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戎马春秋述要
我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的。离开学校后，长期在部队工作，是一个职业军人。在数十年戎马生活中，也有些经历可记述以供史学参考的。但已经时过境迁，许多细节很难回忆得起来。所以下面记述的几件事情，都是略而不详的，其中讹误更在所难免，望知道情况的予以补充订正。
一、陈嘉祐“护字营”之建立及其归宿
一九一七年秋，谭延闿由粤返湘，在零陵以“湘南总司令”名义，命陈嘉祐招编湘南各地绿林，成立军队，名为“护字营”，陈为该营司令。我因在谭二次督湘时曾任督军公署参谋的关系，这次他介绍我到护字营当参谋。但清闲得有时无事可做，开始向谭学习书法。
护字营成军后，编为一个支队。虽经正规训练和教育，而绿林习气，一时难尽革除，杀人越货之事还是难免。谭乃责成陈嘉祐想办法整顿。他们都以我性情和平温厚，考虑事情比较细密周到，调我去当支队教导员，对我寄予很大期望。不久又改任我为营长。支队司令叫李一玉，原是祁阳四明山匪首。当时有些人都不敢去与他共事，也为我之去任职而担心。在两年多的练兵工作中，我煞费苦心，尽情诱导，上下之间开诚相见，与士兵则同甘共苦。相处日久，关系甚为融洽,纪律逐渐修明,部队走入正轨。这一段艰苦工作的经验，对我尔后带兵和做人处事，都是有好处的。
一九二〇年冬，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护字营北调投入这场斗争，经武冈至溆浦，行军半月，风雪交加，生活颇为艰苦，但沿途秩序井然，秋毫无犯。大家相信这支部队已成为可用之兵了。明年春，驱张战起。护字营由溆浦直趋安化东坪，官兵贾勇，一战而胜。同时我军正面已逼近长沙，张敬尧仓皇逃遁，北军分路退出湘境。护字军乘胜沿资水追奔至益阳、汉寿间，与湘西东下之刘叙彝部会合。当时冯玉祥以中立姿态，尚留驻常德。我方交涉接防。此时，刘部一连长陶楚桢，派人入常德刺探军情，被冯玉祥部所获复放回，并带回书信。陶连长因与我有同乡同姓关系，请我代他写一回信表示谢意。冯玉祥得信，认为刘部初级军官的文化程度颇高，军队素养一定不错，乃指定交防给刘部。刘叙彝知道内情后，对我也产生好感。这是后来我随陈嘉祐到湘西后留在刘部任职的重要原因。
驱张之后，谭延闿三次督湘，是为一九二一年六月。护字营改编为湖南陆军第六混成旅，移驻郴县。这次改编，大家公认我应升充团长。因原任参谋长蒋隆棻要当团长，我只好让他，仍居营长职务。此时，赵恒惕任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任该师第一团团长(后为旅长)。贺迭次邀我任他的所属中校团附，而陈嘉祐坚留不许我走。
这年冬，谭、赵内讧，谭出走而赵主湘政。陈嘉祐原接近于谭，为谭所倚重。因此，素为赵所忌，至是更欲去之而甘心，陈、赵之间的嫌隙就不可调和了。
不久，孙中山先生派周震鳞为湖南劳军使，留驻郴县。陈嘉祐暗中接受粤政府指挥。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再兴北伐之师，陈嘉祐为讨贼军第一路司令。我率部先行，由郴县经安仁、茶陵进抵江西之莲花。方与敌接近，正待出击，突奉命回师郴县。盖以陈炯明叛变，北伐又中止了。
陈、赵之间的矛盾既已公开化，赵趁机免陈旅长，并派兵进逼。当我回师郴县时，情况已很紧张。赵在免陈职的电令中，有一项是免蒋隆棻团长职，以我接替蒋并归贺耀祖收编。陈接电后深为不安，深夜约我谈话，试探我的意向。我虽与贺耀祖同乡又同学，愿与之共事，但又不能因此而背陈。“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这种旧道德观念，使我一向不屑于狗苟蝇营。当陈处危难之际，我斩钉截铁地说:“你到哪里，我到哪里。如果你要带部队走，我剩一兵一卒也跟你走。”陈极为高兴，决定率部入粤。当时军心极为动摇，我虽然只是一个营长，却在这支部队中树立了声望，我坚决表示跟陈走，对其他各部起了较大的影响。与陈谈话之次日，即仓卒出发，由我营担任后卫。我刚离开郴县，省方派人来勾引我倒戈的先后数起，我均严词拒绝之。不料部队方抵桂阳，而朱培德所率滇军攻帽子峰不能下，胡汉民所率粤军也正退向闽边，不得已乃随滇军经乐昌退往湘、桂边境。因滇军不愿留湘,湘军不愿出省，于是两军分道扬镳,滇军入桂，我军进出湘西。我们刚过零陵，赵恒惕的追兵已尾随而至。各部见大势已去，都纷纷投降。唯我营与许长胜(即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一营护陈西进。因许与湘西驻军旅长刘叙彝有旧交，早已暗中接洽收编故也。
我们到达湘西水口地方，刘叙彝早陈兵以待，明为堵击，实为收容陈嘉祐之残部。至此境地，陈也无可如何，将部队交刘收编，自己由刘暗中护送出省。数年努力建立的部队，只望对国家有所贡献，不料一旦前功尽弃。我当时极感愤慨，决意远走广东。但因刘叙彝在常德接防时即对我有好感，恳切挽留;特别是部属坚决不许我离去，我也舍不得离开他们，只好挂个营长名义，由营附李英代理营事。荏苒经年，以意志消沉而一度学佛。
