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6日，国民党海陆空军举行联合军演，军演前的阅兵式上，负责安保工作的“国防部”情报局在炮兵方阵的几门大炮中发现被人装填了实弹，且炮口正对着阅兵式观礼台的正中央，那个位置正是蒋介石即将对受阅部队发表讲话的地方。

受阅部队炮兵战术教官郭廷亮少校当即被捕，郭廷亮出身税警总团，是孙立人的旧部。情报局从其家中搜出的通讯薄上的100多名校尉军官也均为新1军旧部。

情报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审讯郭廷亮，威逼利诱，终于拿到了郭廷亮的供状。“证词”直接将“背后主谋”指向了原新1军军长、前陆军总司令、时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

接上篇——

奉蒋介石命令，以陈诚为首的9人调查委员会从毛人凤的情报局接手此案后，详阅炮兵少校郭廷亮的供状，因为缺乏关键性证据，始终无法坐实背后的主谋就是孙立人。

要把此案办成“铁案”，就必须为孙立人“找出”合理的“作案动机”。

于是，孙立人之前的很多言行都被收集出来作为“旁证”，“作案动机”很快就被“查实”了。

据前陆军总司令部第5署督训组中校组长江云锦供述：

孙立人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之前，要求江云锦利用日常督训部队的便利，于每一团中指定第4军官训练班（全为新1军旧部）毕业生中军衔最高者，作为联络人与其他同学进行联络。之后，孙立人因江云锦串联迟缓，便将联络事宜改由郭廷亮负责。

据炮兵战术教官郭廷亮少校供述：

孙立人被免去“陆军总司令”，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后，曾多次召集旧部私下聚会，并指责“总统”当年利用他制衡陈诚时曾经许诺，待他“陆军总司令”任期一满，就直接升任“参谋总长”。结果不但未被晋升，反被罢黜。

民国44年（1955年）5月15日，我到台北晋见孙立人，向他报告联络工作进展情况，他让我加快联系进度。

他有他的意图，就是利用我联络部队学生造成一股势力，作为他兵谏的本钱。我也有我的意图，我就是利用他的关系达成兵运工作和刺蒋任务。

据涉案其他成员王善从、田祥鸿、刘凯英等人供述：

5月16日，郭廷亮从台北返回屏东，说孙立人嘱咐众人不要轻举妄动，等他月底到了屏东后再行计划具体事宜，但要求大家暗中做好一切之准备。

据“国防部情报局”（前身为保密局）存档显示：

早在抗战时期，军统电讯处就曾侦知孙立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秘密建立联系。

据保密局台北特勤组侦悉：

民国38年（1949年）6月，美国驻台北总领事艾嘉与孙立人秘密会面，孙立人称蒋先生与陈诚在治国治军的方略上，起码落后时代五十年。并提出，让艾嘉尽快安排其赴日本与麦克阿瑟会面。

民国38年（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北代办斯特朗代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与孙立人秘密会面，称美国政府已对蒋先生彻底失望，如孙先生愿意作出“伟大之抉择”，美国政府将予以全力支持。

民国39年（1950年）2月21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安排并陪同孙立人搭乘麦克阿瑟派来的专机，赴日本与麦克阿瑟会面。

孙立人返回台北后虽向“总统府”作了汇报，却隐瞒了会面时与麦克阿瑟就《台湾未来发展草案》之商讨。

这份由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肯南拟就的，已报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批准的草案建议：以孙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以“反共、保台、联美”为主旨，对蒋实行软禁或放逐，同时铲除其亲信。

草案中强调：驱逐蒋之独裁，使孙成为亚洲橱窗，建成美国对外政策之模板。

当日参与会谈的还有美国海军第7舰队前任司令官柯克上将，柯克表示，美国对台湾现政权已不抱任何希望。但美国不能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请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兵变夺权）之责任，美国将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

柯克上将称，请孙立人尽做作出抉择，他愿意以麦克阿瑟将军特使的身份随时往来日台，与孙立人保持密切联系。

陈诚称“9人调查委员会”查实：

孙立人因“台北圈地事件”、“抵制军队政工制度”、以及“职务变更”等缘由，对“副总统”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情报局长”毛人凤、“总裁办公室特别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唐纵等同僚积怨颇深。

其不仅从未反省自身性格缺陷，检讨孤僻乖张言行，反而认为自己被军界高层联手打压，愈发与同僚共事之时嚣张跋扈。

孙立人任职陆军总司令5年，国防部”每周例行军事汇报会，其从无一次准时到会。其理由荒唐可笑，因不愿向“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周至柔敬礼，以至每会必定迟到，迟到则能避过敬礼。

