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唐龙朔三年（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与日本于白江口发生的一次水战。
白江口即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地处韩国西南部，属于群山市。群山是韩国西海岸重要的港口城市，港口由内港和外港两部分组成。内港面积8平方公里，年吞吐量54万吨，；外港面积264千坪（等于约2147.46平方米），年吞吐量100万吨。
群山市在百济时代由马西良县、夫弗里县和临陂郡等3个村落组成，新罗王朝—高丽王朝称沃沟县、浍尾县和临陂县，朝鲜王朝末年（1895年）称沃沟郡及临陂郡。1899年群山开埠后，各种工业逐渐发展了起来，开始出现了近代城市萌芽。1914年，群山地区分离为群山府和沃沟郡2部分，1949年群山府改称群山市。1995年，群山市和沃沟郡重新合并在一起，称群山市。
白江是朝鲜半岛上一个历史深远的地点，又名白江村。它起源于一个重要的河流——熊津江，就是现今在韩国被熟知为锦江。白江的源头位于全罗北道全州东面，这条河流的旅程开始于山脉，随后向北转向西北，流经忠清北道，接着又转向西南，最终汇入黄海。全长给400公里。
锦江流域以其肥沃的平原和丰富的金矿资源而闻名，为周边地区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港口城市的群山曾见证了许多海上的重要事件，著名的白江口之战正是这里上演，这场战役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白江口之战发生在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虽说此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但交战双方实际上有四股力量，即唐朝与新罗、百济和日本。
新罗（公元前57年—935年），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国家之一，其母体为三韩之中的辰韩，首都位于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起初为朝鲜半岛东南部的部落联盟，4世纪后期形成金氏世袭的国家政权，503年正式定国号为“新罗”，与北面的高句丽、西面的百济对峙。
百济是扶余人南下朝鲜半岛西南部（现在的韩国）所建立的国家（也有观点认为百济是由马韩土著民族建立），与当时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王国高句丽和新罗，形成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朝鲜三国时代。
百济的国号最早出现于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写作“伯济”。 《晋书》所录345年东晋燕王官员封裕上书中，提到燕王慕容皝的内容中有写“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可知最晚到那时，其国号就已固定为“百济”两字。414年所立的高句丽好太王碑中，则写作“百残”，被认为是高句丽对百济的蔑称。
关于“百济”的语义，朝鲜半岛正史《三国史记》的解释是百济始祖温祚王从高句丽南下建国时，“以十臣为辅翼”，故称“十济”，其后温祚之兄沸流部众来归，遂以“百姓乐从”之意改国号为“百济”。中国的《隋书》则记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但无论是“百姓乐从”还是“百家济海”，都被现代学界认为是百济吸收中原文化后对字面意义加以附会的产物，如同新罗的国号被解释为“德业日新、网罗四方”一样，不足取信。
645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6月12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举行“受贡”仪式。
这时，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皇族和多数贵族站在中大兄一边，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便在入鹿被杀的第二天，焚宅自尽。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
消灭虾夷、入鹿父子后，革新派成立新的政权，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两位回国的留学僧灵云和惠云于大化元年（645）跻身佛教界最高权威的“十师”之列。
对此，日本一般通俗的说法也将暗杀苏我入鹿的事件称之为“大化改新”，但是严谨的说法是将政变事件称之为“乙巳之变”，之后一连串的政治改革被称之为“大化改新”。
革新政权建立后，建年号为大化，仿“法式备定”的唐制，有步骤地实行改革。645年8月，分别向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造田籍，校田亩。9月，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这些措施为下一步变革打下基础。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今大阪市）。
646年元月，新政权以诏书形式，颁布了《改新之诏》，并全力向全国贯彻。
大化改新又作大化革新，古代日本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年为大化元年，故名。革新解放了部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明治维新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要变革。前者将日本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明治维新将封建社会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当初革新对于作为拥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贵族们而言，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原先养尊处优的地位，因此他们中出现了反革新派，进而让革新变得不平静了起来——革新政变时举足轻重的斗士，新政权最初的右大臣苏我石川麻吕因有叛变嫌疑而被诛全族。