一九二三年，湖南衡阳谢国光、武冈吴剑学和沅陵蔡钜猷三镇守使联名通电反对赵恒惕，内战再起。湘西刘叙彝的部队由其参谋长毛炳文率领东进，数月后，又归失败而退回湘西。从此，反赵力量日益涣散，不复再振了。
二、北伐战争与济南惨案
毛炳文率部反赵失败，退处湘西，无所作为。一九二五年春，被迫将部队交贺耀祖收编为一个团。贺留我任团长，为赵恒惕等所反对。但贺非常信赖我，坚决保证不会有他，仍以我为团长。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赵恒惕和北洋军阀势力在湖南土崩瓦解。贺耀祖亦受蒋介石总司令的委任，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名义参加北伐。毛炳文也随桂军回湘，来任独二师第三旅旅长。我师当时驻石门、临澧一带，与贺龙将军所部同时宣誓参加革命。北伐军克长沙下岳州后，独二师就经湘鄂边境折向江西前进。当时士气极为旺盛，士兵都以系三色领巾(代表三民主义)为荣，一路上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曲，歌声此伏彼起，部队精神面貌突然改观。我个人的思想也随之起了很大的变化，以为中国从此会走向光明了。这年秋末冬初，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部在江西的战事打得很激烈。独二师于十月下旬到达武宁，奉令配合友军攻击南浔路当面之敌。十一月初，我师与敌激战于马回岭，取得初战的胜利，乃乘胜进逼九江，鏖战于赛湖桥，一时不能克，而牺牲颇大。团长龚宪，湖南长沙人，勇敢善战。他亲率所部绕道奇袭，遂克九江。守城之敌与孙传芳的司令舰均仓皇遁走。
我师在九江休整后，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直捣芜湖，下旬进入南京。我以陌镇一战作战有力晋级少将。独二师扩编为第四十军，我升任第三师副师长。在贺耀祖率部渡江北伐时,我代理他的南京卫戍司令。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第四十军加入第二路军战斗序列，由白崇禧率领渡江北伐。各路北伐军节节胜利，于六月二日攻克徐州，孙传芳部败退山东。蒋介石、冯玉祥等在徐州会议之后，决定迅速攻取济南。
六月下旬开始向济南进军,仍然十分顺利。但此时日本人还想挽回其走狗的败局,竟派兵进入山东,阻扰破坏我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由于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出师东征,已逼近南京。蒋介石不能不把绝大部分北伐部队调回南京应变，这次北伐就中途受挫了。孙传芳和直鲁军阀得此喘息机会，才有后来的龙潭之战。
龙潭战役后，稍事休整，又于十二月上旬进行第二次北伐。我升任第四十军第三师师长，参与了这次新的进军。孙传芳新败之后,虽与张宗昌集结重兵约二十万,企图死守徐州，无如形势不利，士气不振,经不起革命军之奋勇攻击,徐州外围一战即望风披靡。中旬,各路革命军对徐州形成合围之势。在四面围攻中,敌人损失惨重,孙传芳、张宗昌仓皇率部遁逃,北伐军再度克复徐州。
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旬，蒋介石亲临徐州，指挥各路人马攻略济南。经过二十多天的苦战，于五月一日攻克济南。我军教导师师长龚宪，在艾亭、鱼台战斗中，亲率特务连冲锋陷阵，臂部中弹仍坚决不下火线，终于战死沙场。龚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殉国时仅三十余岁。
如前所述，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出兵山东保护其走狗，对国民革命军之攻克济南，自然怀着刻骨的仇恨。因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国内政进行公开的干预。五月三日上午，日军突然对我入城部队进行袭击，并任意杀害我外交人员和城市居民。当时，我第三师师部驻在郊外，第七团团长王校膺违令率部进驻市内，与日军相距甚近，致首当其冲。部队进城后，军官丧失警惕，多到澡堂洗澡，或到街头市场闲逛，致事出仓卒,失去指挥，陷入一团混乱。第二营非死即俘，其他也损失甚重。团长王校膺于当日畏罪潜逃。另一团长查端生在混战中死去。
在这次事件后，蒋介石在日军威胁下，解除贺耀祖第三军团总指挥和南京卫戍司令职务，以方鼎英继任总指挥。贺仍保有第四十军军长职，但他随即离职赴沪。我以事先有令不许部队进驻城内，未受任何处分。但毕竟是平生的耻辱。
由于济南惨案的发生，我军不能迅速追击，使敌人能从容北撤。五月中旬，我各路大军仍强行渡河，向德州方面攻击前进。数日下德州，各军会攻沧州，克之。尔后敌溃不成军,不能再振，我军分兵追击至津京尽歼之。
