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微漫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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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公元8世纪，唐与阿拉伯分别是鼎立东亚与西亚的世界级帝国，这两大帝国大部分时间相安无事。但是彼此之间也有不少摩擦，虽然双方都有一定容忍，但是最终还是必不可然的导致怛罗斯之战发生。需要注意的是双方的交锋，不仅停留在兵戎相见之上，更是在笔锋之上就早已开始。甚至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其实在唐朝建立之前，阿拉伯尚建立帝国之前就已经开始，这反映了古代封闭的时期人们对东西方的向往。此外，在唐朝遭遇安史之乱的危难时刻，阿拉伯帝国的援助更是展现了两大帝国间合作的一面。这段历史揭示了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既有竞争与对抗，也有合作与互助。唐与阿拉伯的故事，为我们理解古代国际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国人对西方的向往，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了。据魏官修史书《竹书纪年》载“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五千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①。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亿”是10万的意思，即周穆王西征距离达到9·8万千米。远超现代中国距英国的直线距离7779千米。

然而周穆王西征，缺乏西亚方面的记载。并且“如《纪年》所述为实，则穆王一生除躬行奔走别无他业。而且，若果有如此规模浩大的征行事件，西周以来的史料记述中为何均未有言及，竟然仅得见于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文献之中?这不得不令人生疑”②。

所以穆王西征不过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美好幻想而已，而后世也可能觉得穆王西征距离过于虚假，所以对其距离大为缩水。

据《穆天子传》载“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乌氏舂山三百里。

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口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口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根据前文提供的里程，实为三万七千三百里)”③。

无独有偶，阿拉伯人也开始记载有关对中国征服的故事，主角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据笔者所见，最早记载亚历山大征服中国的文献是AD10世纪的《历代民族帝王史》:“他(亚历山大大帝)一往直前，来到印度，杀死他的国王，征服他的城市。然后他进入中国，在那里的做法与在印度如出一徹，自此两地百姓皆臣服与他，他统治了吐蕃与中国。”

然而，阿拉伯人的记载是基于伊朗人传说改写而来。波斯裔作者伊本·穆加法的《卡里来和笛木乃》说“然后他率兵向中国进发，中途他向先去印度，以期让印度国王归顺他，改变他的信仰，听从他的调遣”。这表明伊朗人最初只是提到亚历山大打算征服中国，但是并未实现。阿拉伯人则将此传说发展为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中国。

实际上，直到10世纪，伊朗人仍未提及征服中国。据《列王纪》载:亚历山大，曾企图以使者之姿，潜入华夏，其书信与言辞初触天子之怒。然而，天子未急以应，反而以盛宴款待。翌日，天子以机智之言，回赠亚历山大，承诺回以厚礼。亚历山大闻之，愧感心生，暗誓以后不再伪装。归途中，天子慷慨赠礼，选派一智者同行。智者途中识破亚历山大之真身，却未揭其秘。至终点，使者求宽恕，亚历山大宽恕之，并恳请其勿告天子。随后，以礼物馈赠，托其传话，愿天子安享治世，而亚历山大亦将休整后归去。④

据作者所言“现在让我们再讲述原来的故事，把古代传说改写成诗”⑤，显然这一段是根据伊朗古代流传下来的，亚历山大将要征服中国故事改编而来。这个故事由于剧情精彩流传已久影响深远。据后世阿拉伯作者伊本·艾西尔所著《历史大全》:

亚历山大征服印度后，志在远征中国。夜深人静，中国使者至其营地，请求密谈。亚历山大应允，使者揭露身份，自称中国国王，愿以和平之名，避免战火。亚历山大问其何以为信，国王答曰：知你为英明之主，我等无需仇恨。纵你杀我，国亦不属你，反令你背负不义之名。

亚历山大见其机智，遂提条件：交出国库三年之租，以换和平。国王言可，然问其处境，亚历山大逐一减租，至每年三分之一。国王分租于民、己、军与亚历山大，各得其所。

次晨，中国国王突然率军包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质问其背信弃义。国王立刻否认，解释道：顺从你，非因惧你，而是吉星高照与你，我是来顺从接近他的。亚历山大答曰：像你这样仁慈的君主，不应强行收取地租。国王感激，赠以厚礼，吐蕃与中国皆臣服于亚历山大之威”⑥。

通过两段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双方故事内容情节基本相似，只不过从亚历山大假扮使者面见中国国王，变成中国国王假扮使者见亚历山大，同时依然依从阿拉伯古籍记载的亚历山大征服中国。明显这一段是受到《列王纪》影响，而后世阿拉伯古籍无疑也是受到《历史大全》影响。

在探讨了周穆王西征和亚历山大征服中国的传说之后，我们转向一个更为确凿的历史事件一一拔汗拿王位争夺，据中国史料记载：

“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馀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

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馀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勒石纪功而还。会有言其赃污者，坐系凉州狱，贬灵州兵曹参军”⑦。

根据这条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①吐蕃和阿拉伯共立阿了达为王；②唐朝击败了吐蕃与阿拉伯共立的傀儡；③战后各国遣使请降。

然而，阿拉伯方面记载则截然不同。715年2月哈里发韦立德去世，继位者苏来曼是入侵拔汗那将领屈底波死敌。屈底波因不满苏莱曼而召集军队，企图自立，但最终被手下所杀。

得知这一消息后，苏莱曼命令阿拉伯军队撤回木鹿并解散。而阿拉伯军队撤回木鹿的时间折算成公历是715年9月4日⑧。

而《资治通鉴卷》提供时间，据上文载“甲子，上幸凤泉汤；十一月，己卯(换算成公历为12月1日)，还京师。”后文称“十二月(换算成公立为12月31日)，侍御史杨瑒廷奏曰：“若纠弹之司，使奸人得而恐愒，则御史台可废矣。”

显然这里的是月指的就是715年12月1~30日的事，此时阿拉伯军队早已撤退，且阿拉伯史料中并无与吐蕃联合的记载。如果阿拉伯真的与吐蕃联合，屈底波完全可以利用吐蕃军力压制叛乱者。

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是吐蕃在阿拉伯退出拔汗那时，乘机成为拔汗拿的实际掌控者。《资治通鉴》可能误认为阿拉伯与吐蕃联合进攻拔汗拿。至于所谓遣使请降，据《册府元龟》记载了“元四年（716），“七月，戊子，大食国黑密牟尼苏於（同书卷九七一作‘利’）漫遣使献金线织就宝装、玉洒地瓶各一，授其使员外中郎将，放还蕃”并未言及请降一事。

