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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王朝能够存在这么多年，对上层统治者有着极高的要求，不仅要有超人的谋略和智慧，更要掌握驭人权术。没有这样的能力自然也逃不过覆灭的命运。

在中共一大的党章中，有这样一句话：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虽然党章中有关于武装斗争这样的规定，但中国共产党将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最终以何种方式夺取政权，并没有人知道，包括毛主席在内。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更多的还是用笔杆子来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开展工人运动。这时的青年毛泽东也同样对于武装斗争没有很深的认识和重视。

然而，随着工人运动的进行和发展，尤其在经历了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员开始越发重视武装的重要性。

当时，工人运动开始时，遭到了军阀的暴力镇压，不少组织罢工的领导人因此遭到残忍杀害。这给当时年幼的共产党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让他们深受教训，开始意识到开展军事工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我党早期革命活动中，毛泽东真正将多数共产党人推向军事斗争前线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

因为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上百次的暴动，尽管都以失败告终，但也让毛主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可以看出，毛主席已经展现出了一个成熟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面貌。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毛主席在历经起伏、坎坷和凶险后，以极快的速度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家。他不仅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战术，还有坚定的信仰和才学、勇气。

因此，历史最终选择了毛主席。在这一过程中，青年毛泽东经历了无数苦难和反对，在开国十大元帅中，就有七位都曾经反对过他。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

此后一段时间里，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共同领导下威震四方，不断发展壮大。然而，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期间，朱德和毛泽东之间发生了分歧，并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导致矛盾逐渐恶化。

1929年1月，蒋介石调集3万多兵力，对井冈山发起第三次“围剿”。在如何应对蒋介石的“围剿”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朱德产生了分歧。

毛泽东提出以井冈山易守难攻的地势优势为依托，集中兵力对付敌人，不能放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朱德并不同意这样做，并称毛泽东是“保守主义”。他表示“应该放弃井冈山，出去打游击”，毛泽东则怒批朱德是“游击主义”。

毛泽东和朱德谁都不能说服谁，在这一情况下，陈毅主动站了出来，为两人调和。最终，彭德怀率兵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则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方向发展，引开敌军，从而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

原本他们是打算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围剿”和封锁后再返回的。然而，由于赣南、闽西广阔的发展空间，红四军最终选择留在这里，并开发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但红四军却经历了成立以来最困苦的一段时期。

1929年1月14日，陈毅、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约3600多人离开了井冈山，当天晚上，他们便歼灭了驻守在大余县城的守敌，并占领了大余县城。

然而，共产党在这里缺乏群众基础，当敌军再次逼近大余县城时，红军竟然毫无察觉。最终，刚刚占领了县城没多久后朱德和毛泽东便立即率部转移。为了摆脱敌军的追杀，红四军日夜行军，孤军奋战，没有任何援助，更不用提人民群众的帮助了。

在这次作战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壮烈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受了伤，陈毅也差点被抓住。

当部队作战陷入困境时，争论便产生了，即关于集权和分权之争。

军中不少战士们提出分兵活动，朱德也表达了支持。而毛泽东则强烈反对分兵，他认为一旦分兵，红军各部很快便会被击破。

2月3日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会上，毛泽东果断压下了分兵的意见，不进行讨论，这让军中不少战士们都很不满。

会议最后，朱德实际上失去了决策权，军政大权都交到了毛泽东手中。起初，毛泽东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指挥得十分顺畅，部队也打了胜仗。

就在红四军的形势好转之际，中央“二月来信”又进一步导致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恶化。两人虽然都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中的内容，但毛泽东的表现则显得更加激进，他写信批评了中央。而朱德则并不支持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的做法。

同年5月，刘安恭奉命来到红四军中工作。红四军中的同志们只知道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误以为他是什么专家。于是，争论双方都想要争取他的支持。

刘安恭是支持朱德的，来到这里后，他开始挑拨，以各种方式让毛泽东一步步远离红四军的核心，这使得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与此同时，毛泽东深深感受到了当前近乎失控的局面，那就是“枪指挥党”的情况。

在5月底召开的临时军委会议上，毛泽东的处境陷入了空前孤立的状态。后来，毛泽东选择了辞职。

红四军“七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便因生病离开了红四军，去往蛟洋养病。

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会实现了他们一直想要的“民主”，参会人员一直在进行民主讨论，却始终没有一个决断，会议陷入了混乱，军中也一片乌烟瘴气。