三、五次“围剿”与上海抗战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进行整编。第四十军改编为第八师，由蒋介石的亲信前总部参谋长朱绍良任师长。贺耀祖从此完全失去军职，只能俯仰依人。毛炳文以副师长兼二十二旅旅长，我为二十四旅旅长。我与朱绍良没有什么关系，起初对我不予信任，派了他的小时同学吴奋飞来当我的参谋长，对我暗中监察。但毛炳文却为朱所信任，而我又深得毛的倚重，所以我终能混下去。
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〇年秋，蒋、冯、阎、李大打内战。第八师成为蒋介石逐鹿的工具。我作为职业军人，转战于豫、鄂、桂、粤，无役不从，但随人指使，无足记述。在这期间，毛炳文曾一度调长第三师，但随因朱绍良升任第六路总指挥，毛复回任第八师师长，我任副师长仍兼二十四旅旅长。第八师是一支杂牌军,这时成为朱绍良手头的一点力量，所以此后还能苟延下去。朱绍良曾经说过:“第八师没有我早就完蛋了!”
中原战争结束后，部队由河南开到江西南丰、广昌之线，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剿”。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围剿”开始了。听说参加“围剿”的各路部队不下十万，但担任主攻任务的多数是湖南杂牌军。这也足见蒋介石是怎样排斥打击非嫡系部队的。当时，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第八师师长毛炳文，分任第一、二、三纵队的纵队司令，在鲁涤平指挥下，率部分途向苏区进击。第八师经宜黄而到头陂，没有与红军接触，闻张辉瓒、谭道源败讯，即退回南城。
第二次“围剿”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中下旬。第八师活动在南城、南丰、广昌之线，仍未与红军交战。
七月初，蒋介石亲自挂帅对苏区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以何应钦、陈铭枢、朱绍良分任左右中三路总司令。朱绍良进驻南丰督战。毛炳文与我率一个旅推进到黄陂，企图分进合击。但进入苏区，消息极不灵通，而红军却神出鬼没。中旬某日，我突遭很大优势的红军包围攻击。我军仓皇应战，全旅损失大半，团长陈作舟战死，残部纷纷溃逃。我与毛炳文带极少数人逃至往南丰和宁都的十字路口时，我怕红军截我，乃与毛反向宁都方向逃走，而后绕道回南丰。回到南丰我辞去旅长职务，专任副师长，回湖南休息了几个月。
一九三二年，毛炳文升任三十七军军长，力保我当第八师师长。我回到南丰不久，南丰即遭红军攻击。这正是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时候。红军围攻南丰，与我守军相持于城郊“理塔墟”。此时，陈诚又派两个师进入苏区。红军闻讯，遂解南丰之围而袭击陈部于宜黄地区，全部歼灭之。事后，陈责怪毛炳文没有给他讯息。实际上早把情况通知他们了。
一九三四年，红军离开苏区，北上抗日。我师进入苏区，执行“清剿”任务。在地方上解散了一些乡村政府，搜山中也有些人被击毙。有一个人名叫谢然之，因病被俘，据说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把苏区的情形告诉了我们。听说后来留在陈诚处工作。还有一批妇女要求回家，我们将她们送出江西回福建去了。
一九三五年，因朱绍良当甘肃省政府主席，毛炳文之三十七军(辖第八师和许克祥新编二十四师)以旧关系由江西调到甘肃。到甘肃后不久，适值长征红军经甘肃往陕北，我师奉命堵击于陇西武山华家岭一带。副师长兼二十二旅旅长向超中适当红军彭德怀部前进要道。彭与向超中是湖南讲武堂的同学。我风闻彭当时派人送一封信给向，请他看同学关系，不要太认真。向也就虚张声势，实际上是站在旁边送行，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我对于连年内战，本已心怀不满，所以对堵击红军并没有积极性。对向超中采取的态度，我不闻不问，若毫无所知。
西安事变，我师驻在海源，没有对事变表态。事后竟惹起蒋系之责难，说我们不是诚意拥蒋。他们说的确实很对。一九三七年春，移驻陕西武功、岐山一带。我因堕马负重伤回家休养，六月到庐山受训。
“七·七”事变，抗日军兴，我专返陕西作准备。“八·一三”日军挑起淞沪之战。我师于九月东调，参加上海抗战。过南京正是九月十八日，大家记起“九·一八”事变之耻，为国雪耻之士气极为振奋。
当时淞沪之争夺战打得十分激烈，敌我双方不断增兵。日军由一万多人迭增至十多个师。我军以劣势装备与拥有空军的敌人抗衡，主要是靠人数众多的优势兵力和旺盛的士气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我师于九月十九日夜进入蕴藻浜一带阵地，对敌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但同仇敌忾之心激励着官兵，大家求战情切。乃乘夜幕对敌进行突袭。敌人措手不及，被我歼灭一部，缴获其武器弹药。