孙立人出于泄愤，别出心裁在陆军中召开“士兵良心会”，让士兵对长官提意见。

孙立人在会上致辞：现在社会黑暗，军队黑暗，人心不古，长官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埋没了良心。大家要共同呼吁，让“国防部”的高级长官们都来听听士兵们的良心话。

其险恶用心只为激化军队上下层级矛盾，将不明真相的士兵们凝集于身边为其所用，从而实施兵变，铲除宿敌。

以陈诚为首的9人调查委员会“查证”出孙立人“兵变”的动机后，首先便要坐实郭廷亮、江云锦、王善从、田祥鸿、刘凯英等人的证词。

这些证词都是由“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通过对一干“嫌犯”审讯获得的。

据2001年孙立人获当局平反后，情报局解密的材料显示，当年被抓捕的103名校尉军官，人人都曾被酷刑逼供，个别人甚至被刑讯致残。

这里，首先要讲到的就是炮兵教官郭廷亮少校。据郭廷亮后来讲述，被捕当日，立即遭到了严刑拷问，逼迫他承认自己是“潜伏共谍”，受人指使，实施了“暗杀总统”的阴谋。

可是，郭廷亮本来就不是间谍，毛人凤让他说出受谁指使，他总不能胡乱攀咬啊……

于是，20几名情报局特工分为两班，连续10多天给他上“老虎凳”，不分昼夜地拷打，还将其双手反铐身后，用一条铁链吊了起来，双脚不能触地，一吊就是3、4个小时。

要说这郭廷亮少校也真是一条硬汉，吃尽了各种苦头，始终不肯认罪。

郭廷亮只对自己知道的事情进行如实供述，说1948年在新38师任榴弹炮连上尉连长驻防沈阳时，认识了义和米栈的老板白经武，因为同是云南人，一来二去便成为了朋友。

后来通过白经武，又认识了白经武的哥哥白经文。通过白家两兄弟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李玉竹。

1948年10末，沈阳即将陷落前，白经文为郭廷亮拿到了解放军开具的通关路条。

由于其妻李玉竹与白家兄弟是亲戚，郭廷亮携妻逃离沈阳时，白家赠送李玉竹十两黄金，嘱其途中如遇危难也许可以保命。

郭廷亮承认自己是私自离开部队携妻潜逃，也承认潜逃途中是用从白经文处得到的解放军路条顺利通关的。

但是，白家兄弟是否是共产党，自己一概不知。且赴台后，自己及妻子就已经和白家兄弟再无任何联系。

但是，在各种酷刑中咬紧牙关坚持了近40天的郭廷亮，到了7月14日这天，突然就招供了，不仅承认自己是“潜伏台湾的匪谍，还指认“兵变行动”是受孙立人指使。

郭廷亮突然改口，突然招供，这突如其来的转变，究竟怎么回事呢？

1988年3月22日，就在蒋经国去世后的第68天，台湾《自立晚报》在头版用加黑加粗的字体刊载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

《独家 孙立人案关键角色郭廷亮陈情书》

该报用庞大的篇幅在报纸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全文刊载了已缄口不言长达33年的郭廷亮首次讲出了“孙立人兵变”事件真相。

郭廷亮开篇声明，当年自己在“孙立人兵变案”中作出伪证，并不是为了给自己“脱罪或减罪”，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罪。之所以作伪证指控孙立人为“兵变案主谋”，完全是为了保护更多的无辜者免受此案牵连。

《自立晚报》详细地描述了当年的“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毛人凤对“孙立人兵变案”的全部取证过程：

1955年6月，郭廷亮被带到高雄凤山审讯的当天，20余名情报局特工分为两班，昼夜不停地对其进行逼供，逼迫其承认自己是潜伏的匪谍，要其交代“如何与孙立人相互勾结，互相利用，实施“屏东机场兵变”。

“老虎凳”、“辣椒水”、“灌水窒息”、“背拷吊打”等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曾连续10天10夜不许睡觉，一旦睡着即用冷水泼醒。近40天的折磨中，郭廷亮从精神到肉体虽已全面崩溃，但始终不肯低头就范。

期间，郭廷亮的9份审讯笔录中，没有一个字承认自己是“匪谍”，没有一句话说孙立人是“主谋”，始终强调自己对所谓的“兵变”一无所知。

当情报局特工讯问从其家中搜出的通讯簿上100多名校尉军官名册，以及名字下方标注的金额，是否为孙立人出钱让其四下联络旧部，收买人心，为“兵变”积蓄力量时，郭廷亮解释道，这本子上记载的事情倒不假，但跟“兵变”没有半点关系。

