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将领，才有资格指挥几十万人马的大兵团作战？
回答这个问题前，先说一个梗，这个梗叫作“会师上海火车站”，很多年前在天涯论坛上看到过的一篇帖子。
帖主写道：
渡江战役时，我若指挥一个师，我就给三个团长下命令，过江后一刻不许停，马上朝上海攻击前进，分头攻取虹口、普陀、徐汇，最后会师上海火车站！
我若指挥一个军，我就给三个师长下命令，过江后一刻不许停，马上朝上海攻击前进，分别攻取嘉定、青浦、奉贤，最后会师上海火车站！
我若指挥一个兵团，我就给三个军长下命令，过江后一刻不许停，分别攻取常熟、苏州、嘉兴，最后会师上海火车站。
我若指挥一个野战军，我就给各兵团司令员下命令，让其分别攻取合肥、南京、杭州、昆山，最后会师上海火车站！
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上海火车站！
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
评论区有人逗贴主：
非得是上海火车站？为什么不选外滩、迪士尼、浦东机场、虹桥机场这些地方会师呢？
帖主答道：
1、上海火车站有南北广场，候车室的卫生间也挺多的，拉和撒容易解决，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绝不能随地大小便。
2、上海解放，大仗也就基本打完了。很多官兵要复员回家，或者转入地方工作。部队会师上海火车站，就是为了让大家买火车票方便些。
而如果选在外滩、迪士尼这些地方会师，大家去火车站买票还得挤公交、倒地铁，太不方便了，中途要是坐过了站，走丢几个人，这样的非战斗减员，传出去不太好听，让兄弟部队笑话。
3、为什么不选浦东机场或者虹桥机场？主要是飞机票太贵了，就算虹桥机场下面就有火车，可那是动车和高铁，咱们人民军队绝不贪图享受，有绿皮车厢就绝不坐动车和高铁。
以上文字虽是博人一乐的玩笑，但起码说明一点，大兵团作战事无巨细，必须连“拉和撒”这样的小事都要考虑进去，身为一名高级指挥官，面对千头万绪的事务，如何决断和部署，实非常人所能及！
黄桥战役中，粟裕计算敌人开进时间，就连敌人行军时，人与人之间距离多远都考虑到了。
别说几十万大军打仗，我们就只说一个10万人马的兵团行军（骡马化行军），如果人均间隔1米的话，10万人就是10万米，10万米就是100公里。
100公里什么概念？
10万大军如果从苏州市中心观前街出发，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上海人民广场吃着炸鸡了，后卫部队还在苏州观前街上悠闲地喝着绿豆汤。
就算是排成4列纵队，前后也长达25公里。也就是说，先头部队已经出发5个小时了，后卫部队还在原地一步未动，根本就没有挪窝。
所以，任何一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官，绝不可能让这10万人马都从同一个地点出发，至少也要分为两至三路大军，才可能以骡马化行军方式由苏州向上海攻击前进。
至于哪一支部队打头，哪一支为左翼，哪一支为右翼，哪一支垫后，粮草如何运输，弹药如何保障，所需骡马车船如何筹措，各级指挥机关及后勤分队如何开进等等计划，绝非一个普通将领所能胜任。
尽管兵团的参谋机关会提前做出计划，但行与不行，最终如何实施，仍然是兵团指挥官所要运筹帷幄的决断。
指挥一个兵团行军尚且如此，指挥一个野战军作战，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秘密南下，辽沈决战已经箭在弦上，70万大军引弓待发。
整个作战计划，东北野战军全军奔袭达1000多公里，要从黑龙江齐齐哈尔乘火车经昂昂溪、彰武、阜新，到达义县，从义县再经公路运输，最后到达锦州。
在没有制空权，而且在长春和沈阳都驻有国民党重兵的情况下，这么长的运输线很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切断。
大兵团作战劳师袭远，补给不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林彪，作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南下的这一路上，心情都是忐忑不安的。
就连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警卫战士都能看出来，这一仗打胜了就是大胜，一战可定东北。打败了就是大败，就要退回江北去，当时的林彪，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当火车行驶到彰武时，林彪接到一个坏消息，蒋介石从华北和山东调集的7个师已经开始在葫芦岛登陆，而葫芦岛距离锦州仅仅只有50公里。
这就意味着敌人的10万大军在机械化开进的方式下，最多在10个小时之内就能兵临锦州城下，使东北野战军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险境。
这让林彪顿时紧张起来，战略思想产生了动摇，“准备一桌菜，来了两桌客”，这是林彪的湖北土话，他就是这么告诉罗荣桓和刘亚楼的。
此时，林彪犹豫不决，他想放弃攻打锦州，回师攻击长春。
辽沈战役开局，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这让一向沉稳的林彪权衡很久。一向不吸烟的他，甚至向罗荣桓要来了一支烟，放在鼻翼下面不停地嗅着……
以至大军已经兵发锦州途中，林彪仍然命令列车停在彰武整整一天一夜，他要仔细思考，到底该如何抉择。