以后，我师死守蕴藻浜一线，持续二十二个日日夜夜的阵地战，战斗空前激烈，有时是短兵相接，所以双方伤亡均重。我师于十月中旬撤出战场时，除后勤人员外，战斗人员已所剩不多了。
我参加淞沪战争时，领有七十六军军长名义。撤出战场后，我率基干回湖南补充新兵，第八师从此脱离了毛炳文的隶属关系。
四、寄托在胡宗南篱下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湖南补充就绪，部队驻河南陕县、灵宝、大营一带，担任河防。九月，胡宗南为巧取第八师这个部队，将我与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对调，李长七十六军,我长第一军。这样一来，七十六军成了他的，第一军还是他的。当时我以抗战方殷，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利害，明知胡宗南耍的鬼把戏，我还是照顾全局，服从调动。我仅从李铁军手接收第一军关防一颗，其余一无所有。我从第八师调曾震五来当参谋长，着手组织军部。军部还没有组织就绪，与所属师长李正先、刘安祺也只见过一二次面，就因豫南战况紧急，奉令出发指挥作战。胡宗南指挥低能，使用部队极为凌乱，致遭到失败，信阳失守。撤退时，胡已先在后方，部队交我处理，一直撤回关中。胡虽作战失败，却吸收了一些杂牌部队扩充自己的势力。赵锡光师即其中的一部分，他编入第一军，后又单独调往新疆驻防喀什。他日后对于新疆起义活动，赞助很多。
一九三九年，我军担任韩城至潼关一带河防。所属师旅长等与我素无关系,我赤手空拳去当那个军长,是很难指挥如意的。所以我要认真整训部队,首先必要搞好内部的团结,既要搞好我与各师的关系，也要调整好师与师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待人以诚，一切从抗战出发，不存个人私见。相处工作一年，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其中曾震五为我匡助甚多，赵锡光对我也有进一步的认识。此时，各级将领都想在抗日战争中贡献一点力量。
一九四〇年夏，日寇进犯南阳。胡宗南令第一军往援。整训经年，官兵士气颇旺，多有求战立功之心。待部队到达洛阳，战局转稳，我们即回师关中。上下都以这次未得与日寇一拼为怨。
由于我在部队中做出了一点成绩，又招来胡宗南的疑忌，他对我总是不放心的。自洛阳回到关中，他即派丁德隆任第一军军长，调我为胡的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置我于闲散之地。我即闲居西安，也没有到他的总司令部去。后来他要我去翠华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教育长。虽属空负其名，我也乐得离他更远一些。
一九四一年，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的政治部主任他调，卫推荐接替的两个人，都未得到蒋介石的许可，悬缺已久。依例须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胡曾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拒绝。最后为顾全大局，缓和蒋、卫间的这一僵持状态，我才勉强成行，但声明不负实际责任。挂此官衔一年多，只到洛阳去过三次。在这期间，以日寇犯禹门，我曾一度担任河防指挥，并兼任“陕西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长。“动员指挥部”名为抗日，实则反共，时蒋鼎文以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总指挥，胡宗南兼副总指挥，陕西民政厅长彭昭贤兼副参谋长，实主其事的为梁干乔、蒋坚忍、葛武棨。胡之所以要我兼参谋长，不过是利用我去调和他与蒋鼎文之间的矛盾，起一些传达作用而已。
我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期间，还曾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去受训一次。我与张治中将军发生关系是从这时开始的。
一九四二年八月，胡宗南扩大势力，部队扩编为三个集团军。胡仍自兼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我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我驻三原，范驻平凉以伺我。胡并派其亲信蔡棨为我的参谋长，对我起监视和左右的作用。我到三原，正逢盛夏，城内居民万余人及驻军困于饮水。我即为筹措经费修建渠道和蓄水池，并派兵工帮助施工。此举深得地方好评，军民关系颇好。