郭廷亮说，孙立人人品高上，傲上而不欺下，这些人都是孙立人从前的旧部，而且多为下级军官，有的人还拖家带口，从大陆撤台后，在等待“国防部陆军训练部编练”的日子里没有任何收入，生活拮据，很多人生活都过不下去。

及至获得“编练资格”，被编入第4军官训练班时与老长官孙立人重逢，时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的孙立人这才知道了老部下们生活上的困境。

得知旧部日子过得困难，孙立人拿出自己多年来的大半积蓄，委托郭廷亮给这些人送点钱，加强点联系，彼此好有个照应。

通讯簿上的名册和金额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孙立人做的一件好事，并非“兵变”佣金。

但这样的口供，肯定不能够让毛人凤满意。眼见硬的不行，毛人凤便用软的……

郭廷亮之所以最终改口，《自立晚报》刊载原文如下：

1955年7月14日晚上8点，郭廷亮随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少将同往台北毛公馆晋谒毛人凤上将，旋蒙毛上将亲切接见，谈话两个多小时。

那么，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毛人凤到底跟郭廷亮谈了些什么，使其立即改口，不仅承认了自己是“匪谍”，还指控“孙立人是主谋”呢？

郭廷亮在《自立晚报》上的“陈情书”上是这样说的，大意如下：

毛人凤把郭廷亮的妻儿都抓进监牢，然后让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少将将郭廷亮从高雄凤山看押所“请”到了台北毛公馆，也就是毛人凤自己的家中。

毛人凤以郭廷亮的妻儿作为威胁，胁迫郭廷亮写下“自首书”，承认“自己是匪谍，与孙立人互相利用，策划兵变”，以此换得获释。

《自立晚报》原文：

“尤令郭伤心流泪、苦痛万分的是，稍后毛人凤还让挺着怀孕已五个月大肚子的妻子李玉竹和两个稚龄的儿女来看他。此举令郭从精神上几近崩溃。”

毛人凤还一再重申，向郭廷亮保证，只要你按照我说的话这么做了，你的军籍和军职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前途反而会更光明。

毛人凤还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再扩大，不波及通讯薄上面的100多人，能够尽早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

所以我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处理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

这一套操作下来，郭廷亮在如此的威逼利诱之下，别无它法，只得就范。

郭廷亮随后被送回高雄凤山继续看押，而毛人凤则邀功心切，在尚未拿到郭廷亮“自首书”的时候，第二天就将“兵变案”大致情况写成报告，呈送“总统府”。

但是，毛人凤所呈送的这份审讯报告和侦查报告里所列出的内容，因为缺了郭廷亮的自首书，此时若是硬要往孙立人身上套，还缺乏实质性的证据。

于是，蒋介石收到毛人凤的报告后，令陈诚为首的9人调查委员会，彻查“孙立人兵变”一案。

陈诚随即下令“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在宪兵的配合下赶到孙立人家中，收缴孙立人警卫枪支，并将卫队、厨师、司机遣散。

嗣后，宪兵把孙立人“护送”至台中软禁。情报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则带领特工进入孙立人家中搜查。

从孙立人家中搜出了一封原军委会少将高参，现台中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写给孙立人的信，内容尽是劝孙反蒋的“大逆不道”之言。

耐人寻味的是，这封信呈送“总统府”后，蒋介石批复：

“徐为文人，与美及中共并无勾连，不必深究。”

由此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眼中，所谓“孙立人兵变案”的证据，必须是与美国或是中共扯上关系的，才算是“铁证”，其他的都可以不纠。

徐复观因此逃过一劫。

而以陈诚为首的9人调查委员会，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包括素与陈诚不睦的何应钦和王云五二人，根本就不相信孙立人会“策划并发动兵变”。

于是，何应钦和王云五决定亲赴高雄凤山聆讯郭廷亮。

9月12日，完全按照毛人凤的授意写完“自首书”，并已经上交给毛人凤的郭廷亮，突然被何应钦和王云武约谈。

于是，郭廷亮立马翻供了。

《自立晚报》刊载的“郭廷亮在陈情书”中这样写道：

“我为什么又突然翻供呢？因为我想将事实真相向何委员、王委员提出报告，并将所杜撰伪编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等加以说明和否定，以免犯下欺骗和伪证罪。

两位委员走后，毛上将夜里从台北赶到高雄，将我提到审讯室，对我说道，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之所以要你这样做，完全是执行高层的决策。

