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淞沪会战开始，历经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直至广州沦陷，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屡战屡败，半壁江山落入敌手。

值此最绝望的时刻，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

正是这次演讲，使国军的高级将领们重新坚定了战胜日军的决心和信心。

1937年11月12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黯然落下帷幕。

此役，中国军队投入73个师总计70余万兵力对战30万日军。最终，却以15名将官阵亡、全军伤亡25万人马的代价，被迫撤离淞沪战场。

几乎同期进行的太原会战，中国军队投入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计28万兵力，与日军4个半师团的14万人马在山西太原展开激战。

该役，中国军队虽两倍兵力占优，但战至11月9日，却以伤亡13万人，太原失守而告终。

接下来的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3日夜，由上海撤到南京的残部组成的15万中国守军（守将唐生智称不足8万），与20万日军血战13个昼夜，最终仅有4万余人成功突围。

此役，中国军队阵亡18名将官，其中5名中将，13名少将。

12月14日南京沦陷，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不仅使国民政府首都沦入敌手，更在接下来的6周时间里，南京城内的30万中国军民惨遭日军杀害。

接下来的徐州会战，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5战区虽然在前期的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却最终在日军的合围下，被迫全军后撤，将“徐州会战”打成了“徐州突围战”。

1938年5月19日，徐州会战以日军攻占徐州宣告结束。

幸运的是，“徐州突围战”中，失去重兵护卫的李宗仁和第5战区长官部仅率一个警卫团，在突围中虽然历经险情，但终究躲过了日军多次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突破包围到达安全地域。

日军攻占徐州后，由南京迁来武汉的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成为了日军“不惜任何代价，必须一战歼之”的战略目标。

于是，空前惨烈的“武汉保卫战”开始了。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保卫战”，也称“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在这场历时4个半月的战役中，先后投入14个集团军、50个军、200余架飞机、30余艘舰艇，总计近100万海、陆、空军部队。

日军除去5个师团的预备队（未参战），直接用于进攻武汉的部队，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的第2军、第11军一共10个师团。

参加进攻武汉的日军还有一个航空师团约300余架飞机，另有海军第3舰队130余艘舰艇参战，参战总兵力约为25万。

此役，中日军队兵力对比是4：1，结果却是兵力4倍于敌的中国守军，开战不到一周就丢了被蒋介石认为“至少能坚守一个月”的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位于彭泽县境内，与长江中著名的小孤山互为犄角。是“武汉保卫战”武汉外围防线的重中之重，是抵挡日军海军沿长江西进的极为重要的江防要塞，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整个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团设计，耗资无数，是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坚固堡垒。陆上设有炮台、碉堡数十座。水下设有人工暗礁35处，沉船49艘，3道水雷区一共布设水雷1765枚，还同时配置重兵防守。

但是，如此“固若金汤”的战略要地，却连一周都没能守住。战后，167师少将师长薛蔚英被军法审判，执行枪决。

马当要塞一丢，由冈村宁次率领的第11军迅速兵分水陆两路，水路沿长江西进攻占彭泽，接着进击湖口、九江、瑞昌，于9月24日占领富池口要塞后，成功开辟出通往武汉的长江水路。

陆路则由第101师团、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南进，一路上击败了负责沿途阻击的欧震第4军、李玉堂的第8军、李觉的第70军、王敬久的第25军，迅速攻至德安城下。

此时的日军第11军，只要击败扼守德安城的商震第32军，则南昌不保，通往武汉的陆路也将被日军打通。

千钧一发之际，叶肇的第66军及时来援，会同商震的32军、俞济时的74军、欧震的第4军，集4个军之合力，终于在德安城西面的万家岭挡住了日军第106师团的进攻，并歼其3000余人，史称“万家岭大捷”。

在整个江西北部地区的作战中，国军第4军、第8军、第25军、第32军、第66军、第70军、第74军在第9战区薛岳的指挥下，虽节节败退，却败而不乱，顽强阻击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为武汉会战争取到兵力部署的宝贵时间。

但是，防守长江北岸的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在阻击日军第6师团进击武汉的作战中，其战绩就惨不忍睹了，与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简直是天壤之别。

日军第6师团6月初从合肥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先后击溃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陶广的第28军、韦云淞的第31军、刘汝明的第68军、覃联芳的第84军，迅速攻占太湖、宿松、黄梅。

日军虽被第4兵团李品仙部从后路包抄，切断了粮弹补给，但战线正前方的28军、68军、84军却因为日军施放毒气，而未能挡住第6师团的进攻，最终被日军攻占了广济。

日军攻占广济后，屏障武汉的关隘就只剩田家镇要塞了。田家镇是长江上最后一个江防要塞，只要攻下田家镇要塞，由长江北岸进击武汉的陆路就被打通了，对于武汉来说，再也无险可守了。

