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横写构想
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一位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站了出来,提出一个关于汉字书写方式的提案。他建议,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趋势和提高效率,中文书写应统一改为由左至右的横写方式。
会议的会场内,各位代表正聚精会神地讨论着国家重建的各项议题,如工业恢复、教育改革、土地分配等紧迫问题。尽管陈嘉庚的提案是出于对国家文化现代化和效率提升的考虑,但多数代表当时更关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刻不容缓的问题。他们认为,文字改革虽然重要,但相较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紧急任务,显然优先级较低。因此,尽管陈嘉庚对汉字横写的提议进行了一番阐述,会议上的多数代表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注意力,也没有立即展开深入的讨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渐从战后重建中恢复,一些文化领域的思考也开始显现。一些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包括郭沫若、胡愈之等知名人物,注意到竖写汉字在实际使用中的局限性。
郭沫若在一些场合中多次提到,汉字竖写虽然延续了千年的书写传统,但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和实际运用存在明显的不便。他特别提到,在阅读时,人的眼睛天生是横向的视野更宽,横排文字更符合眼睛的生理特性。通过观察,他还发现,现代排版技术更容易支持横排,而纸张的利用率在横排时更高,可以减少资源浪费。
胡愈之则更多地从科学公式和翻译的角度切入。他在一些文章中指出,现代教育中频繁使用的数学、化学公式,以及翻译过来的外国人名、地名,往往需要横向排列以便于表达。而这些内容在竖写时会显得分散且不直观,甚至会影响理解的准确性。他用具体的数据和示例来解释横排文字在提高信息传递效率方面的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倡议也得到了部分文化界人士的响应。一些人开始尝试用横排书写来撰写文章和编排文稿,这种实践虽然尚未大规模推广,但确实成为后续文字改革的重要实验。郭沫若和胡愈之通过自己的影响力,逐渐让横排书写从一个冷门议题,变成了当时社会文化讨论中的新兴话题。
报纸媒体的简化推行
1955年,《光明日报》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尝试。在一次专版中,编辑部首次采用了横排文字的形式,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出版界可以说是颇具开创性。
这一特别版面详细地阐述了横排文字的多项优势。从视觉科学的角度出发,文章提到横排更符合人眼的生理结构,能够减轻阅读疲劳,提高阅读效率。此外,在资源利用方面,横排的版面可以有效减少纸张浪费,使排版更为紧凑。在对比分析中,该版面还强调了横排在现代教育、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中的实际作用。
专版刊登之后,确实引起了一些反响。一部分读者对这种排版方式表示了认可,认为阅读体验确实比竖排更加轻松。而且,很多教育工作者在看到专版后,主动来信提到横排在教学材料中的潜在优势,尤其是在传递科学信息和处理数据时,更显得直观和高效。然而,也有一些读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横排虽然便利,但与传统竖排相比,缺乏汉字应有的书卷气和美感,甚至有损传统文化的完整性。
1956年1月,中国的新闻出版行业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全国的报刊正式统一实行横排横写。同月,《人民日报》正式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简化汉字和横排横写的结合,使得汉字在传播效率和书写便利性上实现了双重提升。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简化汉字的推广与横排文字的普及相辅相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普及和扫盲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学校教材的编写开始统一使用横排,在一些数学和科学课程中,横排的文字更加方便公式和图表的展示,使得学生能够更快地理解内容。而且,横排书写对纸张的利用率较高,这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当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节约措施。
同时,出版行业也开始全面调整。横排横写的报纸和书籍逐渐出现在市场上,虽然不少人对这一改变感到陌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这种新的阅读方式。一些传统的文学作品和经典著作,尽管仍有部分沿用竖排版式,但新的横排版本也逐步问世。
陈寅恪的坚持与遗嘱
随着横排文字的逐步普及,陈寅恪作为一位国学大师表现得异常不满。陈寅恪的诗作大多承袭传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古代诗词的深刻理解与独到见解。尽管他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但在诗歌方面,他同样留下了不少珍贵的作品。
陈寅恪对于古代诗人有着深厚的敬意,尤其对陶渊明与杜甫的作品推崇备至。陶渊明的田园诗给他带来一种心灵的安慰,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情则让他深感共鸣。在他眼中,陶渊明那种超然物外、脱离尘世的境界,正是理想的诗人应有的气度;而杜甫的诗,则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对于他来说,竖排书写作为中国传统书写的方式,与古代文人笔墨的风骨相符,也是与文化传承紧密相连的象征。横排文字的推广,意味着文化的一种割裂。陈寅恪通过诗歌和文章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强烈反对。他在同一年创作了一首诗《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这首诗借杜甫的“唯见林花落”之句抒发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不满。在这首诗中,陈寅恪表达了对横排改革的强烈抵触,并借“林花落”暗示自己认为文化传统正在悄然凋零。
由于他的反对声难以改变时代的潮流,他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来捍卫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忠诚——他在遗嘱中明确规定,凡是出版他的作品,必须采用竖排版,并且要使用繁体字。陈寅恪的这一遗嘱成为他坚持传统文化的最后倔强宣言。在他看来,只有竖排和繁体字才能准确传达他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保持文人的风骨与儒雅。
陈寅恪的遗嘱对后来的出版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他去世多年,他的遗愿仍然被严格遵守。出版他作品的出版社和学者,依然坚持按照遗嘱的要求,将他的学术著作出版成繁体竖排版。例如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陈寅恪的诗篇仍然保持了繁体字,而吴宓的诗则采用了简体字。
陈寅恪著作简体横排版合集面世
2020年,陈寅恪去世已满50周年,其作品著作权保护期正式终止,进入公有领域。同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备受关注的《陈寅恪合集》,这是国内首个简体横排版本的陈寅恪文集。这套全集共分为“史集”和“别集”两部分,总计九种十册,其中史集部分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和《讲义集》六种五册;别集则包含《柳如是别传(上中下)》《寒柳堂集》和《诗存》三种五册。
这一出版形式引发了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不同反应。对于许多学者来说,陈寅恪的作品因其高度的学术性和文言文表达,习惯使用繁体字版的竖排排版来阅读。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陈寅恪的著作中对汉字的运用极为讲究,某些文字的繁简转换可能导致原文意涵的细微变化,因此简体字出版形式可能无法完全还原其学术思想的深度和严谨性。
此外,陈寅恪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内容复杂,使用了大量的古文和典籍引证,许多词句在解读时需要熟悉传统文化背景的知识。即便是对普通读者而言,能认识简体字版中的每一个字,但缺乏文言文基础的情况下,未必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学术内容。
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套简体横排版合集的出版仍具有一定意义。它让陈寅恪的作品突破了繁体竖排的限制,更加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具有潜在吸引力。通过简体版的呈现,普通读者至少能够初步接触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视角,尽管其中很多深奥的内容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学习才能真正掌握。虽然简体横排版的《陈寅恪合集》问世,但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繁体竖排版本依然是主流选择。
参考资料:[1]张凯.陈寅恪与近代“新宋学”之建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6):6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