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传诵一时的歌曲，总是社会意识的直接体现。

毫无营养的口水歌，是迎合快餐文化，比如《学猫叫》等网络歌曲；八十年代的《小芳》，则体现了知识青年和农村少女之间的不平等恋情；六十年代的《知青之歌》反映的则是南京知青上山下乡万分复杂的心情。

在十年运动中，《知青之歌》诞生于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

流传社会之后，它引发了绝大多数知青的共鸣，从而在知青群体之间辗转流传。

从寒冷的塞北草原道西南的热带雨林，从西北的戈壁沙漠到东海之滨的盐碱荒滩。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迹，哪里就能听到悦耳的歌声。

不过受限于当时人们认识的不足，这首歌的作者并未因歌曲出名而获得任何金钱利益，反而因不符合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因言获罪。

所幸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替他说话，侥幸免去一劫。

严格意义上讲，《知青之歌》不是歌曲本来的名字，原名要添上两字——即为《南京知青之歌》。

歌曲的作者是一名南京知青，名叫任毅，又名任安国。

任毅出生于1947年，落地时新中国还未建立。

任家是南京土生土长的市民家族，家境殷实。

小的时候，任毅就读于南京五中。1966年，运动刚发起的一年，任毅从高中毕业。

所谓经济力量，决定上层建筑。依靠父母提供的金钱支持，任毅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对歌曲艺术非常钟情。

小学期间，任毅就曾进入知名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

上了中学，任毅又进入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在这里，他拉起了二胡，弹起了吉他，颇有些中西兼修的意思。

本来，任毅是想着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在音乐的历程上摸索前进。他的梦想也很简单，最好成为一名歌手，或是二胡演奏家，再不济当个音乐老师也行。

可让任毅没想到的是，国家政策改变了他的一生。

知青“上山下乡”成因很多，一是中央想促进社会各阶层真正能做到“心同此心，心同此理”，让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二是国内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制裁，导致国内没有充足的就业岗位。

这两种因素当是最主要的因素，知识青年离开城市，踏进农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968年12月26日，这一天，真是个奇妙的日子。

任毅接到通知，启程和同学们一起坐车穿过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浦县。

县里给他们安排了知青点，供他们居住。

闲暇时，有不少知青都会聚集在这里，谈天说地。

刚下乡时，任毅干劲最高，干活肯下力气，每天的工分能达9.7。

可时间一长，农民对待他们的热情也淡了，自己的未来看不到方向，心也就渐渐凉了，公社们的知青眼睛都失去了活泼的光芒。

音乐恐怕是最能排挤消极情绪的手段，任毅就时常在知青点谈起了吉他。

有一首歌，知青们最能感同身受，名叫《流浪人归来》，歌词中“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力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每一字，每一调，都应和着知青的现实境遇。

1969年5月下旬的一天，来自南京五中的知青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又聚集到知青点的小茅屋里。大家看着天上的圆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这时，一个叫唐又在的知青站了起来，对任毅说：“任毅，你写一首只属于咱们知青的歌曲吧。工人有《咱们工人有力量》，农民也有翻身起来把歌唱，咱们知青群体也该有一首自己的歌曲。”

起初，任毅还自觉才疏学浅，羞涩不敢答允。但在知青们的鼓舞下，任毅当晚熬了个通宵，抱着吉他谱写出了《我的家乡》，末尾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后来，任毅又在此基础上大幅修改，改名为《南京知青之歌》，简述为《知青之歌》。

《知青之歌》里面没有雄心壮志，也没有宏大叙事，歌曲充斥着是一种浓浓的思乡情绪。

唯一的痛点就是知青作为一种非农、非工、非军、非学的孤独阶层的强烈失落感。

然而，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这种负面情绪会被认作是同主流意识形态做斗争，是绝对不允许公开的。

然而，歌曲表达的内容和忧郁的曲调又激发了知青的真实情绪，故而受到了广大知识群体的欢迎。一时之间，歌曲传到了大江南北。

当时，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

任毅的一些朋友甚至说道：“凭着这首歌，你可以到处找朋友，找到吃的，真有些天下若比邻的感觉。”

