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华山

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

1985年春节后，父亲突然感到一阵阵腹痛。

父亲这辈子，对各种各样的疼痛忍受力极强，些许小痛，他根本不当回事，因为当年战场上随便哪个弹伤不比这痛？

虽然父亲自己从来不说，但我从别人口中得知：仅仅在红军时期，父亲就7次参加敢死队，5次担任敢死队长，4次负伤。一把大砍刀，砍得全是缺口，一仗下来就得换……所以，任何肉体疼痛，父亲当然不会在意，他只是习惯地说声：“痛就痛呗，痛过了就不痛了。”

可是这次，隐痛始终不止。很快，父亲饮食剧减。工作人员开始担心了，他们力促父亲入院检查，父亲拒绝了，反而令他们“不要大惊小怪”！

工作人员报告了相关领导，领导立刻上门劝父亲。父亲笑着答应他们：“好好，去一趟。”

父亲同意到上海华东医院做个体检。不料，诊断结果为肝癌晚期，已经不可救治。

当时，所有人都把诊断结果瞒着父亲，但父亲从他们脸上一眼就看出了“情况”，当然也看出他们的善良心思。父亲看出后，也装着什么都没看出来的样子，该干嘛还干嘛。

我得知噩讯，立刻赶回南京家中看望父亲。

我刚刚进家门，父亲看见我就微微笑了，直截了当地说：“孩子，爸爸有情况了。爸爸快死了。”

我强忍悲痛地说：“他们会治好爸爸的。”

父亲说：“这次与以往不一样，爸爸很快要见马克思了。爸爸知道。”

在父亲病重的那段日子里，我预料父亲一定会用尽全力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就像他当年打仗一样，不取胜，绝不后退。但是父亲再次让我出乎意料，他在绝症面前，给我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从容，是泰然自若，就好像他体内的病魔根本不配与他为敌，他根本瞧不起那个癌！癌细胞或许可以攻占他的身体，却不能撼动他的精神。

“北京路窄”

父亲病后和平时一样，他的烦恼一点儿没增加，笑容一点儿没减少。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紧张不安之类的情绪，父亲该干嘛还干嘛。

时任北京301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政委的刘轩亭曾是父亲的老部下，他专门赶到南京，劝父亲转至北京治疗。

不料父亲竟然一口拒绝：“我不去北京。”

刘叔叔很惊讶：“干嘛不去？301的医疗水平属于全国一流啊！”

父亲强辩：“北京路窄……”

刘叔叔更吃惊了，笑嗔：“长安街是全国最宽阔的街道。”

父亲终于被逼得一叹：“北京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我不去！”

刘叔叔无奈地笑了笑。

父亲非但不愿意赴京治疗，甚至拒绝住院治疗，他坚持住在自己家里，一步都不肯离开。直到病况晚期，疼痛加剧，在中央军委领导的强硬指示下，父亲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这时，父亲已经每天24小时都处在医护人员的监护下了，院方竭尽所能挽救父亲的生命。

不料有一天，医护人员突然从病房沙发底下搜出半瓶酒！

医护人员大为惊讶：天哪，这瓶酒是怎么弄进来的？首长又是怎么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喝掉了大半瓶？！

一连串责问声中，父亲却像孩子般窘笑：“嘿嘿……我馋啊。”

医护人员痛声责备：“首长啊，你这种情况还敢喝酒？这等于服毒，等于吃砒霜！”

父亲再笑：“砒霜就砒霜呗。嘿嘿，我抗毒能力强！哦，这事你千万别暴露。”

院方立刻更加强化了对父亲的监护。

几天后，医护人员发现病房的卫生间里挂着父亲的一件军大衣。

他们立刻起疑了：“这屋里暖洋洋的，首长你挂个大衣干吗，你还要查岗查哨吗？”

医护人员里外一搜，果然，军大衣口袋里藏着另一瓶酒，而且已经开瓶喝过了！

唉，父亲太狡猾了，他知道自个儿上卫生间的时候，医护人员不好意思死盯着他，于是父亲立刻抓住“战机”，偷偷解馋。

还有一次，在上海看病回南京的火车上，经过一处路段时，列车晃动得很厉害。父亲突然对陪同的军区总院于仁祥主任说：“于大夫，打针，静脉针。你亲自打。”

父亲明明知道，打针、抽血之类的工作应该由护士承担，像于主任这样的高级专家早就不做此类事了，即使做也未必做得比护士好，何况是在晃动的列车上。

但是于主任并无二话，他取出注射器，汲药消毒，之后准确地为父亲进行了注射。

父亲夸奖：“好，很好！”

事后于主任悄声对我说：“你爸爸在将我的军！”

我也悄悄对他说：“你的本事，让爸爸很开心。”