实际上历来中国朝贡讲究厚此薄彼，这从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说中也可以看出，都说回赠亚历山大更多的礼物。显然，《资治通鉴》作者可能误认为，阿拉伯这次朝贡是来请降的。

在双方首次较量(虽然未实际交战)之后，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第二次兵戎相见的事件是围绕安西四镇的保卫战，据中国史料记载“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即石国)，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⑨。

这场战事中，唐安西都护府调动三姓葛逻禄兵，成功击溃了突骑施、大食和吐蕃兵联军。保卫了安西四镇的安全，然而，与此同时，阿拉伯正规军正在其呼罗珊统帅带领下，向朱尔占进军。

一些学者认为，此次参战的可能并非阿拉伯正规军，而雇佣军⑩考虑到715年屈底波死后大食国内政治及对外政策的变化，突骑施引大食军队入侵四镇的可能性不大。综合所述，双方在怛罗斯之前并无任何大规模较量。

在深入探讨怛罗斯之战之前，需要解释理解其起因。对此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它是唐与阿拉伯长期矛盾的结果；另一种则视为是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中阿史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据中国史料记载:

“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蕃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罗斯城，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宝应时，遣使朝贡”⑪。

“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⑫。

而阿拉伯史料记载“这一年，拔汗那的伊赫希德(‘Ikhshid，拔汗那国王的徽号)与沙什国王反目为仇。伊赫希德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国王派出10万大军驰援，将沙什国王包围。沙什国王归顺中国国王，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艾布·穆斯林那里，他派齐亚德·本·萨利赫前去交战。两军大战于怛罗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伊历)133年12月(换算公历为751年7月)。”

另有阿文史料记载“艾布·阿拔斯”掌权3年后(应是751年)，布哈拉( Bukharā)爆发起义，为首的是舒莱克·本·谢赫·菲赫利(Shurayk Ben Shaykh al-Fihri )。他率3万名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对艾布·穆斯林展开报复行动，反抗他的血腥手段和滥杀无辜的行为。艾布·穆斯林前去镇压，派齐亚德·本·萨利赫和艾布·达乌德·哈立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为先锋。双方交锋，舒莱克被杀。

他再次征服布哈拉和粟特，并下令构筑撒马尔罕墙，以期在敌人进攻时成为一道防御屏障。他派齐亚德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一直打到怛罗斯(Tarāz)和伊特莱赫(’Itlakh )。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10万余人”⑭。

通过上文对原始史料的引用可以看出，中国史料强调高仙芝的个人因素，而阿拉伯史料则强调地区政治矛盾和联盟关系。对此，我们需要关注两个关键问题，即石国与拔汗那是否交恶？以及唐军实际的攻击目标。

首先，石国与拔汗那之间的交恶问题，可以通过分析两国与唐朝的外交互动来推断。

《册龟元年》载“天宝八载八月(749年8月)，宁远国(拔汗拿)王子屋磨来朝”这可能是为了寻求唐朝的支持，因为第二年即天宝九年高仙芝就发动了对石国进攻⑮。结合阿拉伯史料，我们可以推测石国与拔汗那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拔汗那可能寻求唐朝介入以解决争端。

其次，唐军攻击目标，根据《旧唐书·李翤业》载“十载(751年)，又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另据出土的《张无价告身》一文记载“门下四镇下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施骑等贼”⑯。

这些史料显示唐军的行动是有针对性的，并不是单单对石国的一次惩罚性的进攻。然而问题还没有结束，我们需要探究为何阿拉伯史料记载的阿军攻下怛罗斯和伊特莱赫会激起中国军队的反击。

其次，考虑到717年石国仍是唐朝的忠实盟友，其与反唐部落的联合行动背后又隐藏着何种动机？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石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我们需要综合考虑石国的政治状况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更全面地理解这场战争的复杂背景。

首先从石国国内政治说起“从汉籍记载看，石国在8世纪上半叶仍实行双王制。正王号称“特勒(勤)”，他于742、745年遣使朝贡；副王为吐屯一系。据《册府元龟》记述，741年，石王伊(捺)吐屯屈勒遣使上表，请击大食；746年，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勒)献方物。对于石国的这种双王制，唐朝很可能有所了解，所以记下“石国副王”，以示区别。从“特勒(勤)”、“吐屯”等称谓看，两者应是突厥人”⑰。

进一步研究表明“特勒(勤)一系石国王仅出现在《册府元龟》里，而《新唐书》、《唐会要》等史籍关于“石国”的记载则无一例外都是莫贺咄吐屯一伊捺吐屯屈勒一系。这似乎暗示，尽管在天宝初年至高仙芝伐石国前，石国国内是双王并立的局面，但由于副王一系是由唐册封的，所以得到唐朝的支持与认可”⑱。

显然唐朝册封吐屯一派的目是为了在石国培养自己的势力。方便控制石国，但是这必然会引发与正王“特勒”一派的矛盾。那么唐朝为何要干预石国内政呢？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石国的重要性，如下图所示。

石国接近阿拉伯势力的撒马尔罕，和突骑施中心碎叶，是其重要性的关键。一旦唐与阿拉伯发生战事，阿拉伯军队在进攻唐朝控制的地区，无论是石国、拔汗那还是疏勒时，都面临着战略上的分散风险。集中兵力攻击一点可能会导致其他地区的防御薄弱，从而易受唐朝的反击。

相比之下，如果唐朝采取攻势，根据地图上的地理位置，阿拉伯可能需要应对来自多个方向的压力，这在战略上对他们构成了更大的挑战。而突施骑也是一样，其中心城市碎叶陷入唐朝、拔汗那、安西四镇的包围之中。

一旦战事开启，突施骑将陷入不利局面，故唐军在西域实处于战略优势地位，而要保持这一地位，拔汗那与石国的忠诚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八年拉拢石国副王，并于二十七年册封拔汗那王为奉化王。

而阿拉伯自然也不会甘心将石国让与唐朝，据史载“其时（开元初即713年）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于之”⑲。

