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4日，身在台湾的胡适受邀参加一场文学界的座谈会，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胡适在文学界的地位毋庸置疑。

这场座谈会热闹非凡，很多人都是冲着胡适来的，胡适的每一次发言都会让大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为了大家深入交流，座谈会结束后，胡适还参加了主办方举办的宴会，正当他与宾客们举杯畅饮时，突感身体不适，酒杯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摔了个稀碎。

众人马上将胡适送到了附近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医生得知胡适在宴会期间突发心脏病。医院院长亲自对其进行抢救，但最终没能将胡适从鬼门关拉回来。

胡适这个人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这名文学泰斗甚至评价过毛主席：“水平太差，考不上北大。”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胡适的祖籍在安徽，但在江苏出生，胡适的父亲曾是个读书人，但仕途之路比较坎坷，后来迫于生活，开始经营一些小本生意。

虽说自己是个失败的读书人，但胡父始终坚信读书是普通百姓实现阶层跨越的唯一道路，所以一直比较重视对胡适的教育。

小时候的胡适酷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等古典名著，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谋个一官半职。

但是，1905年清朝突然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胡适的这口“国家饭”算是吃不上了。

为了文化的传播，美国放弃了庚子赔款，这笔钱除了在中国修建高等学府之外，还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中国的近代史无比屈辱，泱泱大国为何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屡屡割地赔款？胡适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找到了答案。中国近代被世界抛弃的主要原因并非是落后的科技，而是未能建立一套民主制度。

为了接触西方世界，胡适报名参加了留学考试。同一批学员中，胡适的总成绩并不突出，排名仅为第55名。但由于国文科目拿到了满分，所以他成功获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

胡适前往美国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现代文明。人们崇尚民主、科学、自由，这一点是晚清社会所不具备的。

1917年，陈独秀来到了北大就职，他一直将胡适视为人才，多次在蔡元培面前表达了希望和胡适共事的愿望。在蔡元培的邀请下，胡适从美国返回，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

在胡适的帮助下，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发展到了顶峰，越来越多的进步文章在此发表，使其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

由于在美国生活多年，胡适认为美国的文学作品语言非常简单，大多数人都能看懂。

而当时中国文学作品依然以文言文为主，于是胡适提出，应该效仿美国，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他还公开表示：“文学作品只有能让大多数人看懂，才算有价值。”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在文学领域引起了不小震动。胡适也遭到了一些守旧派的批判，在守旧派中，比较有名的便是黄侃。

黄侃师承章太炎，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他认为白话文不成体统，多次公开抨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有一次在课堂上，黄侃说道：“胡教授号称白话文删繁就简，我看来并非如此。假如胡适老婆死了，家人该如何给他报丧？‘你的老婆死了，你快回来呀！’一共11个字。如果用文言文的话，则不会这么复杂，‘妻丧速归’。”

黄侃公开诅咒胡适老婆，换做是其他人，注定难掩怒火，但胡适却一笑而过。“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当行政秘书，我不想从政，请黄先生帮我写一封电报，拒绝我这位朋友。”

黄侃思索了一会说道：“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我只用了12个字。”

胡适却笑着说：“黄先生知道我是怎么回复的么？我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在场的学生哄堂大笑，黄侃恼羞成怒的说道：“你的电文粗鄙不堪，有辱斯文，根本不能表达我那12个字的含义。”

胡适却说：“我看未必吧，‘才疏学浅，恐难胜任’其实就是‘干不了’的意思。‘谢谢’则是表达出了我对朋友举荐的感谢，你怎么能说这是有辱斯文呢？”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分裂为了两大派别，分别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鲁迅和胡适原本是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两人曾是好友，由于鲁迅在政治上反对改良主义，导致两人分道扬镳。

鲁迅文风犀利，经常在自己的文章中怒骂胡适，在《答KS君》中，鲁迅评价胡适：“蒙着公正的皮，令人作呕。”

在《王道诗话》中，鲁迅又把胡适写成了“为虎作伥又标榜任意道德的帮忙文人”。很多人都以为文学领域的一场骂战即将开始，但结局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哪怕是鲁迅的唾沫溅到自己的脸上，胡适也没还口，胡适的文章中从来都没出现过有关鲁迅的内容。不仅如此，鲁迅去世后，胡适还多次帮助鲁迅的遗孀，尽显宽厚待人的优良品质。