驻守田家镇要塞的部队是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亲率的第2军，以日军第6师团的战斗力而言，单凭李延年的第2军，是根本守不住田家镇要塞的。

白崇禧只能孤注一掷了，调集从广济退下来的第28军、第68军、第84军，以及第5战区总预备队张义纯的第48军，共同协防由第2军扼守的田家镇要塞。

至此，第5战区再无任何机动兵力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前方马当要塞、富池口要塞相继沦入日军之手，日军海军第3舰队在长江上如入无人之境，130余艘舰船迅速由水路西进，与长江北岸的日军第6师团对田家镇要塞形成了水陆夹击之势。

战至9月29日，田家镇要塞内外守军伤亡惨重，已呈崩溃之势。白崇禧眼见大势已去，再也无可挽回，只得下达全军撤退令。

田家镇要塞既失，武汉已成一座孤城！

然而，更为紧迫的是，另一边由东久迩宫稔彦王率领的日军第2军的4个半师团分为左右两路，左路穿越大别山北麓直逼武汉，右路直捣罗山、信阳，迂回武汉。

小界岭防线是大别山北麓最后一道阻挡日军的防线，如被突破，日军第2军就将越过大别山山脉，沿公路一路顺畅地进击武汉，配合冈村宁次的第11军，完成对武汉的合围。

小界岭防线由宋希濂的第71军、田镇南的第30军、冯安邦的第42军负责防守，其中71军的第36师在之前富金山阻击战中，打得只剩下800多人，这些残部被临时编为一个“加强营”。

第71军此刻就只有两个师，加上这个“加强营”，但即便如此，按照第3兵团司令官孙连仲的命令，宋希濂的71军仍然被顶在了整条防线的最前面——头沙窝。

宋希濂楞是凭借着手头这两个师的兵力，在头沙窝寸步不退，与30军和42军默契配合，从9月18日战至10月23日，顶住了日军左路部队第13、第16两个师团长达35天的轮番进攻。

10月23日夜，第3兵团司令官孙连仲接军事委员会电令，放弃小界岭防线，率全军后撤。

小界岭之役，宋希濂一战成名。

宋希濂等部撤退后，日军遂于10月25日穿越大别山，占领了麻城。

日军第2军右路部队第3师团、第10师团攻击罗山、信阳的途中，在潢川同样一脚踢在了“铁板”上。这两个师团沿公路行至潢川时，撞上了由张自忠亲率的第27军团。

张自忠的第27军团虽号称军团，麾下却只有第59军一个军。

小界岭之役，宋希濂的71军好歹还有30军和42军相互配合。可是潢川之战，张自忠的一个军却要独自对付日军的两个师团。

第27军团接到的命令，是在潢川坚守7昼夜，而张自忠却率领第59军在潢川打满了整整10天。直到弹药不济，张自忠率部撤出战场前，日军第3师团、第10师团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日军好不容易占领了潢川，本以为攻击罗山和信阳会更加困难。岂料，日军这次遇到的对手是胡宗南。这一仗，日军胜得格外轻松。

胡宗南率第1军，以及从汤恩伯第20军团临时调拨过来的樊崧甫的第46军扼守要隘。

部队建制中既有邱清泉所辖国军唯一的坦克部队，还有彭孟缉所辖的，当时国军编制中最大的一个炮兵旅。除此以外，还有两个地方保安旅也临时归于胡宗南麾下。

即便如此，胡宗南率两个军7个师，用着最好的装备，与日军已经和张自忠整整激战了十天十夜的两个师团作战，却仅仅打了20天便丢了罗山和信阳。

且撤退时不顾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弃鄂东各路部队撤退梯次于不顾，擅自“插队”率先逃往南阳。

以致本该逐段撤退变成了全线溃退，最终导致平汉路正面门户全面洞开，“武汉保卫战”也因此再无“保卫”之必要。

战后，胡宗南竟然未受制裁，很多将领都为之前因马当要塞失守而被枪毙的167师师长薛蔚英叫屈。

此刻，武汉外围要点全部失陷，更要命的是，日军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广州郊区，并很快向广州市内发起攻击。

这一招险棋出自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谋划，由于进攻武汉的第2军、第11军沿途遭到国军顽强抵抗，进展缓忙。日军大本营迅速抽调部队临时组建了第21军，由海军第5舰队运送到广州大亚湾顺利登陆。