一九四三年秋，胡宗南又派丁德隆接任我的总司令职务，把我调任河西警备总司令。他特派其参谋长罗泽闿来向我解说。其实，"我也想离他更远一些”。
河西警备总司令部设在酒泉。我这个总司令，总部之外，只有一个特务营的兵力，其他入境部队虽可调遣，但听与不听只能随别人。对于我，大概胡宗南也可以放心了。当时，赵寿山将军驻在武威,胡也对他监视很严。我知道胡宗南始终不会信任我。在三原，曾有一次准备要我去打延安，不知为何中途变计。这是参谋长事后告诉我的。类似这种机密，事先从来不会让我知道。
一九四五年夏，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以军队代表资格去重庆出席。在一个星期的会议期间,为了争中央委员头衔，吵得一塌糊涂，会场里常是一片叫嚣声。我以前还不知道国民党内部有如此之糟，心窃笑之，也更感到国民党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我当时自鸣清高，不愿有所营谋，委员头衔自然不会从天而降。回来经过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说:“人家都说你没有朋友。”其意就是说我没有弄到个中央委员头衔。我漫应之说:“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彼此默然。
自上海抗战以后，七、八年间，寄托胡宗南篱下，替他装点门面，东迁西调，无所作为。胡固不能容我，我也敬而远之。胡不学无术，作为军队统帅，更缺乏指挥才能。平常结党营私，好弄权术。在生活上有时故作艰苦朴素，待人接物俨然平易近人。其实都是矫揉造作，轻浮浅薄，徒以乡谊得宠于蒋介石而煊赫一时罢了。
五、张治中将军与新疆的关系
新疆人民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残酷统治，一九四五年秋，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发生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三区起义军在伊犁、乌苏一带打垮了国民党驻屯军，一直向东追击到达了玛纳斯河西岸，形成了隔河对峙局面。重庆蒋介石派张治中入新疆调查情况，设法解决新疆问题。这年冬，张赴新疆，往返两经酒泉，都在我处食宿。我与他在重庆结识之后，互相有较深的了解。这两次畅谈，他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搞好民族关系，实现和平民主。我对他的主张深表赞同。这次我也认识了跟张一道赴新的刘孟纯和屈武。
一九四六年春,张治中到兰州组织成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张任公署长官，刘孟纯任秘书长，宋希濂为参谋长。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在全国分区设立几个“行辕”。张以不愿介入内战，坚决不接受“行辕”名义，所以才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出现。这在全国是仅有的。而这个公署虽然在名义上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实际上宁、青两省是马家封建统治范围，不容外人插手，甘肃省政也不容多加干预。所以张治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新疆问题。
张在兰州不久，即转程赴新疆，并邀我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张到新疆即约三区派代表到旧迪化市(今乌鲁木齐)举行正式谈判。在政治方面，主要是组成民族联合政府，有关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措施，集中体现在协商规定的省“施政纲领”中。关于三区民族军方面的事宜，由于在编制、经费等方面的分歧，始终没有达成协议。民族联合政府是在六月间成立的。张治中兼任省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分任副主席。刘孟纯兼任省政府秘书长，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各厅处负责人，由双方合理分配担任。屈武任迪化市长。同时，张治中为便于指挥联系，另设立西北长官公署驻迪化办公厅，主要由刘孟纯、宋希濂负责。我在“驻军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的严格要求下，主要只管驻军之整训，不介入政治。但省方各种会议我每次都参加，以掌握施政精神并传达到部队。这年十一月，我仍被调回兰州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职务，由宋希濂兼任之。张治中辞去省主席后，由麦斯武德继任。包尔汉旋亦调南京任国府委员。