任毅当然知道歌曲会为自己带来灾祸，但一经流出，事情就远非自己所能控制的。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更让任毅置身于危险之中。

1969年8月，任毅有个同学，名叫郑剑峰（身有残疾，就免去了上山下乡）。平日里，郑剑峰喜欢把弄一些收音机。

调试时，偶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创作的歌曲《知青之歌》。

大感意外的他便找到了任毅，两人一听，瞬间呆住了，万也没想到自己的这首歌竟然出了国门。

郑剑峰还开导任毅，劝他不要紧张，说“没什么大事。”

讽刺的是，这个局外人死的更快，他将收音机送给了同学。

同学因收听敌台牵连到他。身体本就不好的郑剑峰，在惶恐之中发病而死。

很快，厄运就降临到了任毅的头上。

一个月的时间，南京的街头巷尾就贴满了批判任毅的文章。

文章上，将《知青之歌》定位“大毒草，专门腐蚀人民。说出了帝、修、反等群体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又不敢唱的声音。”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这是与生俱来的本性。

任毅见了这些文章，头不敢抬，腰不敢直，犹如一只惊弓之鸟。

万分恐慌的他回到知青点，将所有的手稿，曲谱都付之一炬，甚至女朋友写给他，称赞他有音乐才华的书信，也都焚烧殆尽。

对了，焚烧的物品中，还有一本《圣经》，这更是一本禁书。

那几天，任毅就像丢了魂魄的躯体，差点患上了精神疾病。

恐怖的气氛压抑着他，他也实在是受不了了担惊受怕的日子。

1969年10月，任毅挑了一个好日子，背着发黄发旧的书包装着洗漱用品，主动走到了南京市娃娃桥监狱，对接待人员坦白道：“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我来自首了，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盯了任毅一眼，不屑地说道：“这里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的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看守人员的话虽然不好听，但好歹也多少宽慰了任毅。

等到次年，斗争气氛更加浓厚，南京市成了标语的城市，到处都是“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任毅还是遭到了逮捕，被关进了“娃娃桥监狱”。

那天晚上，看守人员冷冷说道：“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里只有代号，说着又给了他一块一寸宽、二寸长的布牌子。”

从入狱那天开始，任毅就时常遭到审讯。

审讯人员黑白不分，脑中只有意识形态，非要认定歌词中“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中“深浅”换做“深陷”，好罗织罪名。

又比如，“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恋城市，贪图小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的具体体现。

在审讯期间，任毅还经常被拉到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

在恐怖的滥杀气氛中，所有凡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受到刑罚，这种不确定性，更是一则巨大的心理折磨。

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单位向市委呈送了结案报告，称任毅散步反革命言论，长期收听敌台广播，应当除以死刑。

事情越闹越大，惊动了南京市革委会高层。

许司令看了结案报告，十分不满意，说：“一个学生娃子，十八九岁，又没有什么前科，怎么能说杀就杀？”

后来，许世友更是在案桌上作出了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

许世友虽然爱喝酒，但从不误事。在对待学生，还是持同情观点。他的大笔一挥，就救了任毅一条性命。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了出去，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

在大会上，慌张的任毅隐约听到自己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实际上，到了1979年2月，任毅就被平反出狱。

可惜的是，自己的母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心爱的恋人也成了别人的新娘，妹妹更是患上了癌症，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人自由了，生活还得继续，任毅被安排到纺织公司总务处工作。

1987年，许世友将军逝世2周年之际，任毅还专程来到河南新县，拜谒了许世友的陵墓。

知道他爱喝酒，任毅还在墓前，点燃了中华烟，洒上了五粮液美酒，深深鞠躬三次，算是对当年救命之恩的报答。

如今，任毅早已退休在家，居住在南京郊区。对于自己的冤屈史，任毅显得很淡然。

的确，在鬼门关走一遭的还有什么不能看开的。

谈起对知青历史的看法，任毅说：“功过是非，都成烟云。我们留不住昨天，如同我们留不住现在一样。唯一永恒的，就是知青之间纯朴的友谊。”

参考资料

《写给知青朋友的一封信》任毅 中国社会出版社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