这时，朱德也意识到了一味放任继续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于是，他同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工作。可以看出，这时的朱德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在新四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核心作用。

后来，毛泽东重返新四军，他跟朱德也达成共识，此后紧紧团结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南征北战。

陈毅曾在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时，提到自己反对过毛主席：

“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 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

陈毅说的“反对过毛主席”指的就是在“朱毛之争”中自己的态度。

1929年6月，因无法放手行使权力同时又要承担责任的矛盾，令毛泽东十分痛苦。于是，他提出了辞职。鉴于朱、毛的争论，大家一致决定由陈毅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会议的召开。

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召开，会议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共有50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分歧。

会议开始后，代表们畅所欲言，大家纷纷对毛泽东、朱德提出了各种意见，其中甚至有些过火的声音。中央派来的刘安恭更是用“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和调动”等激烈的言辞批评毛泽东。

其实，红四军“七大”召开前，毛泽东曾特意找过陈毅，希望他能够在会上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中的功绩。然而，在出现刘安恭这样的声音后，主持会议的陈毅却没有立即叫停。这让毛泽东有些意外。

更意外的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毅不仅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称他“搞一言堂”，还反对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的观点，表示这是“认识模糊”。陈毅同样也批评了朱德，称他“搞江湖义气”、“搞家天下”，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陈毅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令毛泽东十分恼火，但陈毅的发言却得到了会议大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也纷纷落选前委书记，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实际上，陈毅的本意是要缓和朱德和毛泽东的紧张关系，他并不想当前委书记。但已经选完了，他也只好走马上任了。

落选前委书记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遭到了自下而上的反对。“七大”后，生病的毛泽东和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一起离开了红四军。

同年7月中旬，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时任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解决。

周恩来明确反对更换新四军领导人，支持红四军前委的领导作用，并坚决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望。

在与陈毅的谈话中，周恩来更是要求他把毛泽东请回新四军主持工作，并批评陈毅说：

“去年湘南的溃败，就是你们不集权，光让群众讨论。第29团都是湘南部队，要到湘南，说去就去了，结果全部溃散。作战必须集权，你们是不对的。”

与陈毅、朱德交情甚笃的周恩来并没有被个人情感所操控，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先，不仅认为毛泽东当时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批评是有道理、有依据的，而且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要求陈毅请他回来继续主持工作。仅仅从这一点上来看，便能够看出周恩来的非凡胸襟和伟大格局。

10月，陈毅返回红四军，传达了中央的意见，随即便派人带着中央的信和自己的信去请毛泽东。陈毅诚恳地写道：

“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后来，毛泽东回到了红四军，陈毅、朱德向他做了批评，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三位领导人更加团结在一起，为党的革命事业并肩奋战。

1929年在“朱毛之争”中，林彪是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在得知毛泽东辞职的消息后，他更是给毛泽东写去了一封信：

“你今天提出的像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林彪的支持令毛泽东很感动。不过，在长征途中，林彪却也表达过对毛泽东的反对。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1月19日开始，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在赤水流域同国民党军开展运动战，并一直持续到了3月22日才结束。

3月9日，林彪和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苟坝会议”。会上，多数同志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朱德和周恩来也认为可以打。

毕竟经过这段时间的战斗，红军急需补充军需，而打鼓新场这个地方便是最佳选择。参会人员也都摩拳擦掌。

毛主席则态度强烈地反对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他甚至表示“你们要是硬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我就不当了。”

由于多数同志赞成，会议最终还是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提议，这让毛主席焦心不已。当晚，毛主席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详细说明了自己反对的原因，周恩来被说服了。

第二天，两人又召开会议，最终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被取消了。

毛主席之所以强烈反对打鼓新场作战，是因为这里被国民党重兵团团包围，蒋介石就是想要引诱红军至此，在这里进行决战。一旦进入这里，红军必然全军覆没。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毛主席才会如此激烈地反对。

此后，在毛主席的率领下，红军四渡赤水、北渡金沙江，并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重要胜利。但与此同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战士们已经十分疲惫，部队中开始弥漫着消极情绪。