这里臣属应该仅限于每年上贡，而非实际控制。石国自然要反抗，因此在739年阿拉伯又对石国和费尔干纳（拔汗那）进行了远征⑳，使石国又一次臣服阿拉伯。对此石国为了摆脱阿拉伯，于开元二十九（741年）年向唐朝请求讨伐阿拉伯，被唐朝拒绝。

自此之后石国陷入外有阿拉伯压制，内有唐朝胁迫的局面。而石国正王为了摆脱这一局面，就和背唐之黄姓突施骑联合。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唐朝有意干预突施骑内政的行为，这一策略最终导致了突施骑的背叛。

据史载“以阿史那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领突骑施所部，莫贺达干怒曰:“平苏禄，我功也。今立昕，为何?”即诱诸落叛。诏嘉运招谕，乃率妻子及纛官首领降，遂命统其众。后数年，复以昕为可汗，遣兵护送。昕至俱兰城，为莫贺咄所杀。莫贺咄自为可汗，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斩之，以大纛官都摩支阙颉斤为三姓叶护”㉑。

显然，唐朝对突骑施的策略与对石国的手法如出一辙，这种干预无疑引发突骑施反抗。

尽管史料中并未详细记载石国与突骑施何时开始联合，但石国的存在显然阻碍了唐朝对黄姓突骑施的根除，从石国占据的怛罗斯城可见一斑。

据学者研究“传世文献未说明唐玄宗册封阿史那昕为可汗时让其建牙于何处，然西突厥曾在碎叶川的驻牙地并非只有碎叶、怛罗斯两地。统叶护可汗时，由于版图扩大徙汗廷于石国之北的千泉(Bing-yul,大致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明布拉克Minbulak)，监制西域诸国。

唐在千泉以西突厥阿悉吉(结)泥熟部置千泉都督府，千泉也是碎叶川一重镇。从阿史那昕赴任途径俱兰可知，阿史那昕建牙之地不在碎叶，也不在千，而是在怛罗斯。千泉在碎叶西，俱兰又在千泉西，若阿史那昕驻牙地在碎叶、千泉，无需远赴俱兰再返回千泉或碎叶。唐的意图在于通过阿史那昕坐镇怛罗斯统领突骑施余部。天宝元年(742年)，怛罗斯依然是西突厥部落的领地”㉒。

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载“素叶(即碎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五十里，至呾逻私城(即恒罗斯)”㉓。这表明怛罗斯与突骑施中心碎叶的距离并不遥远，且中间的千泉是亲唐势力的据点。

阿史那昕若驻扎怛罗斯，无疑会对碎叶构成严重威胁。尽管莫贺达干杀死阿史那昕，但这一行动并未彻底消除对碎叶的威胁。故石国打下怛罗斯城，中间的千泉似乎也被突骑施控制，才使对碎叶威胁解除。

而另一方面唐军虽然在744年杀死莫贺达干，但是并没有根除黄姓突骑施的力量。据史载“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㉔。

据此推测在744年唐军击杀莫贺达干后，黄姓突骑施残部可能撤退至千泉，并与石国在怛罗斯形成掎角之势。同时还派出使者去联合吐蕃，待唐军撤退后，石国可能从怛罗斯发兵协助黄姓突厥夺回碎叶。

然而，唐军在748年再次攻克碎叶，并进行了屠城。但这一行为并未引起周边民族的普遍愤怒，也未直接导致阿拉伯的介入。因此，将高仙芝的行为视为引发怛罗斯之战的起因，或许有失偏颇。

唐朝在次年采取了更为精明的举措，立黑姓移拔为突骑施可汗，这一举动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削弱黄姓突骑施的势力。然而，尽管唐朝的意图明显，但由于石国的坚定支持，黑姓突骑施仍旧在碎叶地区制造麻烦，他们不仅持续对唐朝构成威胁，还巧妙地拉拢了九姓胡，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反唐力量。

面对这一局势，唐朝在750年调整了其军事策略，将焦点转向了石国。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年，石国曾有王子入朝，这一行为可能并非偶然。据推测，这可能是石国副王派遣其子前来与唐朝商讨可能的联合行动，在内外夹击之下，一举攻克石国。

这也可以在高仙芝的军事征途看出，其进攻的先后顺序颇为讲究，先是石国，继而九姓胡，最后才是突骑施。这一战略布局显露出唐朝对反唐势力的全面清算，旨在一举肃清边疆的不稳定因素。

高仙芝的这次作战，无疑是唐朝对这些势力的致命一击。在任务完成后，他便率领部队撤离。然而，网络上流传的种种关于高仙芝对阿拉伯帝国先发制人的说法，实则缺乏确凿证据，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若高仙芝真有意对阿拉伯帝国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那么在征服石国之后，他理应直接向萨马尔罕进军，而非直接回去。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

而唐朝和高仙芝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阿拉伯帝国的反应。正如前文所述，阿拉伯帝国一直对石国虎视眈眈，意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唐朝原本以为，只要石国称臣并上贡，便足以使阿拉伯帝国满足。然而，阿拉伯帝国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在唐军撤离之后，阿拉伯帝国抓住石国内部动荡的时机，不顾自身刚刚平定的叛乱和内部的不稳定，从萨马尔罕出击，一举攻克石国，并占领了不久前才归属于石国的怛罗斯城(据上引阿文史料，齐亚德所在位置为萨马尔罕，而怛罗斯离萨马尔罕200多公里，很明显齐亚德打穿整个石国才到怛罗斯，故齐亚德占领了石国全境)。

这一行为不仅导致了唐朝盟友的灭亡，也使唐朝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屏障。这也就是阿拉伯史料中提到，占领怛罗斯是导致中国军队进攻的直接原因。因此，笔者认为，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不断扩张的势力范围所引发的矛盾。双方之间的冲突，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751年初，高仙芝满载荣誉与战俘凯旋回京。他不仅俘获了新晋突厥可汗和石国国王，还带回了之前擒获的显赫俘虏。朝廷在勤政楼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以表彰高仙芝的功绩

据载“安西四镇节度、特进兼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摄御史中丞高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杰帅(揭师)来献，上御勤政楼，会群臣引见，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摄御史大夫，仍与一子五品官，余并如故，赏功也”㉕。

然而，尽管高仙芝的功绩显赫，他的部下所得的奖赏却相对微薄。例如，李嗣业战前为“右威卫将军”为武职事官从三品，破石国和突骑施后，李嗣业进位为“特进”，系文散官正二品，职事官武阶未动，这就是说，仅加散官三阶而已。