这时候，参谋团队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任何决定，都必须由林彪自己决断。
就在这天晚上，林彪发出了那份让主席十分生气的著名电报。林彪在电报中写道：
“估计攻锦州时，需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援敌。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士气必甚低，故目前如攻长春把握大为增加。以上两个行动方案，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1948年10月3日凌晨，主席用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电报回复林彪：
“五月和七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回电中一连用了两个“不敢打”，措辞之严厉，语气之严峻，是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起草的所有电报中，绝无仅有的。
受到主席批评后，林彪最终下定攻锦决心。决心一定，不再犹犹豫豫的林彪转瞬之间就作出了战役部署。
“刘亚楼，你记一下，我作如下部署调整：以四纵、十一纵加两个独立师，强化塔山防线；二、三、七、八、九五个纵队加六纵十七师，包打锦州；十纵加一个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十二纵加十二个独立师围困长春；五纵、六纵两个师监视沈阳；一纵作总预备队。你复述一遍。”
千万别以为这个作战部署真就是转瞬之间就能够做出来的，在彰武火车站停车的这一天一夜里，林彪的脑海中酝酿过无数种作战方案，这个方案则是所有方案之中的优中选优。
毫无疑问，林彪是我军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能够指挥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大军作战的杰出将领之一。能与其比肩的，也仅有彭帅、徐帅、刘帅、以及粟裕大将。
但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特点也显而易见——顺境取胜易，逆境翻盘难！
林彪初到东北，从1945年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到11月26日锦州陷落，短短10天时间，整个辽西走廊就尽落敌手。
半年之后的四平保卫战，刚刚缓过一口气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又在孙立人的新1军、廖耀湘的新6军、赵公武的第52军、陈明仁的第71军合围下，被迫放弃四平，全军北退松花江。
杜聿明拿下四平之后，迅速攻占辽源，5月24日占领梅河口、海龙，5月26日占领双阳、5月27日占领磐石、九台，5月28日占领永吉，5月29日占领德惠，5月30日攻占农安，孙立人的新1军已追抵双城，距离哈尔滨不到百里。
林彪本已做好上山打游击的准备了，一道突然而至的“停战令”勒住了杜聿明的手脚，林彪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时间。
9个月后，恢复了一些元气的林彪卷土重来。但是，结果却不令人满意。
1947年2月，德惠战役攻坚失利。6月，三战四平无功而返。
至此，林彪从1945年11月山海关失陷至今，已整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几乎是屡战屡败。
东北野战军战史上引以为傲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二下江南”，便是折戟在潘裕昆坚守的德惠城下。
而4个月后的三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更是以80000余人围攻陈明仁30000余人，虽兵力两倍于敌，最终却还是无功而返。
林彪很不习惯打“逆风战”，对于他来说，逆风翻盘确实有点难！
直到18个月后，经过养精蓄锐，林彪再次卷土重来。首战，31个小时攻克锦州，有了这第一个大胜仗，接下来便愈战愈勇。
这才有了后来的气势如虹，势如破竹的雄兵百万，自此之后才挺直了腰杆。解放全东北后，战平津，下两广，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角天涯，立下了卓越功勋。
以致后人评价其指挥特点——
“顺境取胜易，逆境翻盘难！”
林彪的作战风格正好与粟裕相反，著名军史作家铁流在其书中这样写道：
粟裕早年随方志敏、刘畴西在谭家桥、怀玉山的惨败经历，对他后来的军事生涯影响极深。
1934年，粟裕任红7军团参谋长，中央红军长征前，该部随方志敏领导的抗日先遣军北上，掩护主力转移。红7军团在谭家桥、怀玉山两战两败，只有粟裕和少数人员成功突围得以生还。
之后，粟裕率余部长期在闽浙皖坚持敌后游击战，打的全是险战，正是这样的险恶环境造就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粟裕从闽浙红军开始，直到后来的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由于常年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打“逆风战”已经成为了粟裕的习惯。