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就在余汉谋收拾残部殊死突围时，竟还接到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封电报，电报上竟然还要求余汉谋再调一个师从广东支援武汉战场。

余汉谋手持电报，唯有仰天长叹。

若不是之前半数粤军已被调赴武汉战场，此刻的余汉谋又怎会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两万日军撵得鸡飞狗跳……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便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保卫了。蒋介石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决定放弃武汉，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1938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

战后，双方各自伤亡统计如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

国军陆海空军总计阵亡254628人，负伤超过40万人。

日军华中派遣军参谋部统计：

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

第2军战死2300，负伤7600人。

另有900余人战病死（非战斗减员）。

连同海军及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伤亡35500人。

武汉失守，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核心腹地落入敌手。而广州沦陷，则意味着中国海上的物资交通彻底中断。

1938年10月间的武汉、广州沦陷，加上之前的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的屡战屡败，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决心和信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武汉失守两个月后，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离渝出走，于12月29日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宣布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并大肆发表投降言论。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之卖国理论，作为毒化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公然叛国投敌，在国民党内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连锁反应。

此后，国民党内一大批意志不坚，对战争和时局极度绝望的军政要员相继变节。

此时的重庆政府，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最为被动，最为绝望的时刻！

1939年11月12日至2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蒋介石是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实话实说，蒋介石的军事指挥造诣不敢恭维，但他看待世界军事格局的眼光是非常犀利的，也是十分准确的，蒋介石在演讲中讲道：

中日现处相持阶段，敌无力西进，我亦无力反攻，且静观世事以待时变。德意日已然结盟，英法加澳亦对德宣战，欧战势必扩大，美国人和苏联人也难独善其身，战祸必将波及世界。

蒋介石在会上着重强调：

美国、英国、法国、苏联诸国绝不会放弃亚洲利益。菲律宾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印缅、南洋、马来、香港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越南是法国人的殖民地，而苏联人更不会放弃曾经经营多年的满洲。

届时，大战一开，欧战才是主要战场，而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压力，在诸国介入后，也将转移到海洋之上。只要诸国在海洋上不败，哪怕中国国土全部沦丧，中国也不会亡国。

不得不说，蒋介石的这个论断，其论述已经超出了当时的时局和战局，准确地看到并预见了战争的走向。

若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当时的形势，半壁江山已尽落敌手，海上交通线也被切断，眼瞅着战争再持续下去，没有最坏，只会更坏，而且会越变越坏。

也许用不了多久，国民政府即会成为南明王朝的翻版，不是逃入缅甸，就是跑去印度组建流亡政府。

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他所做出的预判，在两年后竟然全部变成了现实。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国战场竟然真的不再是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了，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转移到了太平洋上，中国战场变成了次要战场，压力转换到了美军身上。

这就让战争格局彻底明朗化，作为主战场的太平洋，胜利则全盘皆胜。作为次战场的中国战场，就算失败也绝不会导致全盘皆输。

就如后来的戴高乐一样，虽然法国仅仅6周就宣布战败，但德国一旦宣告投降，流亡在伦敦的戴高乐便率领着他的“自由法国”成为了战胜国，雄赳赳气昂昂地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所以，在中国战场上，就在日军投降前的一个月里，尽管国民党军队仍然一败再败，短短28天里丢掉了18个市县，却丝毫耽误不了中国跻身五大战胜国的行列。

为使大家一目了然，列表如下：

1945年7月15日，日军攻占福建云宵县城、浙江金华县。

1945年7月19日，日军攻陷江西万安县城。

1945年7月20日，日军攻陷福建诏安县城。

1945年7月21日，日军攻陷江西吉水县城。

1945年7月23日，日军攻陷江西泰和县城。

1945年月24日，日军攻陷广西凭祥县城和镇南关。

1945年7月27日，日军攻陷江西万载县城。

1945年7月29日，日军攻占江西吉安县城。

1945年7月30日，日军攻陷江西上高县城。

1945年8月1日，日军攻陷江西奉新县城、高安县城。

1945年8月2日，日军攻陷江西峡江县城。

1945年8月3日，日军攻陷江西新淦县城。

1945年8月7日，日军攻陷江西清江县全境。

1945年8月8日，日军攻陷江西丰城县。

1945年8月12日，日军攻陷广西全州。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向全日本广播，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

随着天皇裕仁的投降诏书一下，就算日军在中国占据再多的地盘，也得举起双手，乖乖地还给我们。

综上所述，回到本文标题。

为何国民党军队自抗战伊始便屡战屡败，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却始终报定必胜信心？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武汉会战失败后，在陪都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蒋介石所做的那场精彩演讲——论主要战场与次要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