作为张无价等人的长官(即“跳荡先锋”)，亲冒矢石，冲锋陷阵，所得功赏竟然如此菲薄，其情况与《张无价告身》所反映的相同㉖。这种奖赏的微薄可能与突骑施和九姓胡在唐朝的连续打击下已经衰弱有关，而石国在副王的内应下也未能构成太大的挑战。因此，这次朝廷的奖赏显得格外吝啬。

另一方面阿拉伯军队正在舒克本的带领下发动起义，艾布·穆斯林派齐亚德和祖赫利前去平叛(应是主将为齐亚德副将为祖赫利)，据《布哈拉史》记载，齐亚德的平叛军队仅有一万精兵，面对数倍于己的叛军，他们历经37天的苦战，虽然连战连败，但并未失去斗志。

关键时刻，布哈拉王率领一万援军加入齐亚德的行列，两军合力，成功切断了舒克本的补给线，并最终将其击败。这场胜利不仅稳定了局势，也为齐亚德赢得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随后，齐亚德乘胜追击，攻入阿拉伯人的主要居住地——布哈拉城。据史载，齐亚德先在布哈拉外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当时火光冲天，火势持续三日未熄。舒莱克之子及其副首领被迫投降，却遭齐亚德下令处以绞刑。

此举激发了城内人民的抵抗意志，他们誓死守卫城池，拒绝投降。然而，三日后，齐亚德的军队攻破内城，大多数居民惨遭杀害，俘虏们被吊挂在城门上，布哈拉内城终告陷落。随后齐亚德挥师萨马尔罕，彻底平息了这场起义。

随后在艾布·穆斯林的命令下继续对石国发起了进攻。得益于逃至阿拉伯的石国王子的协助，以及唐军在石国可能实施的大屠杀激起的民愤，齐亚德的军队迅速推进，不久便占领了石国全境。

占领石国后，阿拉伯军队并未继续深入，而是转入防御状态，显然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唐军反击。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赛义德·本·侯梅德在怛罗斯城加固城防，艾布·穆斯林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㉗。

尽管史料未明确指出齐亚德的具体驻守位置，但推测他很可能驻守在石国，这一战略位置便于他快速支援怛罗斯或撒马尔罕。

关于齐亚德指挥的军队规模，网络上有诸多夸大其词的说法，认为其军队数量多达10万甚至20万。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齐亚德作为艾布·穆斯林的前锋，并未掌握整个呼罗珊及附属国的兵力。

根据阿拉伯史料，其在进入萨马尔罕之前的军队规模大约两万人，这还未考虑战斗损失和必须留守各地的兵力。因此，齐亚德进入石国时的军队最多不过万人，即便加上石国的军队，总兵力也应在2至3万之间。

这一合理的兵力估计，不仅与史料记载相符，也更贴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它揭示了阿拉伯军队在中亚的军事行动和部署，以及他们在面对唐军可能的反击时所采取的谨慎策略。同时，这也表明阿拉伯方面对于深入唐朝边境的行动持谨慎态度，意识到了唐军的实力和潜在的反击风险。

而另一方面唐朝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大约在3月，高仙芝被升为武威太守兼河西节度使，这一荣耀的晋升使得他的幕僚们先行一步前往武威。其中，唐代著名边疆诗人岑参也在其列。

岑参在此后留下的几首诗作，不仅记录了高仙芝的军事行动，还间接提供了相关的时间线索。然而，此时唐朝方面尚未得知石国的变故。直到4月份，消息传来，石国已陷于阿拉伯之手。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局，唐朝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命令高仙芝前往安西四镇统领全军，以应对可能的军事挑战；其次，命令镇守石堡(关于)的天威军向安西四镇提供支援。

关于天威军，有必要进行一些背景介绍。据史料记载，石堡最初是由唐人所建，但在吐蕃灭亡吐谷浑后，石堡被吐蕃占领，从而引发了唐朝与吐蕃之间长期的石堡争夺战。这场争夺战反应了石堡对唐朝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天威军的调动不仅是对石国局势的直接反应，也是唐朝在中亚地区战略布局的一部分。通过高仙芝的统领和天威军的支援，唐朝试图反击这次阿拉伯的进攻。

以下是现在学者根据岑参所做的诗对高仙芝和天威军行程时间进行的推测。

“闻一多先生研究这些诗作后认为，高仙芝可能是天宝十载四月辞长安，五月整师西征的。《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诗云:“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

表明直到五月时唐朝大军还在集结当中，尚未开赴战场。而据《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诗云:“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则大军至少计划六月过交河郡所属之赤亭镇。

根据新出文书《唐天宝十载七月交河郡长行坊牒为补充缺人事》，唐朝发天威健儿赴碎叶的时间是在七月之前，正好与高仙芝率领唐朝军队前往怛罗斯地区阻击大食与诸胡军队大致同时。…………上文提到的岑参诗中，有一首《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似乎可以支持这一说法。

因诗文较长，在此仅录相关部分: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振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此诗作于天宝十载五月。诗中所写“甲兵二百万”当然是夸张用语，极言唐朝军容之胜。

引文中最后一句是“天威临大荒”,“天威”一词注家或注为“天子之威严”，或者不注。不过，在我们知道唐朝政府在集结军队前往怛罗斯地区的同时还派遣一部分“天威健儿”赴碎叶地区执行军事任务之后，就不应排除“天威”有一语双关的可能，即既有天子威行之意，也代指前往碎叶地区的“天威军”。因为作为高仙芝的僚属，尽管岑参当时在武威，未能随大军西行，但他应该清楚相关的军事部署”㉘。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高仙芝于四月离开京城前往安西四镇，五月与天威军一同到达安西四镇，并开始集结军队。同时，他还命令天威军先行一步到达碎叶，以清扫突施骑与九性胡的余孽。并计划在六月将集结的安西军过至赤亭镇。

关于高仙芝的兵力，新旧唐书记载为“仙芝率兵二万深入”，《资治通鉴》记载为“将番汉三万众击大食”，《通典》记载为“于恒罗斯川，七万众尽没”，《唐历》记为三万，《段实秀别传》记为番汉六万。