当然，癌肿让父亲越来越疼痛了，到后来，已经变成没日没夜的疼痛。但父亲从不叫痛，他永远在咬牙坚持，一声不吭。有天夜里，父亲痛得再也难以忍受，于是告知医护人员：“给我打一针吧。”

医护人员即刻推来药车。这时，父亲已经挺过来了，他沉声说：“不打了，浪费。”

父亲重病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很多老部下、老战友络绎不绝赶来看望，其中很多人是自费从遥远的地方赶到南京的。但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被医护人员带到父亲病房门外，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他一眼。所以，父亲的病房外面，几乎每天都聚集着当年的战友……

病危中的父亲已经无力睁眼了，但他显然意识到战友们就在门外。因为我亲眼看见，父亲的手指头在被单下面轻轻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那是他挣扎着，试图用力抬起手来，向战友们告别。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向守志将军来看望父亲。向叔叔可谓相貌堂堂、英俊潇洒。

那一天，向叔叔脸上却挂满了悲伤。父亲慢慢睁开眼睛，看见向叔叔脸上的表情，于是低唤：“守志呵，你来了……”

向叔叔立刻俯身倾听。

父亲夸奖：“你看你有多漂亮……”

听见这话的人，全都失声笑了。

向守志

我看见父亲快要进入生命尽头了，就给杨尚昆副主席的赵秘书打了电话，请他把父亲的情况报告杨副主席。

隔天，杨尚昆叔叔就与张震和洪学智两位将军一同赶到南京，轻轻进入了病房。

医护人员把病床上半截儿升起，父亲睁开眼睛，艰难地半卧半坐，微微颔首，表达谢意。

我们都退避了。我在玻璃门外看见杨尚昆叔叔俯下身体，一边握住父亲的手，一边低声在他耳旁说话。父亲动容，颔首……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我看出那是生死不渝的同志情谊。继之，张震和洪学智两位老将军也依次在父亲耳边说话，父亲则再次流露出感动的神情。

父亲和他的老友握手的时候，不禁让我想起父亲当年那双手多么有力。

他见到多日不见的战友时，喜欢用力握手。但他一发力，就经常把很多位将军握得嗷嗷大叫！后来，他们见面时再不跟父亲握手了，只是笑着抱拳作揖，招呼道：“师父，免礼免礼！”但现在，父亲连手都握不动了。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习仲勋叔叔专程从广州赶来看望父亲。他俩曾共事7年，习叔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父亲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父亲看见习叔叔，挣扎欲起，口里含糊不清地说道：“我要完蛋了……”

习叔叔上前按住父亲，在他耳边说话，安慰他……这种真诚和情谊使所有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我也能体会到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心灵深处也会为这种真诚而慰心。

1985年10月22日下午4时57分，父亲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停止呼吸，溘然永逝，时年80岁。

土葬

依照父亲生前愿望，他去世后没有火化，而是土葬。

20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移风易俗，倡议领导干部去世时实行火葬。

倡议书发给所有中央委员，所有中央委员都签字同意中央决定，只有父亲不肯签字。他对毛主席说：报告主席，我从小离家，一直没在母亲身边尽孝。我死后要和她老人家做伴，跟她一块葬在土里。

父亲说，当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久久微笑不语。

父亲心里相当紧张，静静等待毛主席批评自己。因为所有中央委员都拥护中央决定，你许世友凭何特殊？莫非，你不但要搞这个特殊，还要毛主席答应你搞特殊吗？中央委员会中，少小离家闹革命的将军多了去了，岂止你许世友一人？毛主席如果答应你土葬，别人怎么办？

但是，毛主席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批评，一直微笑地望着父亲。直到毛主席转身离去时，才轻微点了下头，叹道：你是和尚嘛……父亲松了口气，知道主席默许了。

就这样，父亲成了中央唯一“默许”可以施行土葬的高级领导。他深深感激毛主席的宽容和理解。

父亲去世后，他的遗愿再次报到中央军委。这次得到正式批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批复8个字：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赶制棺材

父亲生前，家乡曾经为他打造过一口棺材。

1979年，父亲已经74岁了，按民间迷信的说法，这个年龄“阎王不招自己去”。父亲主动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这一天，他给在新县的许光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许光：

邮去现金50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在母亲身边。我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没问题，但请你们先为我做个准备。

许世友10月22日

这里要还原一下历史真相。

许光的母亲在父亲1926年离家参加革命后就嫁给一个做杂活的农民夏长文。

许光生于1929年4月，在参军前他并不识字，参军后在部队锻炼学习提高较快，成为海军副艇长，授中尉军衔。

后来因为能力问题，部队决定让他转业复员，因此他来找父亲，希望父亲能帮他讲讲话，继续留在海军工作。

父亲当时跟他说，海军是个技术兵种，如将来能力跟不上会对部队工作造成损失，到哪里都是革命工作嘛，回去还可以照顾奶奶……

许光回到地方后，恪守本分，他本人从未打着父亲的光环为自己谋私利，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不久，许光回信告诉父亲，他用大别山的5种树木——松、柳、柏等合做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按照湖北麻城的习俗制作的（父亲家乡原一直属湖北麻城，后来划给河南新县的），并请父亲回老家验收棺材。

