人道德败坏？

让我们先看看仆固怀恩的尴尬。老仆固为镇压安史之乱献出了家人和族人的性命，最后却因官宦斗争被逼反叛，死后他却还是背上了“叛臣”的名号，这是不是有失公允？仆固怀恩孤军奋战最后力竭，被剿灭的结果是否预定了历史对他的负面评价，他站在当时那一边其实都是无能为力。

北宋的恶人蔡京和秦桧，跟韩佗胄和贾似道在历史记录上并没有给他们公平的评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全然出于他们的个人信仰和动机？还需要拆解两宋不同时期背后的脆弱政治结构，证明他们权倾朝野在实际中是唯一的生存之道，继续在权力斗争上存活。

但历史运作的方式有更多的复杂性。张居正在清朝统治下取得严格无私的声誉，但是却因政治和历史的争议评价颇多。赵佶在靖康之变中的无能，背后暗藏着一种缺乏能力的统治运作，他却堂而皇之地为了转变所赋予的“奸臣”的历史字眼，来掩埋和淡化自己的错误。

事实上，当权者创造的历史容易遗失许多真实。比如《宋史》中载入的那些奸臣多达40人，有多少是背负了历史的沉重“锅”？回看王继先、曾觌等佞幸，“小人横行”固然是动荡期的常态，但背后“小人”的定义往往出自当权得势的定义。

而现实似乎是政治的偏见与道德的权衡。宋朝的历史发展，它的历史评价宗派、立场在背后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这不仅造成了对奸臣的过分渲染，同时也为我们后人检视这些“恶人”提供了另一种角度。

将历史揭穿，也许正是我们更好珍惜和平、实现繁荣的前提。比如张邦昌，作为名义上的“大楚皇帝”，背负了代主受过的沉重历史评价。而他实际初衷或许只是顺应情势，未必如历史书上描写的那样不堪。

在一一考察这些历史人物的轨迹时，可以洞察到他们有的并非天生奸恶，有时是为了各自的策略和心计，也可以说，元人对宋史的修撰过程，或多或少受到当时背景的限制和扭曲。

总之，历史追溯出的这些“奸臣”，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又有多少是历史书中的套路？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在于：无论我们怎样评判古人的过错，更需要讱视今人如何在其记录和评价中堆积公允。#视界频道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