史学界普遍认为唐军的兵力在2到3万之间。然而，上述三条史料均提及的兵力，似乎仅指高仙芝深入胡地的军队。而《资治通鉴》中更是提到高仙芝深入700里到达恒罗斯城的记载，如果是指从安西四镇到恒罗斯的距离，实际上存在较大的问题。

已有学者指出，“怛罗斯距安西都护府，至少要有一千四五百里，多则可有二千三四百里，仙芝从安西到怛罗斯城，可以说是悬军深入了。但《通鉴》仅说“深入七百余里”，恐怕有讹误的字，说不定“七百”上面也许脱落了“一千”两字呢”㉙。

然而，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在高仙芝之前，已有唐军到达碎叶地区。这表明《资治通鉴》的记载可能并非文字脱落，而是作者可能是从碎叶地区开始计算高仙芝深入胡地的距离。

因此，笔者推测，两三万兵力可能仅指高仙芝从素叶出发到达怛罗斯的军队，而6~7万则是唐军在素叶地区集结的总兵力。此外，《通典》的作者可能不了解唐军在碎叶地区进一步分兵的行动，因此他可能认为唐军全军都到达了怛罗斯。这种理解可能与实际的军事部署有所出入。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如果按照笔者的推测，高仙芝在碎叶地区留守的军队数量似乎过多。根据唐朝对碎叶地区进行的几次军事打击，该地区残存的突施骑和九姓胡余孽最多不会超过万人。在这种情况下，高仙芝将一半的兵力驻守在碎叶，是否显得过于谨慎？

笔者进一步分析认为，结合前文提到的高仙芝部下所得到的赏赐相当微薄这一点来看，高仙芝之所以将大量军队驻守在碎叶，很可能是出于对被抢功的担忧。这种担忧与高仙芝贪功的性格特点相符合，也可能正是这种过度的谨慎和对功名的追求，为之后恒罗斯之战中唐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751年7月，高仙芝将军带领的唐朝军队，了重重困难和艰苦卓绝的行军之后，终于到达了中亚的关键地区——恒罗斯城。抵达目的地后，高仙芝没有浪费时间，立即开始部署军队，对恒罗斯城发起了围攻。

与此同时，阿拉伯将领齐亚德得知高仙芝正在围攻怛罗斯城的消息后，也开始集结自己的军队，准备前往增援。根据中国考察队对当地的考古研究，怛罗斯城的位置被确定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以西大约18公里处。

而高仙芝与阿拉伯军队的交战地点，则位于江布尔以东大约20公里的扎木噶特遗址附近㉚。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测，在得知阿拉伯军队即将到来的消息后，高仙芝采取了分兵的策略。

他将军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围攻怛罗斯城，以保持对城池的压力；另一部分则前去堵截即将到来的阿拉伯援军，以防止他们与城内的守军会合。这种策略显示了高仙芝在战场上的灵活性和对形势的快速反应能力。然而，这也意味着他的军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需要在两线作战，同时对抗城内的守军和外来的援军。

接下来的战事据史料记载“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㉛。这五天的“相持”，并非简单的对峙或搏斗，而更像是一场战略上的较量。唐军在高仙芝的指挥下，或许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固守阵地，等待援军的到来。

这种策略的选择，显然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实力的准确评估。唐军背后尚有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而阿拉伯军队的援军也已抵达战场。在这种情况下，高仙芝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唐军不被阿拉伯军队的两面夹击所困。

然而，阿拉伯史料记载“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4万5千人，俘获2万5千人，其余纷纷败逃”㉜，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这表明阿拉伯军队可能采取了逐个击破战术，逐步削弱唐军的力量。这种战术的成功实施，无疑加剧了唐军的困境，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最终葛罗禄部在阿拉伯军队的，打击下叛变最终失败。

在怛罗斯之战的叙述中，史料记载的数字往往带有夸张的成分，而实际的损失可能远没有所描述的那么严重。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唐军在战败后仍有能力进行后续的军事行动，如大勃律的出征以及安史之乱时期的安西北庭回援1.2万人，这表明唐军的损失并非全军覆没。

并且据中国方面唐军战败后史料载“夜中闻都将李嗣业之声，因大呼责之曰：“军败而求免，非丈夫也。”嗣业甚惭，遂与秀实收合散卒，复得成军。师还，嗣业请于仙芝，以秀实为判官，授斥候府果毅”㉝。

“将士相失，别将汧阳段秀实，闻嗣业之声，诟曰：“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嗣业执其手谢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还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实兼都知兵马使，为己判官”㉞。

可知高仙芝战败后，段秀实和李嗣业能够收集散兵游勇，重新组织成军，这进一步说明唐军的实力并未完全丧失。

写到这里按一般通说怛罗斯之战就已结束，但是怛罗斯不过是唐与阿拉伯之间的前哨战。在751年的怛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军队并未如某些网络传说所言，因畏惧而止步不前，或是因扩张至极限而停止进攻。

相反，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5万人5 万人地渡过河去”㉟。

据另一本阿拉伯史料载：

“在这一年(751年7月30日~752年7月17日)，艾卜·达乌德·本·易卜拉欣攻打了渴石(Kashsh或Kass，《隋书》之史国，《新唐书》曰去沙。一笔者注)，杀了其国主艾赫利德(al-Akhrid,此人名若附上波斯语词达干，即地主、市长、领袖一一Dehqan，则读做Akhriddehqan)，此读音同《册府元龟》卷三五八所载的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相吻合。

故此渴石国主艾赫利德曾被中国史官认作拔汗那国主，乃是因他正是怛罗斯战争中拔汗那方面军的军帅一阿悉烂达干。一笔者注)及其部众，并从其手中夺得大量的、人们见所未见的嵌金的中国瓷器和装有中国丝绸的行李及各种财宝。他将这些物品送到阿卜·穆斯林手中。

他(阿卜·穆斯林)当时在撒马尔罕(康国)。在杀了粟特(al-Sughd,即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胡国。此处当指撒马尔罕一带。一笔者注)和布哈拉(安国)的人之后,他从这里返回到末禄(Marw,即《经行记》所言之末禄国，又写作木鹿。一一笔者注)。他下令,为撒马尔罕修建了城墙，并留下齐亚德·本·萨利赫统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而艾卜·达乌德也撤回到巴尔赫(大食国呼罗珊省吐火罗斯坦地区之首府)”㊱。

