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西南部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长久以来一直就是人群交往和融合的热闹舞台。这种人群的流动和交融，给这两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带来了生活方式和文化智慧的变革。

根据现在的考古学的研究进展，在大约5000至47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在四川盆地西缘的营盘山遗址。专家们发现了粟就是小米，黍就是大黄米和黑麦等农作物的种子。同样的情况也在云贵高原的一些地方出现。比如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约3800至2400年前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人们也发现了既有水稻也有其他谷物的现象。

那么这些混合型农业的先驱者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说他们和今天居住在这一带的藏缅族群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逐渐崭露头角。如今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它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通过分析古代DNA来了解古代人群的遗传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先民们的起源和迁徙以及与其他人群的互动。专家们提取并分析古代人的DNA，那么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否与现代人有血缘关系；他们是否曾经经历过大规模的迁徙；甚至他们可能吃什么、穿什么、住在哪里等等。

但是，这个技术也受制于很多因素。比如在我国的西南地区，那里温暖潮湿并且多酸性土壤，这样的自然条件并不利于古DNA信息的保存。再加上新石器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实在太过遥远。如果一具古老的骨骼长期被埋在酸性土壤中，那么其中的DNA就很有可能被分解掉，导致我们无法提取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最近有一个成功的好消息传来。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与四川大学原海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Current Biology上发表论文（Tao et al., 2023），他们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四川宝墩文化高山古城和青铜时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人骨样本进行了古DNA的提取、测序和群体遗传分析。

研究报告显示：这两个古代人群的形成，主要是由大约90%的黄河流域的古代粟黍农业人群和大约10%的和平文化的采集狩猎人群混合而来。粟黍农业人群是指那些在新石器时代从事种植小米和黍米等农作物的人群，而和平文化的人群则是指那些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群。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发现与华南地区古代稻作农业人群相关的基因流。这意味着，在这两个古代人群中，没有发现来自华南地区的古代水稻种植人群的遗传影响。

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人们采取了一种稻粟混合的生业模式，这种模式很可能是由黄河流域以种植小米和黍米为主的人群南迁带来的。这些南迁的人群在迁移过程中与当地的稻作人群交流。这些人学习了稻作人群的种植技术，并将其与自己的知识相结合，形成了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新农业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人群互动形式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至少持续了1000多年。

虽然这些人群在经济模式上进行了融合。但在遗传上，稻作人群对横断山区“藏彝走廊”人群的影响并不明显。现代中国西南地区的藏缅人群（包括羌族、纳西族、彝族、白族、普米族等）与古代的高山古城和海门口人有着密切的遗传联系，这表明西南地区的人口遗传结构至少在三四千年前就已经基本稳定，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这就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前段时间关于大理海门口遗址的问题。为什么早期的杆栏式建筑被地穴式建筑取代。应该是北方吃小米的人群，占据了原来种水稻人群的居住地。这个在后世的典籍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根据《史记》记载，滇国以外，西起同师以东，北至楪榆的广大地区，居住着名为巂（音：xu）和昆明的部族。这些人群的生活习惯与农业社会有所不同，他们编发（指头发编织成辫子），随牲畜迁徙，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也没有统一的首领。这片区域广阔，大约有数千里。

根据这些描述，我们可以推测，进入海门口的所谓人群，可能就是指的巂和昆明这两个游牧部族。他们不仅入侵了海门口文明，还在云南高原中部的大片土地上进行游牧生活。另外，这个研究中两组古代人群与青藏高原古人相似的遗传模式支持了汉藏同源以及汉藏语的北方起源说。

看来，这些新发现为我们理解古代人群的迁徙、文化传播和遗传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各位朋友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