苏我石川麻吕有个异母弟名叫苏W日向。649年（大化5年），苏w日向在中大兄皇子处诬告：“臣的兄长苏我石川麻吕，将在殿下巡游海滨时，图谋行刺。”
中大兄皇子相信了苏w日向所言，将此事向孝德天皇上奏。孝德天皇于是派遣大伴狛、三国麻吕、穗积啮等前往审问苏我石川麻吕。苏我石川麻吕对大伴狛等人说：“我自己会在天皇面前陈述一切。”大伴狛等人将苏我石川麻吕的话上奏至孝德天皇处。孝德天皇派兵包围了苏我石川麻吕的府邸。苏我石川麻吕与两个儿子苏我法师赤狛、苏我道茅渟出逃。
之前，苏我石川麻吕的长子苏我兴志就在山田寺，听说了变故后，想要与追兵对抗。但是遭到了苏我石川麻吕的反对。尽管如此，苏我兴志还是聚集了人马，想要火烧小垦田宫。苏我石川麻吕听说后，对苏我兴志及山田寺僧徒说：“为人臣，为人子的人，怎么能违逆君上，失孝于父呢？我建造这座山田寺，也并非是为了自己，而仅仅是为了祈求天祚永久。现在被谗言迫害，背上不忠的罪名，所以才逃到这里，是为了从容就死。我平生忠诚，死犹不渝。”说完后，苏我石川麻吕打开佛殿的门，宣誓：“愿生生世世，不怨君上。”然后，苏我石川麻吕上吊自杀。妻子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也一同自杀，其余跟随着自杀的人也有很多。
第二天，木麻吕、苏W日向、穗积啮等人率兵包围山田寺，指使物部二田盐斩下苏我石川麻吕的首级，物部二田盐先拔刀剐下苏我石川麻吕的肉，举起来示众。被苏我石川麻吕事件牵连而被斩首的，有田口筑紫、耳梨道德、高田丑雄、额田部汤坐连、秦吾寺等14人，另外处以绞刑的有9人，流放者15人。
之后，苏w日向等人又抄了苏我石川麻吕的家，检查苏我石川麻吕的家资。其中的好书都标记为“皇太子之书”，重宝都标记为“皇太子之物”。于是，中大兄皇子才开始醒悟到苏我石川麻吕的冤情，感到惭愧、后悔和哀伤。中大兄皇子使苏w日向被任命为筑紫大宰帅，这是一项明升暗贬的人事任命。
革新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进行，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发兵征讨百济，同年，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平定百济。在此之前，受新罗压迫的百济外交上，向天皇政权求援，日本朝廷束手无策，不但丧失了在朝鲜的仅有的一点威信，还受到国内一些人的蔑视。虽然这种蔑视来自大化改新出现的反革新派，但日本朝廷还不忘在国内改革中从朝鲜捞回一些颜面，而这颜面的捞回只能是出兵援助百济，和百济一起来对付唐罗联军。
唐罗联军灭百济后，俘百济第三十一代王扶余义慈。扶余义慈641年—660年在位期间，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强化王权，亲自率军进攻新罗，夺取数十座城池，又拒绝向唐帝国朝贡，抗拒唐高宗下诏，拒不归还领土给新罗，雄峙海东。后因贵族的内部分裂，与王室的穷奢极欲，国政开始混乱。唐朝与新罗联军灭百济时，包围泗沘城(今扶余郡)，扶余义慈固守熊津城（今公州），苏定方猛烈进攻，百济大败。苏定方进而直逼百济都城，百济全国悉数抵抗，仍被苏定方攻破。唐分百济故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留鎭泗沘城，苏定方将扶余义慈、太子隆、小王孝寅，大臣将领五十八人掳至唐，十一月，献俘于大唐东都洛阳则天门（后改称应天门），唐高宗责问后下诏释放。
扶余义慈后来病死洛阳，谥号绍，葬于洛阳北邙山，今洛阳邙山凤凰台村。唐高宗 “特许其旧臣赴哭”，并为他立碑。但在唐灭百济后的661年，百济旧将僧道琛、鬼室福信等人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兴起百济复国运动，起兵反抗唐军，并请求日本出兵援助。对此，齐明天皇亲自乘船西行，向筑紫郡进发，为远征支援百济作出了准备。然而，当年7月，齐明天皇却因病死于筑紫朝仓宫，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和辎重渡海，并送百济王子扶余丰归国，被鬼室福信拥为国王。
扶余丰，扶余义慈第5子，百济名扶余丰璋，日本名藤原镰足。日本朝廷送他回来，就是为了恢复在朝鲜死去的威信，并一举解决内外的困难，决定举全国之力出兵百济。同时，日本还向百济提供了大量援助，百济民众亦为之感动流涕。
在百济反抗的困境和日本出兵的声势里，唐军困难重重——苏定方平定百济后又攻打高句丽，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班师。也就是说，唐朝留存当地的作战部队已经没有多少了，而随苏定方东征嵎夷道（今胶东半岛东部地区）的行军副总管刘仁愿获任为都护，领兵1万，与新罗王子金仁泰所领的7000新罗兵共同留守百济都城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很快就受到了鬼室福信等人的围攻。其时，带方州刺史刘仁轨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刘仁轨（601年—685年），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人。出身尉氏刘氏。自少孤贫，却恭谨好学，成年后博涉文史。在唐太宗时以直言敢谏闻名，累官至给事中。唐高宗即位后，历任青州（大体指起自渤海以南、泰山以北，涉及河北、山东半岛的一片区域，地为肥沃白壤）刺史、带方州（位于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刺史、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
唐朝灭百济设立熊津都督府后，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王文度在渡海时病亡，唐高宗于是授刘仁轨代替王文度统军。刘仁轨与新罗军一起援救刘仁愿，并击退围攻百济军，斩杀百济军万余人。与城中的刘仁愿会合。随后，刘仁轨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他说——
按照《春秋》的义理，大夫出征国外，只要是可以使朝廷安宁、国家有利的事，就可以行使专断之权。如今皇上准备消灭高丽，首先消灭了百济，留下部队镇守，控制了它的要害。虽然叛贼强横，但我们防备很严密，应当磨好刀枪，喂饱战马，趁它没有准备，打它个措手不及，百战百胜万无一失，这样就可以安士卒之心。