通过上述两条史料可以得知，在怛罗斯之战的尘埃落定之后，阿拉伯军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唐朝的忠诚属国——拔汗拿。这一点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拔汗拿对唐的外交中也有所反应，据学者研究“在天宝十载八月前后，至少分为八个般次(使者)，以分批行动入朝…………第二，这组使者并非普通的往来使者，而是一批地位较高的使臣，当中甚至包括几位宁远王子”㊲。

显然如此显赫的使臣在8月左右入朝，必然是因为阿拉伯军队大举入侵，不得已向唐军求援。然而，胜利的喜悦尚未散去，新的挑战已悄然降临。

随着属国的反抗浪潮再次涌动，阿拉伯军队不得不从拔汗拿撤军，转而投入到平息叛乱的战斗中。在平息了阿拉伯属国叛乱之后，阿拉伯军队又一次对“河外”地区进行了入侵，这里的“河外”具体指何地？

对此在中国方面，《全唐文》收录的《赐突骑施黑姓可汗铁券文》和《册突骑施黑姓可汗文》中记载：

“维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尔骨咄禄毗伽突骑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罗密施，惟皇建极，声教及於遐荒；惟帝念功，礼命加於恭顺。卿虽拥在沙漠，常扞烟尘，识进退存亡之端，知古今成败之数，久率藩部，归化朝廷，兼拒凶（阙），挫其侵轶。精贯白日，义光青史，绩用累著，嘉尚良深。

今授卿特进，册为突骑施可汗。重爵贵号，以崇其宠，丹书铁券，以表其忠。宜保始终，就固诚节，山河带砺，福禄长存。可不慎欤！”维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尔骨咄禄毗伽突骑施黑姓可汗特进登里伊罗密施，立国惟信，表贤在忠。既效信以推诚，亦旌忠而懋赏。

卿才略备举，知勇兼资。强足抗敌，威能率下。故得甲兵孚训，族类怀仁，既响顺以移风，亦事大而知礼。是用载加荣秩，式崇锡命。今授卿特进，为突骑施可汗，卿敬勉良图，光昭盛典，保我疆场，恶我寇雠。俾业固山河，福绥种落，永弘恩宠，可不慎欤！”。

其中提到，“兼拒凶（阙）”，“挫其侵轶”“强足抗敌”，“威能率下”。等表述，暗示了突骑施黑姓可汗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唐朝的疆土安全。

同时据《通典》对碎叶川的记载:“西接石国，约长千余里，川中有异姓部落，有异姓突厥，各有兵马数万。”这里的异姓突厥指的就是突施骑，可知阿拉伯这次进攻的地区应该在碎叶川。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怛罗斯之战后，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冲突并未完全平息，双方在中亚地区的争夺依然激烈。同时也可证明阿拉伯方面的史料所描述的战果，如“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以及“不止一次将俘虏5万人5万人地渡过河去”，显然带有夸张之嫌。

实际上，齐亚德可能仅攻克了几个部落，但最终被迫撤退。自此，双方在中亚的第一回合争夺暂时告一段落，但历史的长河仍在继续流淌，等待着新的篇章被书写。

在叙述唐朝与阿拉伯帝国接下来的较量之前，确实需要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所了解。唐朝作为当时东亚的强国，其外交和军事政策不仅受到周边国家的影响，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唐朝的老对手吐蕃，在天宝年间面临了一系列挑战。747年，高仙芝攻破了小勃律，这是唐朝对吐蕃西部边境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接下来的几年，唐军继续在西部边境取得胜利，748年与于阗联合破萨播和播仙，749年又破朅师，并且哥舒翰也从吐蕃手中夺回石堡城。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严重削弱了吐蕃的边境防御，并迫使吐蕃寻求新的盟友。开始与唐朝支持的南诏国联合。

关于吐蕃与南诏联合的具体时间，元人认为是在749年，有学者以“阁罗凤敢于置后方于不顾，在吐蕃驻兵浪穹的情况下仍调集大军去合围姚州并最后攻占，说明双方当时已不是一般合谋，而是已有对付唐的某种协定。同样，吐蕃在南诏大军出动之后并没有趁机一举夺取大和等城，也说明其与南诏有着共同的战略协定”㊳.

认为元人记载是正确的笔者赞同此说。这种联合不仅是军事上的合作，更是战略上的共同协定，旨在共同对抗唐朝的扩张。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伐南诏，“进军至西洱河，与閤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㊴。

这次失败不仅使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促使双方正式结盟。据《南诏化德碑》记载，南诏为了表达与吐蕃结盟的决心，甚至改称为“赞普钟元年”，这一举动象征着南诏对吐蕃的忠诚和对唐朝的反抗。此时的西域吐蕃实力尚未退出，故吐蕃的反攻令唐军面临双重压力，所以怛罗斯战败后面对阿拉伯军队的入侵，唐军采取防御措施。

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的形式也是一样的，当时阿拉伯正在面对拜占庭的进攻：

“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在位期间十分注意加强武装力量，组建新的野战军，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747~750年，他乘阿拉伯阿巴斯王朝(the Abbasid Caliphate，750~1258年)取代倭马亚王朝的内战之机，在亚美尼亚、卡帕多利亚和阿纳多利亚军区边境地区发动反攻，将东部边界重新推进到两河流域上游。在对叙利亚北部的攻击中，拜占廷军队夺取日耳曼尼基亚地区”㊵。

之后在752年拜占庭再次发动反击，攻克了赛奥多西和美里特奈两大边境要塞城市。显然此时阿拉伯面对和唐朝一样的问题，故在752年初双方都选择防御。然而进入六月唐军击败吐蕃和南诏反击，据史料载：“(752年)六月，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敌隰州等三城”㊶。

关于这一战事是否存在学界颇有争论，学者认为：

“方国瑜先生在分析了这条材料及《资治通鉴》天宝十一年六月条、《全唐文》卷346所载杨国忠《破吐蕃献俘表》后认为，“这是在川西吐蕃战事，与泸南阁罗凤战事牵涉为一，以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

很明显，方国瑜先生的看法与王吉林先生相反，他认为《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六月条的记载是事实，只是这一战事主要发生在川西，杨国忠的问题是将其与发生在云南的战事混在了一起以掩鲜于仲通之败。

