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花村人

世事桑苍，人间转换。

妈妈她们从枪炮声走来。淮海战役的胜利，引领人民军队走进城市。妈妈参与了接管地处苏鲁豫皖边中心城市徐州的工作，担任一个区的妇女主任，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建设新社会的工作。

妈妈。摄于1958年，5月

解放初期，那时的家处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之中，好像永远不会停顿下来。爸爸先从鲁南军区调徐州警备区再调到市委。那时江苏未建省，徐州归山东分局管，相当于三级军区的权限。仅过了年把，爸爸又调到北京，在北京住得时间较长，有四五年，换了三四个住处，先住在中办的大院里，后搬到东四条，最后落脚在那时叫新北京的百万庄。每搬一次家，妈妈都累得喘不过气。

妈妈随着爸爸的调动而调动，四处奔波，操劳家里家外。一个环境刚适应，又一个新去处在等着她。而这一切，均发生在她在连续生育后代的过程中。

爸爸，及依偎两边者是大姐、二姐。摄于北京，1952年

她在1949年底生下我后，又接连生下三个妹妹，一个弟弟。虽然那时实行供给制，家里还有一个大奶奶（即我未出五服的叔伯奶奶，孤寡）在帮忙，但作为母亲的她，仍然事无巨细地亲力亲为。每天一下班就忙着拾掇家务，缝补浆洗，照料老幼，辛苦异常。

1953年后国家对干部实行薪金制，家里人口多，还有老家的长辈和亲戚需要接济，父母的收入与一般人相比可能不算少，但经济压力还是挺大的。不过，妈妈十分知足，说跟过去比要好多了。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一个子掰成两瓣花，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大家庭。

我的大伯父因为在抗战时期受到伤害，丧失了生育能力，无后，倍感孤独。按家族的传统习俗，可以过继自家兄弟的子女为后嗣。三个爷爷多次提出可让大伯父收养我家一个女孩，这样既被视为理所应当，又可为我们家减少经济负担。但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既然把你们生下来，我就有把你们抚养成人的责任和义务，便一直未松口。

大奶奶，怀抱着未满周岁的五妹。摄于北京，1953年

妈妈在我长大后常对我说：富有富养，穷有穷养。七个孩子一个样，一个都不能少。解放后我多次到沂蒙山区把你战争失散的大姐找回来是这样，那时老乡不舍得给，费了多大的劲呀，后来不忍心让你伯父收养你的妹妹也是这样。

家在北京四年多，妈妈有三年是在脱产学习中渡过的。组织上把她送进中央直属机关干部文化学校(当时附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她小时侯在村里只读过一年私学，参加革命后在根据地的“识字班”里补习过，挺多算又多认了几个字，文化底子薄。

参加革命后，妈妈倍感文化水平低的艰难，这次让她脱产读书，她高兴而激动。当然她也有些顾虑，既怕基础差完不成学习任务，更觉得孩子小，家务重，忙不过来。但她后来想通了，绝不能知难而退。

妈妈珍惜光阴，两头兼顾，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居然按期三年完成了初高中课程，取得了吴玉章老前辈签发的干部文化学校的毕业证书。妹妹芸芸跟我说，为写悼词她查阅了妈妈的档案，成绩单上清楚地记录着妈妈当年的学习成绩：初、高中结业成绩除一二门是四分外，其它各门都是5分制的满分，还被评为优秀学员。

这可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成绩呀，之中包含了多少的心血耗费和酸甜苦辣。要知道这对于要抚育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正处于哺乳期的母亲意味着什么。

二姐说，妈妈生小弟时，一边坐月子，一边学习，常常在她醒来后，还能看见妈妈在台灯下看书、做作业。

回想这幅图景，真觉得妈妈的不易。哪里是在学习，似乎是在拚命。在她的内心里永远有一股子不听信命运摆布的劲头。

凭着在速成学校打下的底子，妈妈工作起来也有了底气。

妈妈后来在上海、武汉工作时当过710厂(中国无线电产业的母厂，直属四机部管辖的央企)二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晚年她曾骄傲地回顾道，在她的任上生产出新中国的第一部坦克和舰艇电台。

1958年家搬到武昌水果湖，妈妈在工业厅科技处(后省机械研究院)任总支书记，她与那些工程师们打成一片，相处很好，叔叔阿姨们常来窜门。那时我小，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只听到笑声一片。现在想来，她这个“大老粗”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还能当个家，搞得风生水起，真不知道她有什么凭借。

1961年到广州后，她的工作变动似乎更频繁，懵懂中记得她在区政府，以及市里的检察院、监委干过。虽然她听不大懂粤语，但不妨碍她与同事交流，她似乎如鱼得水，与同事相处密切，还学会了做点粤菜，煲汤、炸煎堆、蒸叉烧包…

“文革”中她也受到了冲击，但由于“官”不大，历史阅历简单明白，很快就被宣布“解放”，被“三结合”了，先后在市里的几所医院、疗养院当过领导。那时我己下乡、入伍，她写信说，现在工作很好，让我放心。

1971年爸爸心脏病复发住院，我回广州探亲。我曾去过她下去工作的市第㐅人民医院。看到这个医院的一大片院区是精神病区，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地方挺瘆人的。她却说，能让病人恢复理智，让不少家庭解脱痛苦，这不挺有意义的吗？组织上信任我，让我来，我怎能讲什么价钱。现在这所医院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也是国家指定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权威机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法院系统工作，曾因办案需要，走访过这家医院，并写过调查报告，才知道这个单位存在的意义和地位。当时这所医院的几个老教授还记得妈妈，都说那个老干部真是个好人，“一打三反”时期保护过不少人。

前排为妈妈、大奶奶和爸爸，后排站立者为我和弟妹们。摄于武昌，1974年

七十年代中期，妈妈好象还到龙洞的干部疗养院工作过一段时期。

“文革”后期，云水翻腾，世态炎凉。爸爸还有想干点实际工作的念头，便请调回到武汉，怎奈病体缠身，一镢不振，难以坚持工作。

妈妈又一次回来武汉，她知道那个时候乱，就在家等待分配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照料父亲的生活上，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办理了离体手续。

妈妈性格平和，遇事不慌，知天达命，随遇而安。她无奢求，干实事，不攀比，有修养，永远是我们做人处事的榜样。

2025年3月25日 写于广州东山献给清明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