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俊，原越军第二军区第313师第122团第2营第6连第3排士兵。1984年4月28日，我昆明军区第14军第40师第118团收复老山作战时，他是从老山主峰侥幸逃生的3名越军之一。下面，就是唐明俊对当年战斗经过的回忆。

1984年4月28日上午9时许，中国军队对河宣省渭川县边境地区的1509高地（即老山主峰）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先是炮弹像雨点一般落下，仿佛要把山顶夷为平地，尔后步兵从各个方向冲上来，全力实施冲击。在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进攻中，我们的士兵开始出现伤亡。士兵阿海（宣光省人）和第3排排长杜明创正在使用冲锋枪猛烈地开火射击，突然1发炮弹落在他们附近，阿海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即阵亡，杜明创包扎了伤口之后，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

1509高地主峰地区的1号高地还保持着稳定，但是中国军队已经基本上控制了2号高地，第1排排长阿山和十几名士兵战死。不久之后，营的第二梯队的部分兵力推进到到主峰地区支援我们。中国军队也调整了部署，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以密集的战斗队形大举进攻，而是分成多个方向实施向心攻击。

我拿着冲锋枪沿着战壕移动射击，突然发现5名中国士兵弯着腰，蹲在山坡上一棵倒下的大树旁边，我立即朝他们开火，密集的弹雨压制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就在这时，一名叫阿石的士兵直接冲他们发射了1发40火箭弹，随着火焰从火箭筒尾部喷出和一声巨响，这5个人全部倒下了。

有1个定向地雷被中国军队的炮火震出了原来的位置，1名士兵爬出战壕把它取了回来，并将其放置在战壕边缘。这名士兵静静地等待着中国士兵冲到战壕附近，然后起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过之后，我们探出头去一看，山坡上已经空无一人，只剩下飘散的黑烟。

我和战友们继续坚守1号高地，我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然后拿过附近阵亡战友的冲锋枪继续射击。就在这时，士兵阿阔（永富省人）对我说：“这个射击位置很好，你把这个地方让给我吧！”说完就连续扣动扳机，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枪似的。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进攻被阻止，尽管他们全力以赴，但还是无法取得进展，我看到中国士兵呼喊着向四处散开，继续呼唤炮火支援。

很快，一阵猛烈的炮击落在了我们的头上，爆炸声此起彼伏。中国军队无坐力炮和火箭筒发射的声音连续不停，炮弹和火箭弹不断爆炸，但是所有的弟兄们仍然坚守着阵地，没人进入掩蔽部藏身，而是等待中国军队的又一次冲击。1发100迫击炮弹在我所处的战壕上面爆炸，猛烈的冲击波把嘴和鼻子震出了血，士兵阿阔被1发无坐力炮弹击中身亡。

排长杜明创在战斗中第二次负伤，右肩被1发子弹击中，只剩下了左手，但他仍然拒绝后撤，继续指挥弟兄们阻击中国军队的进攻。炮击过后，中国军队向1509高地主峰地区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一次，他们投入了更多的兵力，打算一鼓作气解决战斗。此时，第2营营长命令第5连以部分兵力增援我们。从早上7时开始，双方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反复争夺。

这一次，中国军队占领了枯树山表面阵地，和我们的士兵进行着短兵相接的近身拼杀。正在1号高地指挥我们战斗的连长陈玉通（南定省人），看到枯树山的争夺进入白热化，立即指挥我们实施火力支援。看到中国军队的兵力源源不断，而连队的伤亡越来越大，陈玉通连长命令1号高地的士兵们后撤，以保存实力，而自己留下来断后。他通过884电台喊道：“105榴弹炮向我开炮，中国军队就在我的旁边。”

当时，我们有2门部署在1200高程（即1072高地）的120迫击炮发挥了很好的火力支援作用，但是到了中午，由于发射炮弹太多，底板下沉了1米，炮管也打红了，没有办法继续射击。位于楠牙的炮兵第457团105榴弹炮阵地把炮弹几乎打光，由于弹药运输极其困难，也不得不停止了射击。就在这时，中国军队又连续发射60迫击炮弹，然后密集投掷手榴弹，27岁的连长陈玉通倒下了。离他不远的地方，40火箭筒手高春昭在发射了17枚火箭弹之后，也在战斗中丧生。

到了中午，中国军队已经占领了2号高地和1509高地的主峰枯树山，1号高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已经消耗殆尽。与此同时，后方的炮火支援也基本停止，因为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切断了所有的补给线。排长杜明创报请上级同意，指挥我们从战场上撤退，等待反击的机会。但是最终能够撤回后方的，只有3个人。陈玉通连长本来有希望被授予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的，可是由于丢掉了阵地，战后也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

说明：对照我军资料，越军所说的1509高地、枯树山、1号高地、2号高地，就是我军地图上标注的老山、主峰、50号高地、52号高地。负责老山主峰地区防御任务的第313师第122团第2营第6连也称第22混编连，除了步兵之外，还加强了通信、侦察分队和独立工作组，主要任务是提供情报保障和通信保障，是第二军区和第313师前指的耳目。

越军第6连分别部署在上面所说的3个高地上，每个高地相距40至50米，各驻有1个排的兵力，武器装备包括：冲锋枪、火箭筒、无坐力炮、60迫击炮、定向地雷，每支冲锋枪的弹药基数为300发。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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