分析史籍记载和各位学者的看法，可以认为在邓川册诏后，南诏于天宝十一载正月之后在洱海地区之外对唐应是有军事行动，吐蕃此时在川西一些地区对唐也应是有进攻的，而且双方结盟后的行动也是相互配合的，《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不能完全否定。

当然，其事可能有夸大，也当存在方国瑜先生所说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将其完全视为妄言。《南诏德化碑》对天宝十一载正月公开结盟之后发生的事不作记载，可能有的是规模太小，有的则是因为在对唐的进攻中并未得手。这种不作记载，并不是疏漏，实际上与此碑歌颂阁罗凤的主要目的是一致的”㊷。

故在六月唐军打退吐蕃和南诏的进攻缓解了西域的压力，西域唐军开始发动第二轮反击。

据阿拉伯史料载“这一年(伊历135年即公历752年7月18~753年7月6)，中国国王同样有所行动，当时齐亚德·本·萨利赫掌管撒马尔罕事务。他给艾布·穆斯林·呼罗珊尼写信通报了此事。他与他们进行了几番争夺和多次战斗，最终中国国王败北。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齐亚德·本·萨利赫不服(艾布·穆斯林)调遣之前”㊸。

关于752至753年间中国军队是否再次出动的问题，我们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进行考证。《吐鲁番文书》中的记载“天威健儿赴碎叶，准”，结合《大唐西域记》的地理描述，表明天威军在石国附近地区活动。

尽管有学者以天威军押送俘虏归来为由，认为其可能在八月上旬完成使命归来㊹，但从逻辑上讲，押送俘虏并不能完全代表全军归来。因此，天威军参与后续与阿拉伯军队的交战，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成立的。

实际上，752至753年间唐与阿拉伯军队的继续交战，在中国方面的史料中也有所体现。

《唐大诏令》收录的《赐怀化王那俱车鼻施铁劵文》载:

“维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十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咨尔故石国顺义王男郍俱车鼻施，夫柔远之道，必先文德；录诚之美，是加命礼。卿之先代，累宾朝化，列在藩王。卿又能效节输忠，克复居宇，扞边率下，循职修贡。信彰夷落，义贯幽明，言念恳诚，良多嘉尚。今授卿特进，仍封怀化王，并赐丹书铁券，以表忠赤。宜执於恭顺，保於终始，每资犄角之用，永固山河之宠。可不美欤！”㊿。

其中提到的提到“克复居宇”，“扞边率下”，与阿拉伯史料所载的“中国国王同样有所行动”和“他与他们进行了几番争夺和多次战斗”相呼应。这表明唐军及其盟友在752年发动了反攻，一度攻克石国，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多次击退阿拉伯军队的反扑。至于阿拉伯史料中所称的中国军队最终败北，可以从石国战后对唐的态度来进一步分析。

《册府元龟》记载：“(天宝十二载即753年)十二月，护密国遣使朝贡；黑水遣使献马，三十匹。葛逻禄及石国遣使献方物。唐肃宗宝应元年(即763年)，五月戊申，回纥、吐蕃、黑衣大食等国；六月，宁远、吐蕃、狮子、波斯等国；八月，奚、契丹、宁远国；九月，波斯、新罗；十二月，黑衣大食、火寻、宁远、石国并遣使朝贡。”

石国在怛罗斯之战后的朝贡活动显示，在753年12月之前(考虑到石国至唐朝的距离，朝贡使应在12月之前出发)，石国仍在唐军控制之下。然而，从753年到762年的九年时间里，石国未再遣使朝贡，这表明石国可能已处于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直到762年，可能在阿拉伯的同意下，石国才重新向唐朝贡。这间接证实了阿拉伯史料中关于中国军队败北的记载。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方面的史料并未明确记载751年之后唐与阿拉伯争斗失败的详情，但通过阿拉伯史料和中国方面的间接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怛罗斯之战后的几年内，唐军与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冲突并未完全停止，虽然唐军一度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最终在与阿拉伯军队的较量中遭遇了失败。

但是，唐与阿拉伯的对抗并未完全结束，双方在中亚地区的角力依旧持续，接下来就来探讨一下唐与阿拉伯的动向，在中国史书记载有限的情况下，阿拉伯史料和岑参的诗作提供了了解唐与阿拉伯753~754年的行动。

而据阿拉伯史料载战后“艾布·穆斯林决意进攻中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这一计划齐亚德向他展示了一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来自艾布·阿拔斯的信，信上说委任他为呼罗珊的总督。艾布·穆斯林开始施展计谋，最终将齐亚德杀死，并派人把他的首级送到艾布·阿拔斯那里”㊺。

这一内乱使得阿拉伯帝国的东进计划受阻。与此同时，唐朝也未停止其在西域的军事行动。

首先753年唐朝乘机攻破大勃律，据中国史料记载“十三载入朝，摄御史大夫，仍与一子五品官，赐第一区，亡父母皆赠封爵。俄而北庭都护程千里入为右金吾大将军，仍令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十四载，入朝……㊻。

可以得知封常清在天宝十三载（754年）的战事中表现出色，因而在天宝十四载（755年）获得封赏。然而，史料中对封常清在天宝十三载的具体战事并未详细记载，这使得我们对他的军事行动和成就缺乏全面的了解。

幸得唐代诗人岑参留下的诗作，为后人提供了关于封常清在754年军事行动的宝贵资料。据学者研究，岑参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记录了封常清在天宝十三载四五月间发动的播仙之役，而《走马川奉送封大夫出师出征》则描绘了同年九月的一次示威性远征。

此外，《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反映了天宝十四载四月至六月间对葛罗禄部的威慑性远征，最终以葛罗禄部的投降告终㊼。然而，对于封常清在天宝十三载九月的行动，笔者存在不同见解。

考虑到当时阿拉伯帝国正陷入内乱，以及史料记载的“十三载闰十一月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请同心击黑衣辞甚切至帝方务以怀柔皆劳赐慰喻遣之以安西域。”表明西域各国有意联合唐朝对抗阿拉伯。但鉴于各国使者到长安的距离和时间，他们很可能先到安西都护府与唐军接触。

因此，封常清的这次出击可能是为了推翻阿拉伯在中亚的霸权，但最终未能成功。失败的原因可能在于各胡国与唐军之间缺乏充分的信任和合作，担心对方从中渔利。这种复杂的心理和战略考量，最终导致联合行动的流产。随着葛罗禄部的投降，恒罗斯之战才算彻底结束。