然后分兵占据险要地带，打开局面，飞传表文，奏闻圣上，请求朝廷增派军队，朝廷知道战绩，必定声援接应，敌人就可消灭了。眼下平壤没有攻克，熊津又要放弃，那么百济死灰复燃，消灭高丽就不知是哪年哪月了。
况且我们现在以区区一城（熊津府城）居于乱贼中心，如果此城失守，我们就会成为逃亡的罪人。即使进驻了新罗国，但这正像客人一样，万一发生了意外之事，后悔还来得及吗？百济的扶余丰对鬼室福信心怀猜忌，貌合神离，势必支撑不了多久。我们应当坚守待变，届时再趁乱消灭他们。目前还不可轻举妄动。
刘仁轨的谏奏不但让唐高宗满意，众臣也交口称赞。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果如其料。在时机成熟后，他先发制人，派人侦察鬼室福信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军情，随后，引新罗军乘夜袭击真岘城，悄悄攀墙，至拂晓破城而入。唐军自此“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662年5月，日军舟师170艘前往增援，日本本土则加紧备战。663年3月，日本又增兵27000人。唐朝得知日本派遣军队前来支援百济后，唐高宗紧急派遣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领军队前去增援，并与百济交战的刘仁轨和刘仁愿一同出征。
与此同时，刘仁轨向道琛、福信陈说利害和慰谕招降，福信动了心，但支持复国运动的主要人物道琛却不愿就范，福信杀了道琛，转向背叛扶余丰的一边，并密谋杀害扶余丰。然而，扶余丰已怀疑福信会谋反，便先发制人，于六月拘捕福信，当众宣布他的谋反罪，问群臣应如何处置。“达率”（二品官）德执得认为像福信这样的逆臣应立即诛杀。福信心知必死，高声唾骂道：“腐狗痴奴！”扶余丰大怒，命令立即斩杀福信并将他的头颅处以醢刑。
百济因为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势力锐减。刘仁轨决定首先攻占百济军的巢穴周留城，因为他相信，占领周留城后，其他城市将会自动投降。当时，众将讨论进攻目标，有人说：“加林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林川面郡司里）是水陆交通要道，何不首先攻打它？”刘仁轨说：“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今韩国忠清南道舒川郡旧韩山邑）是敌巢，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
于是，唐军分为两路前进：孙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往周留城，而刘仁轨则与部下杜爽以及百济的降将扶余隆率领战船护送粮船，经过熊津河，沿着白江（今韩国锦江）前往周留城，以水陆两路夹击周留城。27日，刘仁轨在白江口遇上了倭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日本舰队足足有千余艘，当他们看到唐军船舰数量很少，就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并没考虑到唐军船舰设计精良、船壁高坚，他们的兵船与之相较非常落后，在没有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进攻，结果被唐军打乱了阵型。
刘仁轨见状下令唐军放火箭，日本舰队四百多艘战船被烧毁。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日军大败，在不足一天的时间里，数万名日本士兵要么溺水身亡，要么成为俘虏，基本上全军覆没。同时，周留城的百济陆军也抗不住唐、罗联军的进攻。除扶余丰逃亡高句丽外，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死的日本兵将，“一时并降”。
当时双方的兵力是这样的：日军（4万余人，战船1000余艘），唐军（1.3万人，战舰170余艘）。想“充大个”，结果被揍得鼻青脸肿，这就是当年还不叫日本的倭国。而在668年，唐罗联军攻陷平壤，存在705年的高句丽就此灭亡。本来想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一脚踢到大唐这块钢板上。高句丽平定后，日本再也不敢跟大唐叫板。战败后，中大兄皇子放弃了入侵朝鲜的念头。667年迁都于近江的大津，668年正式充任天智天皇。战争的惨痛教训，迫使天智天皇审时度势的恢复与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国交。
671年末，天智天皇死后，其弟大海人皇子对大友皇子（弘文天皇）继位不满，六个月后发动叛乱。弘文天皇斗争失败，自缢身亡。这场战乱发生于壬申年，故称壬申之乱。大海人皇子即位是为天武天皇。
文武天皇四年（700），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19人撰定律令。奉命编撰律令的19人中又有659年随遣唐使入唐的伊吱连博德，唐人萨弘格以及白猪史骨、黄文连备、田边史百枝、田边史首名、山口伊美伎大麻吕、调伊美伎老人等大陆移民的后裔。这些人是当时一流法律学家和汉学家。大宝元年（701），律令基本修成，随之部分实施。第二年开始全面施行。该会典因制定于大宝年间，故称《大宝律令》。
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倭国将国号改为日本。其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学习，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开战。
今天在评价白江口之战时，专家们总说，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日本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此次战役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其以唐军的胜利的最终结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但更多地，人们应该看到，日本这个民族有着什么样的显著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