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在这一重要的大会上，有一个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也参加了评选，而且他的得票情况，毛主席自始至终非常关注。这个人就是王稼祥。

1944年，王稼祥的旧伤复发，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暂时脱离革命工作，接受治疗。这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曾给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带来一批罕见的盘尼西林药。

周恩来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重要消息，8月6日，特意给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发去了一封电报，询问他是否有办法弄到一点盘尼西林。

“华莱士访华，我听说他送了一批名叫盘尼西林的特效药，你们有办法弄到一些吗？王稼祥同志很需要这些药物。”

电报发出以后，数日没有音信，周恩来非常着急，又给王炳南写了一封信，再次索要盘尼西林：“治疗王稼祥的病，需要盘尼西林。据《大美晚报》记载，已经有九万粒盘尼西林被送到中国，还请你打听下，可否想办法弄到一点。”

两次亲自询问，可见周总理对于王稼祥的病情如何放在心上，如何的牵肠挂肚。一同走过长征路，一同经历过革命的，周总理对于王稼祥的深厚感情，是和毛主席一样的。

周总理时刻将王稼祥的病情放在心上，毛主席不仅牵挂王稼祥的身体状况，还对他的前途格外留意。

在6月9日的下午，当选举中央委员的投票结束后，便开始了紧张忙碌的计票工作。这天晚上，毛主席匆匆吃完晚饭，就来到计票现场，一面吸着纸烟，一面静静坐在一旁，等待着计票结果出炉。

当得知王稼祥得到了不足半数的204票的时候，毛主席神色凝重，拿着纸烟的那只手一动不动停在空中，任由烟雾缭绕，早已忘记了去吸烟。此刻，毛主席的心思全都在王稼祥204票的数字上。

毛主席缓缓站起身，走到投票箱前面，眼看着那一沓王稼祥的投票，眼睛里透露出惊讶和惋惜，深有感触地说道：“王稼祥同志也有大功，他觉悟得早，因为有病没有参加大会，可能对投票有影响。明天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我要讲一讲王稼祥同志的功劳。”

在第二日下午的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毛主席现场为自己的老战友“拉票”。当天选出的3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王稼祥的名字赫然在列，毛主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意强调指出，中央委员并不是做官，而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想为王稼祥争取更多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此时的毛主席大概不会想到，27年后的1972年，衰朽之年的王稼祥会亲自写信给周总理，请求给自己安排工作，周总理很快将此事上报毛主席，毛主席忆及当年和王稼祥一起渡过的烽火革命岁月，不觉感慨系之，立即批示了三个大字。

说起毛主席和王稼祥深厚的革命情谊，还要从1931年4月说起。彼时，王稼祥是作为从苏联归来的高材生来到江西省宁都县指导工作的。

自1928年起，王稼祥就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王稼祥回到上海，任宣传部干事，编辑《红旗》杂志。这年4月，王稼祥担任中央苏区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在江西见到了王稼祥，但见这位从苏联归来的高材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容消瘦，一脸书生气。两人见面握手寒暄，彼此惺惺相惜。

一个是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专家，一个是中国革命实践专家，两人都想从对方身上学到自己想要的革命智慧。

一段时间相处下来，王稼祥对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深深服膺，毛主席还特意将其写成对联送予王稼祥，王稼祥后来回忆道：“毛主席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说出来的道理让人很好明白，同时也很有说服力。”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损失惨重，王稼祥痛心疾首地公开表示：“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

此时的王稼祥，早已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遭遇敌人空袭，身受重伤，腹部留有弹片，伤口化脓，痛苦不堪。

1935年1月，红军拿下遵义，在王稼祥的提议下，在遵义召开会议。会议上，毛主席当即指出，抛弃游击战术，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周恩来等人公开表示支持毛主席的观点，这时，王稼祥再次公开站出来支持毛主席，正是王稼祥这关键的一票支持，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不久后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全军行动。提及这次会议，后来毛主席不止一次感叹道：“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

三人团组成后，王稼祥的工作任务更多更繁重了。处理上级文电、研究决定行军方向、制定作战措施，事无巨细，王稼祥均亲自一一策划部署。

此时的王稼祥，因为战地医疗条件落后、在担架上一路颠簸，他的腹部一直流脓，又没有止痛药，每天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折磨。

红军长征胜利成功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给王稼祥检查伤口，无比震惊地说道：“这么重的伤，居然能走完长征，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胜利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1936年12月，在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的陪同下，王稼祥经由上海辗转去往苏联治病疗伤。