父亲打电话告诉许光：我打完对越自卫反击战就回来，我如果这回战死了，直接用这口棺材，不需要验收。

实际上，直到父亲去世，也没见到这口棺材是什么样的。

现在，那口五木合制的棺材运到南京了，治丧办忽然发现，那口棺材是按照年轻时父亲的身材打造的，已经容不下此时许司令的身材了，何况父亲因病又肿胀了许多。

领导们不愿意让死去的父亲受到一丝憋屈，于是，赶制新棺材的任务下达给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赵绪振。

赵副部长遍寻各地，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寿材，赶紧把求援电话打到广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将军，曾经是父亲的老部下，他得知邓小平主席已经明确同意对父亲施行土葬后，立即命人紧急办理。广州军区的同志，终于在广西某地觅得了一株楠木，星夜直运南京。

寿材抵达南京后，意外又出现了。连续几十年施行火葬之后，城里竟然找不到一个棺材铺，更找不到做寿材的师傅了！

南京当然有许多优秀木匠，他们可以做出任何高档家具，却没有一人做过棺材。而且，寿主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从设计、打造到完工，只有三天时间，于是，没有一个人敢承担。

治丧办非常焦急，会议开到深夜……

消息传出后，党史办的专家立即提供了一个情况：1970年9月，何香凝逝世，之后与廖仲恺合葬于中山陵园。何香凝的入殓棺木就是在南京定制的，制棺师傅为一代名师，但不知他如今是否健在。

赵副部长立刻率人四处打听、寻找，最终竟然真的在南京深巷中寻找到了这位名师，并把他请到治丧办。

老人来到灵堂，默默瞻望父亲遗体。之后又走到寿材面前，默默观看那株珍贵的楠木，随即颔首承担。

治丧办请老人先出个设计图稿，老人沉声说：“不用了，都在我心里。”

治丧办不放心，请老人大概讲一下棺材形制，老人又沉声说：“不用了，我不负许世友！”

老人立刻召集高徒，准备器具，星夜赶制。

三日后，棺材做成了，它通体上下浑然天成，各处榫头丝毫无误地拼合在一起。入殓时，棺盖沿暗槽推上，全棺在内部自动锁定，严丝合缝，坚实异常。如果不毁坏棺木，任何人无法开启它。

我们家人和治丧办领导看后，一起向老人致谢！

老人感叹道：“这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好的一具棺材，也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一具棺材。”

送别父亲

遗体告别仪式设在著名的南京军区机关大礼堂，那座礼堂曾经历过中国当代史上很多重要时刻。

那一天，父亲昔日的许多旧部都来了，告别仪式从下午3时开始，持续到夜晚。人们一拨又一拨向吊唁大厅涌去，大大超出了当时中央限定的3000人规模。

南京的10月底已是深秋，依时令，应是少雨干燥之季。但那天下午，南京城的上空突然乌云密布，宛如黑压压的天阵。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同时，猛然降下了罕见的暴雨，如注如瀑，宛如掉下一条天河。

街道上所有车辆不得不开灯行驶。正在广场上列队等候的军人们，从军帽到皮鞋全部淋湿，但他们每个人仍然不避。这些军人像是从长江里走来的方阵，每个人都沉稳依序地步入灵堂，没有一丝错乱……

那一刻我很震惊，但我也知道了，父亲曾经率领过一支多么了不起的部队啊！

入殓时，父亲穿一身他最心爱的军装（父亲几乎穿了一辈子的军装，即使在奉命退休的晚年，每天仍然是军装不离身）。

人们在父亲身边放了两瓶他喜爱的茅台酒，一部他经常听新闻用的半导体收音机，一支他心爱的双筒猎枪，一支他缴获的张灵甫的手枪（父亲曾将这支手枪呈给毛主席，主席笑说“你留着吧”）。

母亲依照乡俗，在父亲身边塞上100元钱。那时没有百元纸钞，每张纸钞面额只有10元……

入殓完毕，就在棺盖推上的那一刻，外面大雨骤止，世界安静至极！

我朝外望去，只见夜空深不可测，满天星光闪闪！

11月1日凌晨零时，一辆炮车载着父亲的灵柩，驰出了南京军区宏大而庄严的军门。但是这一次，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

父亲回到故乡，回到大别山的怀抱，安葬在河南新县田铺乡许家村。左边长眠着他的母亲，右面则是祖宗老屋。父亲终于如愿，侍奉老母亲，共聚黄泉。

父亲坟茔前，矗立着一尊花岗岩墓碑，碑上不冠职、不记功、不叙史，只镌刻着书画大师范曾手书——许世友同志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