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重庆即将解放，国民党政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然而，在这场胜利的背后，却藏着一个令人深感遗憾的故事——渣滓洞的革命志士未能在解放前获救。

随着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的拯救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为什么，尽管解放的曙光近在眼前，仍有如此多英勇的革命者未能逃脱屠刀？

南京的落幕与重庆的阴霾

1949年4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南京沦陷。

国民党的统治逐渐崩溃，但蒋介石的统治集团并未就此放弃，反而在愈发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手段进行自保。

重庆，作为国民党政权最后的重镇，成了当时的一个战场。

在这里，蒋介石的政府竭尽全力守住最后的防线，而革命的曙光却在悄然逼近。

这些被囚禁的革命者，身陷险境，随时面临生命的威胁。每一场屠杀都精准而残酷，他们的命运在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下如同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失去了对西北军的控制，蒋介石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将他打压，迫使他离开西北，前往欧洲“出国考察”。

杨虎城虽然身处异国，但心中的革命理想和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从未减弱。

在欧洲期间，他仍不时发表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坚定地表达自己对抗日救国的决心和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反感。

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决定重回祖国，亲自参与抗战。他通过多次电报与国内取得联系，要求返回参战。

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杨虎城终于在1937年12月偷偷回到中国。

然而，他刚回到南昌，便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与家人和秘书一起被软禁。

自此，杨虎城的命运发生了转折，随后的12年里，他始终未能再度获得自由，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囚徒。

在这漫长的囚禁岁月中，杨虎城的家庭也遭遇了巨大的变故。

杨虎城的小女儿出生，而妻子谢葆贞在其被囚禁期间病逝，令他痛失爱妻，身心倍受摧残。

然而，即便如此，杨虎城依旧没有放弃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关怀。

尽管身陷囹圄，杨虎城的心始终未曾为政权的打压所屈服，他在狱中不断关注国内抗战的局势。

到了1949年，李宗仁临时接管国民政府，并下令释放杨虎城。

然而，蒋介石并未同意这一命令，杨虎城的释放依然遥不可及。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入高潮，重庆的形势日益紧张。

国民党政权眼看就要崩溃，蒋介石决定彻底铲除杨虎城及其家人的一切威胁。

1949年9月6日，国军即将放弃重庆，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策划了一场彻底的屠杀。

当天，杨虎城与他的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秘书宋绮云以及夫人徐林侠和她的幼子宋振中等人被囚禁在重庆的戴公祠。

随后，他们的尸体被丢弃，并用硝镪水销毁，以确保这些烈士的英勇牺牲不会成为后人追寻的证据。

歌乐山电台的最后时刻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和毛人凤抵达重庆。

毛人凤作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迅速主持了会议，并执行了蒋介石交代的四大任务：屠杀、潜伏、游击、破坏。

蒋介石的命令令国民党特务们在重庆展开了残酷的清洗行动，特别是针对那些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的革命志士。

当天，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中美合作所”歌乐山电台岚垭。

江竹筠，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骨干成员，曾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了大量的智慧和力量。

在监禁中，尽管她遭遇了极大的折磨和压力，但她从未动摇自己的信仰。

在这一天，还有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同样无情地枪杀。

李青林和齐亮等人也都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员，他们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压迫下依旧坚守着信念，并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大量的力量。

毛人凤对此毫不手软，策划了这场无差别的打击，确保没有任何革命志士能够幸免于难。

“一一二七”大惨案的发生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当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进行屠杀时，渣滓洞的屠杀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渣滓洞，这座曾关押着无数革命志士的监狱，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又一现场。

渣滓洞的屠杀并非单独发生，因渣滓洞内有二十多人寄押在白公馆，屠杀的行动因此被分为两个部分同时展开。

白公馆的屠杀行动由雷天元指挥，具体执行的是李磊，他直接指挥将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者押往松林坡刑场进行枪杀。

这一行动的时间安排较晚，而由于路线遥远、行动不够迅速，直到深夜时分，渣滓洞才将三批共二十余人提走并送往松林坡处决。

为了尽快完成这场屠杀，国民党特务改变了原定的分批屠杀计划，决定以转移为名，集中所有革命者。

特务们将男牢内的革命者集中在楼下的一至七号牢房，而女牢的革命者则被集中在八号牢房。所有被转移的革命者牢房一一加锁。

就在这一时刻，特务们的突袭开始了。

一群持有汤姆式冲锋枪和手提机枪的匪徒冲进了渣滓洞院坝，迅速站在每间牢房门口，准备实施屠杀。

狱中的看守长徐贵林发出一声口哨，随即一阵猛烈的枪火冲向牢房。

在这惨烈的场面中，革命者们依然没有畏惧，继续发出他们的声音，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些口号声和歌声在渣滓洞内外回荡，穿越着枪声，坚定地回击着敌人的暴行。

在五号牢房里，陈作仪即使腿部被打伤，依然高声斥责敌人，声音中带着深深的愤慨与不屈。

在五室的另一名共产党员，新闻记者胡作霖看到这一情形，立即挺身而出，站直了身体，用双手紧紧抓住牢门，竭力保护同室的难友们。

与此同时，六号牢房的何雪松，在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依然奋力站起来，强撑着身体，像钉子般铆在牢门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子弹。

即便是身受重伤，何雪松依然毫不退缩，他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对革命的最后贡献

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最终夺去了无数革命烈士的生命，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篇章中，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

解放的痛惜与英勇的胜利

在这之前中共地下党已经在尽力拯救，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扑和特务机关的猛烈打击，我党的地下工作网络已经遭到重创，许多地下党员被捕或牺牲，组织力量严重削弱。

林向北同志作为负责“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已经在重庆进行渗透工作超过两个月。

通过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些中间人接触，他试图为我党争取更多的支持。

然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争斗却令这项计划变得异常复杂。

特别是对重庆交通警备1旅以及其下属的“干训班”，林向北的努力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民党内部对权力和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许多本应与我党合作的国民党军队成员对我党的接触和合作持谨慎态度。

尽管林向北同志和其他同志极力争取合作，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最终未能成功控制重庆交通警备1旅及其军队的一部分力量。

与此同时，廖开孝，国民党“反共保民师”1师的师长，在此期间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

他曾表示有意投诚，希望能够与我党共同打击蒋介石政府，但始终未能下定决心。

廖开孝的“骑墙”态度，既没有完全支持我党，也未能执行我党的要求，使得我党在实施强攻渣滓洞的计划时处于被动地位。

此外，林向北同志为了推动地下党在重庆的工作，还竭尽全力筹措资金支持。

我党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继续渗透和策动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林向北通过地下渠道筹集了50两黄金，这笔资金的筹集原本是为了通过与国民党内部“关系人”的合作，争取更多的军队和政界支持。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的“关系人”突然临阵逃脱，未能如约提供原定的帮助。

随着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混乱日益加剧，重庆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11月30日，重庆终于迎来了全市解放的历史时刻。

幸存的同志们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在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束缚后，他们开始迅速行动，奔赴白公馆和渣滓洞等监狱，准备抢救被关押的革命烈士。

12月1日，解放军的战士们终于赶到了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个曾经被国民党特务用作监禁革命志士的地方。

解放军战士们站在烈士们的遗体前，深深地感受到革命的悲壮和牺牲的沉重。

许多战士在见到烈士们的遗体时，泪水涌上眼眶，哽咽着说：“我们来晚了！”

参考资料：

不能忘！71年前，歌乐山上的腥风血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