5月8日，红军抵达四川会理，林彪发起了牢骚，更是给彭德怀打去了电话，反对毛主席的领导：

“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听后断然拒绝。紧接着，林彪给中央写去了一封信，并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提出“换一个人指挥部队”。

看完林彪的来信后，毛主席十分震惊。此后，他花费了整整五天给林彪写去了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终，随着毛主席率领红军跳出蒋介石的重重包围圈后，无论是林彪，还是中共中央的其他同志，大家都真正从心里和思想上真正开始紧紧追随毛主席。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当时“左”倾思想已经在军中占了上风，会议对毛泽东“诱敌深入”、“游击战”等战略提出了批评，要求“对中心大城市进行武装进攻”。

会上，毛泽东坚持己见，认为以红军当前的实力是不能够同国民党军进行正面交锋的。于是，宁都会议在关于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线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地争论。

朱德、彭德怀、周恩来主张毛泽东留下来继续指挥军事，而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

最终，毛泽东还是离开了前线。在这次争论中，刘伯承选择站在了博古等人一边。

刘伯承是在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的，当时，他刚刚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是苏区唯一一个在外留过学的“科班生”。而且还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资历很高。

刚刚进入苏区后，刘伯承十分低调，但由于洋派在军事上需要一个人，而从军校毕业的刘伯承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就这样，刘伯承被迫卷入了这次的争论中，并一度被推到了前方。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离开了前线，而刘伯承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在前线指挥作战，并先后赢得了一些胜利。

与此同时，刘伯承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关于反对“游击作战”的理论文章，指责红军有着十分明显的弱点，即无法组织起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

然而，支持进行正规战术的刘伯承却在实战中遭遇了挫折。在指挥作战时，由于红军的武器装备落后，战士的军事素质差，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正规战。除了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外似乎别无他法。

于是，虽然曾经反对游击作战，甚至有些看不起的刘伯承，他并没有固步自封，反而开始研究起了游击。1934年初，刘伯承先后写出了关于开展游击作战的理论文章。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刘伯承已经开始赞同并支持毛泽东了。

当时，像刘伯承这样的军事将领还有不少，如同样喝过洋墨水，毕业于正规军事学院的聂荣臻、叶剑英。他们都曾在专业的军事学院接受了先进的、系统的军事训练和理论知识的学习，是我们党内第一批系统学习军事的党员。

起初，他们都希望率领红军以正规作战攻取中心城市赢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在现实面前，他们被狠狠打了一耳光。但同时也让他们开始意识到毛主席开展游击作战的成功。

1929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徐向前来到鄂豫皖苏区领导红军队伍。此后短短两年时间里，徐向前将原本只有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发展壮大到了4万人的部队。

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开始搭档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中开展工作。随着张国焘的到来，徐向前在红四军中的处境也变得越发艰难。他虽然还是红四军的总指挥，但在很多重大事情上却被张国焘屏蔽在外，不同他讨论，更不询问他的意见。这让徐向前十分失望。他也曾一度想要离开红四军。

随着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徐向前满心欢喜地认为自己可以借此机会离开红四军到中央去了。但这样美好的幻想没有持续多久便破灭了。

由于张国焘暴露出的野心，中央领导层为团结红四方面军中的同志，先后多次做了让步，但这却让他变得更加得寸进尺。在张国焘同中央提出一些条件中，也涉及了关于徐向前的职务问题。

受此影响，中央领导人在与徐向前接触时，显得十分谨慎，毛主席也是如此。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徐向前在会议上态度鲜明地支持红军北上。然而，到了9月，张国焘却执意南下。尽管徐向前再次劝他北上，但张国焘这次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一点儿也不肯妥协。

徐向前虽然支持北上、不愿南下，但他也不愿红一、红四分兵，更不愿红四方面军分裂。于是，在张国焘不肯让步的态度下，徐向前最终也同意了南下。

不久，毛主席便率领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第二天一大早，便有人来向徐向前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在，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在了。”

徐向前当即愣在了原地，足足半个小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让徐向前很受刺激，脑袋一直处于发麻的状态。直到前方有人打电话请示“要不要打”时，徐向前才反应过来，当即下令：“绝对不能打”。

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后，心情极坏的徐向前躺在床板上，一直沉默着。最终，徐向前还是跟随张国焘南下了。

直到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才再次北上，与朱德、毛主席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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