你只有始终按照自首书上的话，我才能保全你的妻儿和通讯薄上一百多人的安全。这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了，用你和孙上将两个人，来保全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身家性命。

在此情况和压力下，我除了向毛上将表示照他的意志去做外，别无考虑的余地。”

郭廷亮在“自首书”中，将自己与孙立人的关系，归结为“相互利用”。

“他有他（孙立人）的意图，就是利用我联络部队学生造成一股势力，作为他兵谏的本钱。我也有我的意图，我就是利用他的关系达成兵运工作和刺蒋任务。”

但这仅仅只是一面之词，并无其它证据佐证，无法以此定案。9人调查委员会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最后拿出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是：

“经查，郭廷亮确系潜伏匪谍，但其行动是否受孙立人指使，查无实据。至于私下联络旧部，资助匪谍基本属实。”

这份报告虽然没有明确证实孙立人“策划并组织兵变”，但光凭后面这两条，孙立人就难逃“法网”。

至于孙立人“亲美反台”，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美国海军第7舰队前任司令官柯克上将等人勾连，意图“取蒋而代之”等事件，反而不能写入调查报告之中。

这些不能写入调查报告的事件，反而是最为真实的记录，全部有档可查。这才是蒋家父子必须扳倒孙立人的真正原因。

而旁人之所以落井下石，也只是借蒋氏父子之手，来清算与孙立人结下的旧怨。

譬如：

孙立人每次在台湾与美国人秘密见面的情况，都是由毛人凤的情报局特工进行窃听和侦听所获。

孙立人赴日与麦克阿瑟、柯克上将的会谈内容，都是由“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特别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唐纵安插在麦克阿瑟官邸的特工，一位菲律宾籍女佣所提供的情报。

其他诸如孙立人藐视上司，与同僚不睦，在士兵中建立“良心会”等等“劣行”，也都是与孙立人素有嫌隙的“副总统”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情报局长”毛人凤等人所罗织的“罪名”。

目的就是借蒋氏父子之手，众人再添一把火，联手扳倒孙立人。

那么蒋介石又是如何处置孙立人的呢？

1955年10月31日，蒋介石根据以陈诚为首的“9人调查委员会”呈报的长达16000字的调查报告所罗列的一系列“罪状”，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匪谍”、“密谋犯上”等等“罪名”，革去了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的职务。

但是，蒋介石对犯下“如此重罪”的孙立人，采取的却是“不抓、不审、不问、不判、不杀、不关、不放”的7不原则，将其软禁在台中市的一幢平房里。

从此，孙立人成为了“张学良第二”，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禁生活。

直至1988年5月，孙立人才被解除“监护”，获得了“相对自由”。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之后一直隐居台中市向上路寓所，从此深居简出。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于台中市病逝，享年90岁。

郭廷亮则于1956年9月29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日被蒋介石特赦，改判无期徒刑。

此案受牵连者达300余人，或遭开除军职，或遭军法审叛，江云锦、王善从、田祥鸿、刘凯英、陈良埙、李成亮等人均被逮捕入狱，各处刑期不等。

而毛人凤给郭廷亮的承诺，还未来得及兑现，仅仅15天后，毛人凤便于10月14日“突然去世”，之前的承诺成了一场空。

郭廷亮被秘密单独囚禁在一间不足10平方的牢房内，与外界完全隔绝。不许动笔，不许阅读书报，每天仅有15分钟的放风时间。

1975年，已入狱20年的郭廷亮被蒋经国特赦，但出狱之日却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郑为元秘密移送到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任图书馆管理员，被长期软禁在绿岛。

直至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郭廷亮才重获自由，离开绿岛与家人团聚，但始终处于情报局特工的监视之下。

就在《自立晚报》刊载“郭廷亮陈情书”3年后，郭廷亮却突然死了……

1991年11月16日上午11时25分，71岁的郭廷亮独自从台北搭乘第109次复兴号至中坜。

50分钟后，12时15分，当火车到达中坜火车站停车上下乘客时，郭廷亮被人发现掉落在月台的第七、八节车厢之间，送医院抢救时，途中就已身亡。

据当年参与“郭廷亮坠车案”调查工作的朱浤源事后指出：

郭的死因系右顶骨骨折造成的颅内大出血，绝非事故，而系人为。

2001年，台湾监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称：

“四十六年前的孙立人兵变案纯属冤假错案，孙立人及郭廷亮等人根本没有参与任何反叛活动，完全是被人栽赃陷害。”

——但此时，斯人已逝，这个平反来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