指挥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难的任务，需要指挥官具备很高的指挥和管理能力、时刻保持警觉、具备很高的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
同时，还必须具有杀伐决断的果敢和勇于负责的担当。在这一点上，则被粟裕体现得淋漓尽致。
1948年7月，豫东战役第二阶段，华东野战军围歼区寿年兵团的战役目的顺利达成后，粟裕正准备回师围歼铁佛寺的敌整编第72师。
7月2日清晨，战场形势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黄百韬的整编第25师和第3快速纵队已经突破了华野防线，推进到了帝丘店。
此时，3纵、8纵、10纵仍在阻击邱清泉的整编第5军，粟裕手中除了刚刚结束龙王店战斗，正准备移师铁佛寺围歼整编第72师的1纵、4纵、6纵外，已经没有任何机动兵力了。
更糟糕的是，邱清泉的整编第5军，眼见区寿年被俘，龙王店失陷，马上放弃了和宋时轮的10纵纠缠，除留下部分人马与10纵继续对峙外，其余部队则实施长途迂回，从侧翼逐渐逼近龙王店。
邱清泉与黄百韬两面夹击，而中间又有一个整编第72师蠢蠢欲动。华东野战军顿时陷入了被敌东西合围，中心开花的被动局面。
此时，摆在粟裕面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
一、华野全军主动撤出战场，这样一来，豫东战役便打成了虎头蛇尾。
二、在黄百韬和铁佛寺整编第72师之间，选择一股予以歼灭。但是，这样的打法相当冒险。
选项一，这不符合粟裕的性格和作风。
可是选项二，无论打黄百韬，还是打72师，另一股必定来援，华东野战军将面临两线作战的险境。粟裕手中仅有的1纵、4纵、6纵又将分兵拒敌，无法形成合力。
这样的部署，极有可能打成胶着战，从而使华东野战军被赶来的邱清泉兵团合围，陷入死地，
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容不得指挥官再三犹豫，粟裕决心打一场险仗，用手中仅有的3个纵队攻击黄百韬的整编第25师和第3快速纵队，而置身后的整编第72师于不顾。
弃弱打强，这本是兵家大忌。
但是，这是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这是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破釜沉舟的唯一抉择。
如果打战斗力较弱的72师，毫无疑问，那会轻松很多，但帝丘店的黄百韬必定会从后面夹击华野，如此一来，华东野战军必败无疑。
所以，粟裕选择打黄百韬，粟裕在赌，赌困守铁佛寺的整编第72师不敢乱动，赌72师只会隔岸观火，绝不会放弃坚固工事而全师出援。
此役，粟裕赌赢了！
从7月2日打到7月6日，华东野战军用仅有的3个纵队攻击帝丘店的黄百韬时，龟缩在铁佛寺的整编第72师始终按兵不动，不敢派出一兵一卒。
战至7月6日下午18时，粟裕率部撤出战场，各纵队向陇海路以北转移，豫东战役胜利结束。
华东野战军连续作战整整20天，攻克开封、歼灭区寿年、打残黄百韬、重创邱清泉，以伤亡33000余人的代价，歼敌94000余人。
豫东战役，粟裕在处于敌军合围的危难之时，敢于如此决断，敢于如此用兵，在我军众多高级将领指挥的若干战役中，实属绝无仅有，独此一例。
战后，刚出大别山4个月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反复复盘，称之为：
“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这样的仗，中野打不了！”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坦承：
“我打仗历来慎重，我得有七成的把握才会打，如果只有五六成的把握，风险太大，我是不会打的。
而粟裕同志则不同，他是长期远离中央在敌后孤军作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为求生存不得不兵行险招。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不敢冒险，部队就活不下去。
这就养成了他的作战风格，像豫东战役这样的战场态势，这样的兵力对比，这样五五开的仗，全军也只有粟裕敢打！”
5月份率中央机关刚刚进驻西柏坡的主席，获悉豫东大捷后，感叹道：
“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战史评价——豫东战役的极限用兵，是淮海战役的战术预演。
1961年9月，主席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称赞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蒙哥马利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动情地说道：
“淮海战役一战打下来就彻底让蒋介石的军事集团灰飞烟灭，如此高超的指挥艺术有如神来之笔，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主席很谦虚地说道：
“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粟裕是我们湖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