从胡适对待黄侃和鲁迅的态度来看，还是有些“谦谦君子”的模样。

“水平太差，考不上北大。”面对黄侃和鲁迅的人身攻击，胡适都能一笑而过，然而就是这样一名谦谦君子，却曾用这句话评价毛主席。

虽说胡适仅比毛主席年长两岁，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毛主席一直把胡适当成自己的榜样。

1918年，毛主席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了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只要有时间，他总会去旁听胡适的课，胡适所提出的民主观念让毛主席深感认同。

胡适对毛主席的第一印象不错，两人经常一起讨论时政。毛主席对政治的独到见解让他得到了胡适的赏识。

毛主席主持成立了新民学会后，曾计划前往法国探寻真理。即将启程时，毛主席意外看到了胡适所写的《非留学篇》，于是他放弃了赴法留学的机会，决心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国内问题上。

毛主席返回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胡适对毛主席所写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也间接推动了《湘江评论》的传播。总体来说，胡适与毛主席亦师亦友，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两人在思想上渐行渐远。

苏俄完成“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坚持研读。

毛主席早在湖南求学期间就经常利用假期去乡下考察，对农民的艰辛感同身受，所以他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提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毛主席就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逐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胡适则坚持非革命的自由主义，虽说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但他一直主张通过抗议、请愿来促使蒋介石政府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

大革命失败后，以胡适为首的改良主义让毛主席失望透顶，他坚信改良主义因为自身的软弱性，不可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有坚定不移的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走下去，中国才能实现民主自由。

由于胡适一直以来都比较抵触马克思主义，这也导致师生二人分道扬镳。后来的日子里，毛主席带领广大无产阶级为了民主事业英勇斗争，胡适却始终固执己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军已经向人民武装露出了獠牙，胡适依然给毛主席写信，按照西方模式治理国家。

面对胡适的短视，毛主席并未回复，胡适对此耿耿于怀。解放战争后期，毛主席曾试图挽留胡适，但却被胡适婉拒，北平和平解放后匆匆飞往了南京，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

1959年，胡适在台湾读到了毛主席所作的《蝶恋花-赠李淑一》，胡适随即写下了一篇日记，大肆贬低这首诗：“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既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胡适晚年时曾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问道：“作为毛主席曾经的老师，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吗？”

胡适回答道：“他当年的水平太差，考不上北大。”

简简单单一句话，不仅否定了毛主席的文学水平，还否定了当年的那段师生关系。胡适对毛主席的评价在国内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比如郭沫若就曾撰文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一时间，胡适成为了众矢之的，但毛主席却说：“胡适的功劳不能全盘抹杀，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面对胡适的贬低，毛主席却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去评价这位故友，由此可见，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胸怀宽广。

不可否认，从民国时期到今天，北京大学一直都是莘莘学子们梦寐以求的院校，胡适评价毛主席“考不上北大”，真的如此吗？

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有一位好友，名叫罗章龙。罗章龙顺利通过了北大的入学考试，成为了北大哲学系的一名学生。

罗章龙回忆：“当时我也曾建议毛主席报考北大，但却被他拒绝了。他的言语中甚至有些许不屑的态度。他认为北大的课程太陈旧，不值得花费精力去学习。”

毛主席充分利用了北大图书馆的资源，读完了多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北大的课程只注重讲授学术知识，很少谈及时政，如果长时间在北大学习，会逐渐与社会脱节。

毛主席经常去旁听那些文化大师的课程，这些大师虽说一直在呐喊新文化，但很少有人落实到行动上。

以当时中国的国情，只通过喊口号是不能解决中国现存的问题的，中国要想改变，就必须有更多的行动派。

由此可见，毛主席并非像胡适所说的“考不上北大”，只是相比于理论，他更在乎的是实践。离开北京后，毛主席前往了湖南领导群众运动，北大少了一个学生，但工农阶级却多了一位领袖。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毛主席的著作个个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启明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作品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借鉴。

毛主席是个革命家，而胡适只不过是一个接触过西方思想的文人，所以他并不具备评价毛主席的资格。

回看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张，便能感受到胡大师其实也有偏激的一面。他主张全盘西化，甚至将传统文化贬的一文不值。后来担任北大校长时，他甚至在新生入学仪式上说出过 “美国的月亮比国内圆”这类话。

如果他能沉下心钻研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许能辩证的看待新旧文化。

我们面对传统文化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真如胡适主张的彻底摒弃传统文化，也就意味着华夏民族五千年形成的文化底蕴将荡然无存。

虽说胡适自身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他在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他是一个探索者，只不过在某个时期走向了歧途。

正如毛主席所说：“对于胡适，我们不能一笔抹杀，我们应该事实求是，批判他的同时，也要肯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