怛罗斯之战在唐朝与阿拉伯的史料记载中确实显得较为稀少，这可能与双方将其视为边境冲突而非全面战争有关。尽管如此，战后唐朝与阿拉伯的邦交并未中断，双方的较量仍在继续，包括阿拉伯入唐作战的事件。

然而，这些事件在阿拉伯方面的记载中付之阙如，起初，笔者认为阿拉伯方面可能出于违败故不记载失败的战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即便是在唐朝请求援助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阿拉伯对此类胜仗也未有记载。

例如，唐朝史料中提到“代宗时为元帅，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㊽，明确记载了阿拉伯军队在收复两京中的贡献，但阿拉伯方面却鲜有提及。此外，不但败仗胜仗也不记，如中国史料记载“至德三载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遁”㊾，显然，败仗不记还能说违败，胜仗不记还能说违胜不成？故不能简单归咎于战败的隐瞒。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阿拉伯地区存在类似“黑水公司”的私人军事组织，或者历代呼罗珊总督可能暗中扮演了类似角色，他们出于对财富的追求，与其他国家达成秘密协议，偷偷雇佣阿拉伯军队参与战斗。

由于这类行为风险极高，可能触犯当地法律，因此相关记录可能被有意隐匿，导致这些事件在阿拉伯历史中鲜有记载，甚至消散无踪。

参考资料：

①需要说明的是竹书纪年分为古本与今本，这段依据古本《竹书纪年》

②苗江磊《战国士人参政风尚与《穆天子传》的创作性质解读一一兼与史官作，巫觋作诸说商榷》

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能是因为后世抄写错误导致的，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书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则今本又非晁氏所见之本矣!关于“穆天子传性质，“经过学术界长期争讼，《穆天子传》以小说，神话为主兼具多学科价值的文学类文献的体裁性质，逐渐成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以文证史”的考据困境与《穆天子传》研究的范式转型》。另据《《穆天子传》西征地理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国语·周语上》《穆天子传》有关犬戎居地及周穆王伐犬戎背景，交流路线记载重大差异，说明《穆天子传》作者对西周时期穆王伐犬戎历史事件已全然不知，而完全凭空想象。

④⑤根据张鸿年和宋丕方翻译的《列王纪》第四卷《亚历山大向中国进军》，由于原文内容过大故此段乃笔者改写而成。

⑥㊸具体参见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研究一一以史学著作为例》，由于原文内容过大故此段乃笔者改写而成。

⑦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卷211㉛㉞㊴㊶《资治通鉴卷》卷216

⑧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余太山《西域通史》

⑩(法)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

⑪《新唐书·西域传》㉑《新唐书·突厥传》

⑫《旧唐书·李嗣业传》⑲《旧唐书·西域传》㉝《旧唐书·段实秀传》㊻《旧唐书·封常清传》㊽《旧唐书·西域传》㊾《旧唐书·本纪十》

⑬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七》

⑭㉗㉜㉟㊺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十四》

⑮关于高仙芝征石国的时间，《旧唐书·李翤业传》记载为天宝十载，而《新唐书·高仙芝传》载:九载(750年)，讨石国。另据《资治通鉴》也将高仙芝攻石国记在天宝九载十二月。据钱伯泉《从《张无价告身》论高仙芝征讨石国》一文研究:《新唐书·玄宗本纪》，原文如下:“(天宝十载正月)戊申，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执突骑施可汗及石国王。”查阅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可知，“戊申”为阴历正月二十六日。这个子日应是高仙芝东归长安，向唐玄宗和朝廷献俘的日子，并不是西征石国和突骑施的时间。安西都护府离长安一万一千余里，即使以最快的速度押解俘虏，也得费时三个多月。石国都城柘折城(今苏联乌孜别克共和国塔什干)又西距安西都护府六千余里，凯旋时行军，也得费时近两个月，由此推算，可知高仙芝西征突骑施和石国，应是天宝九载夏末初秋的事。此说有理，很明显旧唐书弄错了高仙芝征石国的时间。《资治通鉴》虽然正确的将其记在750年，但是高仙芝是年12月进攻石国明显有误。故高仙芝是于750年8~9月攻破石国与九姓胡和突施骑，随后归国，751年1月26献俘与京。

⑯㉖钱伯泉《从《张无价告身》论高仙芝征讨石国》

⑰许序雅《新唐书·石国传》疏证

⑱㉘㊲㊹毕波《恒罗斯之战与天威健儿赴碎叶》，王义康在其《唐代文献所记恒罗斯归属考》中认为，然伊捺吐屯屈勒开元二十九年以石国王身份出现在史籍，而天宝元年正月莫贺咄吐屯还在为其子那居车鼻施官向朝廷请求官职。显然，伊捺吐屯屈勒在莫贺咄吐屯离世前已是石国王,其王位并非承继于莫贺咄吐屯,伊捺吐屯屈勒并非莫贺咄吐屯嗣子、继位人；那居车鼻施为石国王莫贺咄吐屯之子。但是其提供史料只言石国国王为，其子那居车鼻施官向朝廷请求官职，并没有言其国王为莫贺咄吐屯。之所以会出现误解，显是因《唐大诏令》收录的《赐怀化王那俱车鼻施铁券文》记载那俱车鼻施是顺义王之子的缘故，但是正如学者毕波所言，这里的顺义王实为伊捺吐屯屈勒而非莫贺咄吐屯，伊捺吐屯屈勒于开元三十九年继承其父莫贺咄吐屯王位与顺义王称号实属正常。

⑳(英)休·肯尼迪《大征服·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㉒王义康《唐代文献所记怛罗斯归属考》

㉓《大唐西域记全译》，不过据许序雅《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考辩》指出玄奘所记的恒罗斯到千泉的距离换算成公里为62~66·7公里，实少记85公里。

㉔《唐通典》

㉕(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31

㉚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㊱宋岘《杜环游历大食之路线考》

㊳㊷赵心愚《八世纪中期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及其关系的发展一一以《南诏化德碑》相关记载为线索》

㊵陈志强《拜占庭通史》

㊼宁志新《岑参的边塞诗与唐朝西域战争》

㊿有学者怀疑十为衍文，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故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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