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全国范围内，到处都贴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

这一年的4月25日，原本是个寻常的一天，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中游泳。游泳，一直以来都是毛主席喜爱的体育运动，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还长时间坚持冬泳，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

原本在搬进中南海，以后由于中央领导人都忙于工作，对于身体的锻炼只能一拖再拖，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还曾经担忧过主席的身体。

一直到那几年，毛主席搬到游泳池边居住，这才恢复了游泳锻炼的好习惯。在游泳池中游泳，是毛主席难得的休闲放松的时间。

可是这份休闲带来的放松心情，很快就被一封信打破了。

信是由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的，毛主席看完以后，当场落下泪来，并且很快就给寄信的人写了回信。

谁能把信寄到毛主席手里？这封信上又写了什么，竟然让毛主席当场落泪？

在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很重视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看作是让群众了解共产党，也让组织了解群众的一种方式。

1934年年初，毛主席就曾经在第2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到如何关注群众生活、怎样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其中就提到了关心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为了能够更好的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建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以便于接受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

这样的信访机构，不但有利于人民群众向组织反映自己的问题，也有利于组织上更好的抓出贪腐大案。

比如当时就有一起严重的贪污案。瑞金县的会计科长唐达仁，长期侵吞组织财产，包括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和地主罚款等等一系列款项，贪污金额高达2000余元大洋。

这在当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了，要知道，我军当时使用的装备都还凑不齐，而一个县财政部的会计，就敢贪污2000余元大洋。

这个案子能够顺利侦破，靠的正是信访体系里，人民群众来信提供的线索。

案子告破以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将唐达人交给法庭审判。最后法院经过判决，把他的个人财产没收，并且判了这个人死刑。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多有志青年知识分子纷纷造访延安，其中就有一个热血青年给毛主席写信，想要进入马列学院深造，还想要加入共产党。

毛主席亲自给他写的回信，表达了对他想要加入革命队伍的支持和肯定，并且告诉他该如何申请加入我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日理万机，每天的工作报告都堆满了他的案头。但他依旧时刻关心着群众反映的问题，关心着群众的诉求，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处理人民的来信。

1951年的时候，毛主席还因为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压了一位工人的来信而发了脾气，直言道：“共产党不为工人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

这封信是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写的，主要是想反映厂里面的工资规定不合理，并且还提出了解决的建议。毛主席看过以后当即回信，告诉他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他反映的问题，并且已经让有关机关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除了工人同志写的信之外，毛主席还曾经收到过原国民党军官写的信，对方在信中反映了自己和一些其他原本国民党的低级军官，在失去工作后，生活难以为继的问题。

虽然对方原本是国民党的人，但我党对于国民党一向采取的是教育改造的态度，更何况对方还是地级军官，也涉及不到战犯的问题。

毛主席看过对方的信后十分重视，亲自作出批示，把旧军官失业的问题交给周总理负责。周总理接到批示后，很快着手相关工作，当年冬天就安置了一大批国民党旧军官。

1955年的时候，毛主席就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出，希望受过教育的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能够参加合作化工作、希望知识分子可以到农村工作的态度。

并且在文章中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的说法。

后来，有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真的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工作。这样的人对于其他知识青年产生了带头的影响作用，并且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成为当时知识青年的榜样。

当然，毛主席也不止鼓励其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他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参加过下乡劳动。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妻没有孩子，但他们的侄女周秉建也到内蒙古插队。

1968年，毛主席下达指示，表示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很担心这些学习过文化知识的年轻人，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以后很难在工作岗位上贯彻群众路线。

那几年，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无数在学校中读过书的年轻人到农村去、到西北去、到草原上去。

可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之间，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变化，更何况是那些从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他们在农村生活，本就是背井离乡，要吃很多苦，农村又没有给他们学习的条件。他们看不到未来，也不知道当下要依靠什么，有很多当时的文学作品，都反映了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彷徨痛苦的内心。

但是这些都还不算最难的，因为改换生活环境，最多只是吃些苦。最难的是，各地难免有一些官员想要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动歪心思。

福建省莆田县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就遭遇了这样的事。

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上山下乡，到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山区参加劳动。山区里的劳动自然是很辛苦的，但父子两人都坚决拥护国家的政策和方针，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知青们遇到了坏人。

原本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知青们参加劳动以后，应该由当地政府补贴给他们每个月的口粮和生活费，可是当地政府在发了几个月之后就把这笔费用停掉了。

