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山出生在湖北麻城的一座小山村，这里素有革命老区的美誉。随着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浪潮汹涌而至，他的家乡也成为了农民运动的重要中心，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

郑维山的父亲，郑国麒，是个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革命者。在当时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郑国麒决定不再沉默，带领乡里的百姓积极参与黄麻起义。在父亲的影响下，年轻的郑维山并没有被平静的乡村生活束缚住，而是主动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名赤卫队员。

1930年，红四军深入大别山区，来到郑维山的家乡。听到红军招兵的消息后，郑维山毫不犹豫地带领着一百名赤卫队员投身于这场革命事业中。那个时候，红军的处境异常艰难，武器匮乏，甚至规定所有新兵必须自己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方能拥有战斗的工具。

花园战斗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冲锋号角响起时，他毫不犹豫地拔刀冲锋。敌人炮火猛烈，郑维山还未接近敌阵，手中的砍刀便在猛烈的炮火下被击断。面对这一突发状况，他迅速反应，从怀中掏出石灰撒向敌人的面部。敌人瞬间被石灰迷了眼，郑维山趁机举起新的武器，奋勇冲锋，成功击败了敌军。战斗结束后，他缴获了一支双管步枪和一百多发子弹。

不久后，徐向前决定将郑维山调到自己身边担任传令兵，负责向各部队传达作战命令。那时候的红军常常面临快速变化的战局，指挥官无法进行书面传递命令，只能依靠传令兵的快速记忆和高效执行。传令兵的职责非常重大，若有差错，可能会导致整个战局的失败。而郑维山无论在何时都能准确无误地传达每一项指令，这让徐向前对他充满了信任。徐帅常开玩笑地称郑维山有“天赋神力”，能够在瞬间将复杂的命令牢牢记住，仿佛能听见“耳不忘”的神奇之力。

在高压战斗环境的长期磨砺下，郑维山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迅速提升。他每当空闲下来，便会默默地跟随徐帅，聆听徐向前向战士们讲解战术和作战原则。徐向前在讲解时常使用一些复杂的军事术语，郑维山虽然一开始听得有些困惑，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而是通过不断地向长官请教，慢慢地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知识。他逐渐能在徐帅发号施令时，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甚至在有时徐帅忘记补充阻援部队时，他也能及时提醒，这让徐向前对他刮目相看。

随着郑维山军事素养的不断提升，徐向前认为他不应只局限于做一名传令兵，这样的才华不能被埋没。所以郑维山很快被提拔为通信队指导员，成为了红军中一名年轻的指挥官。很快郑维山便凭借出色的表现，率领部队成功袭击并歼灭敌军一个营。更令人振奋的是，他带领的部队还缴获了一门大口径山炮，这门炮的威力极大，一颗炮弹便足以摧毁一个房屋。

一次，红四军与川军争夺一个重要山头，徐向前决定让郑维山带领炮营先发制人。徐帅原本只是打算用三发炮弹进行威慑，并未指望真正命中敌军。但郑维山凭借精准的炮击，连续三发炮弹精准命中敌军目标。一发炮弹直接摧毁了敌方指挥所，另两发则击中了敌人的重要工事和阵地，为红军的进攻打开了缺口。凭借这次出色的表现，郑维山被徐向前誉为“神炮手”。

新中国成立后，郑维山被授予了开国中将军衔，并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正如历史中的许多英雄一样，命运常常以不同的方式考验人。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郑维山在党内遭遇了不小的风波，并最终被批判。在1971年他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劳动改造生活。

到了安徽，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曾经的军队高层而要求特殊待遇。反而周围的人看到郑维山年纪已高，便安排了许多轻活给他。但郑维山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安排，他总是主动要求做一些繁重的农活。他曾笑着说：“参加革命之前，我就是农村出身，干农活是家常便饭。革命这几十年，倒是把这些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在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锻炼身体，增进我和这片土地的感情。

