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其气候环境严酷，人类生存具有挑战性。该地区常驻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其中藏族居民占主导地位，约占总常驻人口的46%。那么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人群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定居呢？这个故事是以付巧妹为首的一群科学家们用古DNA研究揭示的，他们近期在《科学进展》和《遗传学报》杂志上在线发布了这项研究结果。

这个研究是青藏高原迄今为止最大的古DNA研究，通过对该地区古代人类个体的基因组的系统分析，科学家们详细揭示了青藏高原人群的遗传演化与交流互动历史。这个发现不仅改写了我们对青藏高原人类历史的认知，也为我们了解青藏高原地区的古代人类迁徙、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研究发现，青藏高原人群特有的遗传成分早在5100年前就已经形成。表明，现代人类在青藏高原上的“征服”历史比之前认为的还要久远。这就像一个隐藏在高原深处的谜团，现在被科学家们一层层解开。

在这次研究中，古DNA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帮助科学家们找到了更接近标准答案的版本，进一步深入了解青藏高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这就好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能够一窥青藏高原的古代历史。这个研究是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团队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

考古学家和古DNA技术研究者分别扮演侦探和法医的角色，通过不同的证据推理出人类历史的真相。两种证据相互印证，进一步接近了尘封千万年的历史真相。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考古学和古DNA证据均显示该地区的人群遗传成分与黄河上游地区的粟作农业人群相近，同时早期金属时代的一些器物文化方面也存在趋同现象。

之前的考古学研究认为，宗日遗址的人群主要通过贸易与黄河上游的粟作农业人群联系，而古DNA证据显示，青藏高原东北部共和盆地宗日遗址的人群至少在4700年前就受到了来自黄河流域的东亚古北方人群的遗传影响，这一互动比过去认为的要更加深入。古DNA技术能够提供超越器物的一些信息，它能够更精准地描述故事。考古学家不担心古DNA研究会颠覆考古学的结论，因为考古学和古DNA研究是相互补充的合作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古DNA研究提供的遗传学证据能为考古学故事增补关键细节，但考古学所能回答的历史文化问题远比血缘和遗传关系丰富得多。

付巧妹的团队在青藏高原的30多个遗址中收集了古代人类的DNA样本，并进行了基因组测序。他们发现，在现代西藏人中存在一种特有的遗传成分，这种成分在大约5100年前的宗日遗址人群中就已经存在。

他们还发现了一种叫做EPAS1的基因，这种基因能够帮助人类适应低氧环境，也就是高原反应。在早期，这种基因在青藏高原人群中的频率并不高，但在过去的700年里，它的频率迅速增加。

通过对更多基因数据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青藏高原人群的遗传成分由两种不同的遗传成分混合而成，其中约80%的遗传成分与中国北方9500至4000年前的人群有关，另一种20%的成分来自一个未知的古代人群。这里让人遐想无限！

研究人员认为，青藏高原人群的主要遗传成分可能与中国北方人群在新石器时代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群迁徙和混合有关。这表明，青藏高原的人类历史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而且人类的适应能力和多样性在面对环境挑战时是无比强大的。

付巧妹团队的研究显示，近五千年以来，虽然高原地区古人群整体遗传成分比较连续，但部分高原古人群与高原以外地区的古人群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西部阿里地区，古人群与中亚地区人群的互动影响更加明显。而昌都和林芝古人群则显示与东亚南部古人群存在遗传联系。现代西藏人群受到东亚低海拔地区人群更大的遗传影响。线粒体研究也显示，不同时期西藏人群与其他北方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有所不同。这些研究揭示出在高原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人群交流历史，与考古研究揭示的跨喜马拉雅互动和高原丝绸之路的事实一致。

根据也里可温的考古发现，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代表着古代印欧文明的雅利安分支，他们的存在似乎难以置信。然而，如果考虑到雅利安人最初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达印度次大陆的时间，那么上文的先民应该能够对其形成有力的阻拦。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阻挡主要针对大规模入侵，而非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点可以从现在拉达克地区的文化特点中得到印证，该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主要居民是藏人和操印度-伊朗语族的族群，他们多数信仰藏传佛教，同时也有大量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和印度教等。换成大白话说，就是因为青藏高原有人了，他们上不来所以掉头去印度了。

这个故事仍在继续，青藏高原的深处的秘密仍然有待发掘。但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的发现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青藏高原更多的历史秘密将会被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