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二战的硝烟逐渐散去，全球的政治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

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重臣，蒋经国亲自奔赴苏联，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外蒙古问题，挽回对这一曾是中国领土的控制。

会议开始时，蒋经国直言不讳地表示，外蒙古的独立将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恐怕将导致国内动荡。蒋经国的坚持，究竟能改变什么？

外蒙古的政治转变与中国的干预

1919年11月7日，随着俄国白军与红军在苏俄内战中的持续消耗，外蒙古的亲俄势力逐渐减弱。

由于内战的复杂性，苏俄无法再像以前那样集中力量支持外蒙古，俄国通过《俄蒙协约》在外蒙古实行垄断，攘夺蒙古的资源和经济利益。

俄国的政策加上不断贬值的卢布，使得蒙古的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蒙古王公平民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种局面激起了外蒙古人民的怨恨，导致蒙古的亲俄情绪逐步消退，转而倾向于寻求与中国的联系。

自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中国就开始积极策划如何在外蒙、呼伦贝尔及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干预。

段祺瑞政府认为，外蒙古的归属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领土完整，必须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中国的主权。

1919年4月，民国总理段祺瑞和陆军总长靳云鹏任命安福系的徐树铮将军为“西北筹边使”，负责外蒙古问题的处理。

此时正值民间外交员陈毅与外蒙古进行谈判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段祺瑞政府为了借此机会，决定派遣徐树铮前往外蒙古，主持撤治工作，并把陈毅的成就据为己有，以此重振皖系政治势力的声望。

徐树铮在接受命令后，迅速带领部队进入外蒙古的库伦地区，他采取了强硬的手段，挟持了外蒙古“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并将哲布尊丹巴活佛软禁起来。

徐树铮的做法不仅是政治上的手段，更是试图以军事力量强化北洋政府在外蒙古的控制。

同时，他还召回了陈毅，全面否定了之前中俄之间达成的《中俄声明》。

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方面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废除与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

外蒙古方面明确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传统联系，并请求废止一系列与俄国的协议。

在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也通过电报向外蒙古表示祝贺，支持外蒙古争取恢复与中国的关系。

11月22日，民国总统徐世昌作出了回应。

他发布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告》，同意外蒙古的请求，并宣布废除外蒙古的自治，恢复传统体制。

徐世昌的公告中明确表示，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并通过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强化对外蒙古的控制。

为了确保这一决定的落实，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被部署到库伦、科布多等地，并开始派兵收复唐努乌梁海。

然而，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实施的一系列新政改革却引发了外蒙古上层集团的强烈不满。

尽管北洋政府通过军事手段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但徐树铮的改革措施显然不符合外蒙古的传统习惯和政治结构。

外蒙古的上层集团认为，北洋政府不仅没有尊重外蒙古的地方自治权，反而强行推行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导致了对北洋政府的敌视情绪。

外蒙古的亲苏政府

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正式宣布建立了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外蒙古借助苏联的支持，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外蒙古的这一举动迅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

北洋政府对外蒙古的独立宣称坚决反对，拒绝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的行为。

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

直系和奉系军阀的争斗使得北洋政府的政治形势变得极为复杂。

两大军事势力在关内互相拉锯，由于内部政局动荡，北洋政府无法集中力量来应对外蒙古的局势，也未能有效组织军事力量收复外蒙古。

面对外蒙古的独立宣言，中国中央政府只能发表声明，坚决拒绝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声明中的强硬言辞并没有改变事实的进展。

北洋政府的外交力量薄弱，无法通过有效的外交手段阻止外蒙古的脱离。

在这种局面下，北洋政府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与苏联的谈判。

政府期望通过与苏联的协商，争取在外蒙古问题上获得某种形式的妥协。

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却非常明确。苏联不仅支持外蒙古的独立，还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使外蒙古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可以说，外蒙古的独立是由苏联的支持和北洋政府的内乱共同推动的。中国政府在内政问题上的无力，给了外蒙古独立的空间。

1922年，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苏蒙修好条约》。

条约的内容让外蒙古在名义上进一步摆脱了中国的控制，并为其后续的独立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苏联的支持成为外蒙古摆脱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的重要保障，使得外蒙古在国内外事务上逐渐走向自主。

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国中央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

协议内容广泛，涉及到的事项包括废除中俄之间所有的不平等条约，苏联放弃沙俄时期在中国的租界与赔款，甚至包括苏联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

协议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无疑是其中关于外蒙古的表述。

协议明确指出，外蒙古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且中国拥有对外蒙古完全的主权。

尽管协议如此表述，但其实际内容并没有触及外蒙古的独立问题。

外蒙古的命运并没有在此时得到明确解决，反而为其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协议所提到的外蒙古归属于中国的表述，更多的是一种名义上的确认，而非实际的控制。

二战后外蒙古问题的国际博弈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成为了外蒙古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苏联与英国围绕战后世界秩序进行了激烈磋商。

会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重新安排各国的影响力，而外蒙古的命运也成为了这个磋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苏联在这次会议中明确提出了对外蒙古的要求，试图利用这一点作为交换条件。

为了换取苏联同意出兵中国东北，罗斯福同意了苏联的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这一决定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交易中做出的，虽然中国对此毫不知情，并且坚决反对，但美国和苏联的协议无疑为外蒙古的独立进程提供了国际层面的支持。

在国际关系和苏联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蒋介石和其他政府高层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妥协。

苏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一要求在当时看来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外蒙古问题的最终解决

1945年8月8日，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上。

就在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三个月后，战争的焦点转向了亚洲，特别是日本。

美国在投下原子弹之后，苏联也紧随其后宣布对日本宣战。

随着苏联对日宣战，150万苏军在外蒙古集结，准备对日本的关东军展开进攻。

外蒙古作为苏联的重要盟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后勤支持，并派遣了自己的军队参与了对日作战。

在这一过程中，外蒙古的军队参与了苏军的进攻行动，特别是在内蒙古地区，参与了对日军的战略打击。

就在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中苏两国就外蒙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认为外蒙古仍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而，斯大林在谈判中始终坚持立场，表示外蒙古已经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因此其现状即为独立，任何试图改变这一现状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斯大林的态度在当时显得异常强硬，似乎不容置疑。

谈判伊始，中国代表团在面对苏联提出的要求时，坚决表示不会接受外蒙古独立。

中方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涉。

蒋经国在与斯大林的谈判中明确指出，如果外蒙古被承认独立，国内民众绝不会接受。

蒋经国告知斯大林，中国民众会视政府的妥协为“出卖国土”，这种背叛可能会导致民众的强烈反抗，甚至会威胁到政府的稳定。

斯大林对蒋经国的警告不为所动。他直接回应道，如果中国有足够的力量来独立对抗日本的侵略，苏联自然不会提出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

斯大林强调，目前的局势下，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与日本抗衡，因此，外蒙古的“独立”不容置疑，还说蒋经国的话就是废话。

随着谈判的深入，斯大林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无法接受外蒙古的现状，相关条约将无法顺利签署。

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苏联已经占据了上风，外蒙古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领土争议，而是国际大国博弈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虽有强烈反对的立场，但在外交力量不足、国内政治不稳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谈判，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做出了妥协。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参考资料：

[1]吴跃农.蒋经国争取外蒙古不背离中国受挫真相[J].各界,2014(2):3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