他那种豁达的态度和不服老的劲头令农场的工作人员刮目相看，也让年轻的小伙子们忍不住劝他：“老郑头，您年纪大了，轻活给我们干吧，重活您就别操心了。”但郑维山从不接受，总是笑着说：“我们是革命战士，越是艰难的任务，越要冲在前面！”。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深入，党中央开始重新关注那些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同志们。终于在1979年，郑维山向曾经的老上级聂荣臻元帅写了一封申诉信，请求能够回到北京。聂元帅了解情况后，迅速为郑维山提供了帮助。在接到批准消息的那一刻，郑维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一天，他从安徽的农场回到北京，心中无比激动，几乎无法言喻。他对着周围的乡亲们欢呼雀跃，仿佛是一个久别重逢的孩子，欣喜若狂。

尽管郑维山终于得以返回北京，但他在农场与乡亲们度过的岁月并未轻易忘却。农场的场长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深情地说：“老郑刚来这里时，我就知道，迟早有一天他会回到中央去。期间我们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今天，我们就是来送他一程，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场长的话语引来阵阵掌声。临别时，郑维山不禁感慨万千，虽然他即将离开这里，但他与这些普通乡亲们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而这些情谊，也将伴随他一生。

郑维山回到北京后，许多老战友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来探望他。像许世友、秦基伟这样的老红军战友们都早早安排了见面，向他表达敬意和关心。甚至连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也第一时间拨通了多个将军的电话，得知大家都抢着先来探望郑维山，他便立刻赶到郑维山住处，亲自拜访。这种温暖的场面让郑维山深感自己并未被遗忘，昔日的战友与领导依旧关心着他。

尽管郑维山已经回到北京，面对他身上的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立刻解决，尤其是生活上的困难。无奈之下，他决定求助于曾经的上司徐向前元帅。面对郑维山的困境，徐向前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徐帅在接到消息后，迅速向总政治部反映了郑维山的情况，并指示：“郑维山同志的生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麻烦尽快落实，不要再推来推去的。”听到徐帅如此焦急地转达后，韦国清所在的中央相关部门很快行动起来。仅仅两天后，总政治部便向徐向前报告，称已经安排好了郑维山的生活问题。

通过徐向前和其他高层领导的努力，郑维山的生活困境终于在1980年彻底得到了妥善解决。那时郑维山的心情才真正得到了放松，过往的重压也随着问题的解决烟消云散。

1982年，邓小平亲自任命郑维山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并在交代时说道：“你去兰州军区，我放心。”对于这种信任，郑维山感到无比荣幸，连连向邓小平保证，表示一定会竭尽全力完成好新岗位的各项工作。

岁月不饶人。1998年，郑维山被诊断出肺部肿瘤，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手术后，他的身体状况有所恢复，但由于病情时有反复，郑维山依然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1999年，郑维山再次因病住院，这一次他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当他得知自己的医药费需要数百元时，他竟然请求将这些治疗费用转交给党组织，自己则选择放弃治疗。

这一行为令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和亲友都深受震动。作为一名曾经身经百战、赫赫有名的老红军，郑维山已经为国家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无私地将自己的所有都置于国家和组织之上，丝毫不为自己个人的安危考虑。他那种高尚的精神，足以让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为了革命事业，他曾经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而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心心念念着国家的建设，放下了个人的生死。

这种精神，堪称无私至极。面对生死，郑维山选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考虑。

到了2000年，郑维山的病情愈加严重，医院最终下达了病危通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郑维山没有选择沉溺于痛苦或怨天尤人，而是依然以革命者的姿态，写下了一封感人的信件。这封信中他恳请中央给予自己适当的治疗，但同时请求将治疗费用更多地投入到军队的建设中。

郑维山在信中还表达了自己的一些遗愿：“我的最后一个月工资，全部上交组织，这笔钱算是我的最后一笔党费；我的书籍，全部捐给山区的孩子们；至于我的遗体，我不希望举行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甚至不举行追悼会。我的尸体可以捐献给医学研究，骨灰撒在大别山上，最后我只希望向着这片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土地，做一个庄严的敬礼。

这封信无疑是郑维山一生精神的结晶，也是他全身心奉献于国家、军队和人民的最后表达。在他看来，自己的生命和一切属于革命，最终的归宿应该是无私、无悔、无遗憾。他的要求朴素而深刻，简洁而充满力量，每一字每一句都蕴含着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最后的告别。

来源：郑维山-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