在山区里，这些知识青年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每年分给他们的粮食，在晒干扬净之后只剩下100多斤。100多斤的粮食要吃一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实在太过捉襟见肘了。

李良模没有办法，只好写信给家中的老父亲。父子两个求告无门，而且当时其他的知青也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没办法，几年的时间里，李良模都只能靠家里的接济度日。但是李庆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每个月的收入本来就紧紧巴巴，还要从黑市上买高价粮接济儿子，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青壮年的儿子上山做了知青，不但不能帮助家里，反倒还每个月都要耗费家里一大笔费用，李庆霖知道这件事情不对，也想过许多办法。

他曾经到儿子工作的公社，向党委反映情况，想要让公社方面出面，解决知青在生活上的困难。可是对方完全不理。当地负责知青工作的办公室，也同样没有解决他的难处。

后来他又找到了当地的民事组，积极向组织反映自己遇到的困难。对方的态度倒是很好，表示情况已经知道了，马上就会向上级反映。

可惜这个马上遥遥无期，李庆霖反映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一直到1972年，眼看着儿子在上山过程中吃了几年的苦，自己的家庭更是被拖累得日渐穷困，李庆霖决定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信他斟酌了许久，写了有2000多字。在信中，他多次提及自己完全拥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但也指出了知青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其中提到自己的孩子参加农业劳动，不但没有足够的食物，更是没有合作社中本应得到的分红。换句话说，上山下乡的知青没有得到自己劳动应得的收入，反而还需要家庭贴补。

没有收入，就意味着没钱买吃的，也没有钱添置衣物，更可怕的是，知青一旦病倒了，连请医生的钱都没有。

而且，上山下乡的知青是没有住处的，他的儿子原本是借当地农民的房子居住，但几年过去。农民的儿子要结婚，没有办法借给知青住房了。他的儿子眼看着就要连个住处都没有了。

更不要说还有一些其他的日常开销，比如儿子的头发长长了，却没有理发的钱等等。

李庆霖倒也不是觉得不能接济儿子，但他日渐年迈，也开始担心一旦自己离世，儿子又没有劳动收入，得到的粮食分配也完全不够自己生活，到时候孩子该怎么活下去？

除此之外，大概是觉得反正都已经给领导人写信了，李庆霖还专门说了一部分知青靠着亲友在社会上的关系走后门的问题。

在信的最后，李庆霖表达了自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并且还恳切的说，想要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应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写完以后，考虑到当地领导很有可能都不会让他把这封信寄出去，李庆霖专门把信寄给了在广播中听到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

王海容是毛主席的表侄女，她在看到这封信后，立即决定把它转交给毛主席。这封信写的恳切真挚，毛主席看过之后非常重视，读到悲凉处，竟然不自觉的潸然泪下。

毛主席让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了300块钱，给李庆霖写了回信。信上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很快，中央就把李庆霖的信和毛主席的回信，复印多份，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得知消息的叶剑英也是拍案而起道：“必须彻查，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毛主席回信的第2天，周总理就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知青的问题。

1973年5月，新华社的记者就到莆田寻找李庆霖，并且专门采访了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

有记者来采访，李庆霖心中知道，自己写给中央的信想必是有了结果。但他也很担心，既担心中央对他提出的问题并不在意，也担心当地的领导会找他的麻烦。

很快，事实就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为了这件事，中央特地成立了调查小组，到当地调查李庆霖信中反映的事情是否属实。经过一系列的查证，李庆霖信中反映的问题确实是事实。

出了这样的事，按理说当地的领导班子应该积极检讨并努力改正，但他们却认为这是在给领导脸上抹黑，因此对李庆霖极力打压。

他们甚至还派出了一个工作组，要进行所谓的“反调查”，给李庆霖的儿子施加压力，甚至还试图将李庆霖打成敌对分子。

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他们还让当地信访办的负责人对李庆霖的儿子叫骂，说他不好好劳动，还骗毛主席。

但是他们的这些行为，最终也没能救得了自己，很快，在中央彻查此事的决心下，当地的知青安置问题被调查小组查了个底朝天，甚至比李庆霖的信中说的还要更严重。

负责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沙风和林乎加带领13个调查组，到全国各地彻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他们的居住点查看，还要问到他们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在调查组的努力下，一些地区腐败作恶的官员被揪了出来，中央也制定了6条统筹解决的办法。

而给毛主席写信，促成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彻查改良的李庆霖，也被视为为民请命的英雄。他晚年的时候还有许多知青去探望他，关注他的情况，甚至写信、寄钱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