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参考资料

John King Fairbank; Merle Goldman (2006). China: A New History, 2nd edition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5th ed. 1995)

Mary Clabaugh Wright (1969).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ʻ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2nd ed.).

同治中兴（Tongzhi Restoration）的时期约在1860年至1874年，是一次清朝通过恢复传统秩序、采用西方技术等措施阻止王朝衰落的尝试。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内忧外患，严酷现实使清朝官员认识到强国的必要性。

同治中兴以皇帝爱新觉罗·载淳（1861-1875年在位）的年号命名，由年轻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1835-1908年）策划。然而，在重申旧思想的同时应用“新知识、新技术”的复辟，“并不是真正的现代化计划”。对于同治中兴究竟是阻止了王朝的衰落，还是仅仅推迟了王朝的覆灭，学术界存在分歧。

同治中兴是以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地方官员领导的自强（洋务）运动的直接结果，目的是振兴政府、改善军事和经济条件。自强运动最成功的项目是其第一个项目，即1861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外交事务。

1862年设立了英语和法语的外国语学校，但入学人数很少，因为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更愿意埋头准备儒学考试。1865年、1867年建立了兵工厂，1866年建立海军造船厂。它们的产品在对抗欧洲列强的战争中表现很差，但确实为朝廷镇压农民起义提供了优越的火力。1870年建立机械厂，1872年开始派学生赴美国深造，1877年开办煤矿，1888年北洋舰队下水……

徐中约博士（Dr. Immanuel Chung-Yueh Hsü）的结论是，这些改革基本上是表面的，而且大多局限于军备和机械方面，没有尝试借鉴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因此“只触及了现代化的表面，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突破”。

对法国、日本战争的两次重大失败，证明了中国无力自卫。改革组织得很差，没有得到任何触及根本指导，只能由装备落后的省级当局负责，并且互相掣肘。

研究同治中兴课题的首席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将其描述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搏”，认为“不仅是一个王朝，而且是一个看似崩溃的文明，在同治中兴的推动下又苟延残喘了六十年，是1860年代杰出人士的非凡努力。”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写道，“清朝能够在国内和国际的忧患中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被称为同治中兴的一系列政策和领导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