1938年5月，王稼祥因工作需要回到国内，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

9月——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上，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中国革命和敌后抗战工作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1943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成天忙于整训部队工作的王稼祥，因为废寝忘食的劳累，在1943年下半年引得旧伤复发，不得不接受住院治疗。

十年前的那场空袭，因腹部受伤严重，后来又带病坚持走完长征路，王稼祥为旧伤所累，不得不一次次脱离工作岗位，接受药物治疗，也正因此，在中共七大召开之时，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只得了204票，让毛主席不胜惋惜，才有了为他“拉票”之举。

1946年夏，在毛主席的关怀下，王稼祥在爱人朱仲丽的陪同下，再次前往苏联治病。

这一次，苏联的医生对王稼祥的旧伤进行离开外科手术切除，用上了外敷药物，治疗效果不错，1947年5月，王稼祥就回到国内。

回国后的王稼祥留在哈尔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被任命为新中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

在出发前往苏联时，周总理亲自为他送行，深切嘱咐道：“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我们的经验实在是太少了。稼祥同志，你去苏联以后，要多多总结经验，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后来，王稼祥又出任中联部部长，多次和周总理一道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每一次出国前，周总理总是不忘嘱咐王稼祥一定要把朱仲丽带上：“你把仲丽也带上吧，你的身体不好，她是个医生，可以随时随地照顾你。”

从革命战争的烽火中一路走来，在血雨腥风的长征路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周总理对于王稼祥的革命情谊，丝毫不比毛主席少，对于王稼祥的身体状况，也始终挂在心上，时刻不忘嘱咐关照。

进入六十年代，王稼祥再次旧伤复发，上班工作时，常常需要带着个热水袋在腹部保暖。

这之后，随着病情加重，开始影响到脾肺等内脏。在康生的建议下，中央免去了王稼祥的职务，让他安心回家养病。

虽然远离了中央，远离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然而他们彼此之间革命的深厚情谊一直都在。

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再次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及了王稼祥，充分肯定离开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1970年，王稼祥突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指示派专车将王稼祥接到医院治病。

这之后，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王稼祥的身体逐渐恢复。身体日渐好转的王稼祥，思念老友，开始产生想出来工作的想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王稼祥，只要身体允许，他不管自己年事已高，总是想着自己不能就这么赋闲在家，浪费光阴，浪费生命，他一心一意想的是，再为人民做点什么，他才心安。

1972年6月的一天，王稼祥去万寿路看望朱德，两人闲坐聊天时，精神状态很好的王稼祥，向朱德说出了自己想要出来工作的想法：“这些年我一直病着，已经很久没工作了，现在身体好了，但又没工作可以做了。”

朱德当即表示支持他出来工作，并且补充说道：“毛主席是不会忘记你的。你是立过大功的人，早晚会给你分配工作的。”

回到家中后，王稼祥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先给周总理写一封信，说明一下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愿望。

在信中，王稼祥诚挚地写道：“我曾经申请过外事工作，希望总理可以在百忙之中考虑一下我的情况，分配给我一些负责外事调查的工作，待遇级别都不要很好的，让我可以做一些工作就很满足了。”

接信后，周总理完全同意王稼祥的申请，又把信件亲自送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当即批示道：“可试行。”

1973年5月下旬，在十大召开之际，毛主席再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王稼祥给予高度评价：“······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8月，王稼祥当选中央委员，很快就安排了负责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这之后，王稼祥又进入外事工作领导班子，协助周总理处理外事工作。

重回工作岗位的王稼祥浑身充满干劲，虽已年近古稀，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他由衷地希望“以所剩不多的余年，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

正当王稼祥以为可以在自己的晚年，为祖国为人民发光发热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1974年1月25日凌晨时分，王稼祥竟因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让所有人错愕悲痛不已。

在王稼祥的追悼会上，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总理紧紧拉着朱仲丽的手，无比悲痛地说道：“真没料想到，真没料想到！你要保重，保重。”

惊悉王稼祥去世，毛主席同样非常难过，年老多病的毛主席，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缓缓说道：“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对于别人的好，毛主席一点一滴都铭记在心，看着身边革命老友一个个猝然离去，毛主席的心里一片悲凉。

他是从苏联归来的高材生，他是扭转革命前路的重要人物，他是长征路上的钢铁战士，他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大半生都在与病痛作斗争，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依然是如何更好地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生命不息，为人民服务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