民族联合政府成立后，迪化与三区交通开放。初相往来，彼此仍不免怀有戒心，民族间仍间常发生纠纷。如维族为了宗教和民族婚姻问题，在哈密搞过一次暴动，在迪化也闹过事，但都由张治中以政治商谈得到和平解决。张主新期间，因他事不常驻迪化、兰州，因而新疆又不断发生事故。显著的有“二·二六”事件，“吐托鄯”事件，“北塔山”事件。三区在迪化的办公人员全部撤走，和平局面破裂，新疆局势又陷于动荡不安状态。由于我当时不在迪化，对于这些事件发生的情况，无法详述。
国民党统治时期，西北形势十分复杂，除军阀割据，民族宗教问题，还有宗派关系，地域观念，封建主义等，稍一不慎，就要闹出大乱子。我驻兰州，周旋于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之间，也处理一些地方纠纷。如兰州大学曾闹过一次风潮，起因于地域观念，三青团分子打死一个湖南学生，几至难于解决。我一本和平主张，折冲其间，幸得避免报复而平息之。
一九四八年八月，宋希濂内调。张治中将军邀我再度入新，重任新疆警备总司令。临行，他再三嘱我说，新疆局面只能设法求得和平，首先是驻军不许干涉地方事务。这次去迪化，情况就大不同于往年。阿合买提江、赛福鼎等和三区其他人员都回伊犁，我们与三区在玛纳斯河两岸成对峙状态。成立了汉、回、蒙、哈四个民族骑兵团，分驻迪化、焉耆、镇西一带,“军统”、“中统”特务散布各地，在地方上无恶不作。省主席麦斯武德是个狭隘民族主义者，使得各民族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这些情况的产生，使新疆的事情更难办了。
当时，我与刘孟纯代表张治中在迪化负责，他主持政治措施，我主持军事方略。首先，我们共同决定，把“吐托鄯”事件中被捕的十几个吐鲁番人释放，以缓和民族间的尖锐矛盾。着意教育军队特别注意于军民关系的改善，避免发生事端。迪化市政方面屈武负责，外交方面则由刘泽荣负责。我们一致本着张治中的和平主张办事。这年年底，接张治中来电，以包尔汉接替麦斯武德担任新疆省主席，要我加意保护。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改善与三区的关系，使新疆局势趋于稳定。在麦、包交接之间，我曲尽解说。麦的态度还好，地方上也未发生事故。新疆各方之人事调整及继续贯彻张治中将军的和平主张，为尔后新疆和平解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经过的补充说明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发表了我写的《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一文，已大略说明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前因后果，不必再作赘述。但也看到对这一事件的流传,其中不无失实之处。为免以讹传讹,似有必要就某些问题加以强调说明,以存历史真实。
新疆之所以获得和平解放，主要是因为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南京政府迅速崩溃，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所致。此外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张治中将军长期倡导和平，与各民族加强团结，消除隔阂，在新疆地区播下了和平的种子。如刘孟纯、屈武、赵锡光、刘泽荣，以及后来的陶晋初、梁克浔等，都对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地方某些干部也多同情倾向于和平。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疆的特殊地理条件。新疆远处边陲，沙漠千里，交通极端困难，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驻新部队以外援难得，虽拥有相当可观的兵力，但处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境地。这是国民党军队终于不敢妄动的基本原因。
有了以上所说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收效。下面补充说明几点:
(一)新疆是个多民族杂居地区，绝对不能乱，一乱就不堪设想。因此，掌握军队是保证新疆局势安定的重大关键。一九四九年二月，代总统李宗仁电令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担任防务外，余悉调进关内，并要我去南京，后又要我去广州面洽一切。我托故未去。对于军队内调问题，我考虑的是绝不能调走，如果军队一走，新疆空虚，将来很难控制局势。因此，在通过军师旅长会议，作出走与不走的结论时，我决定采取拖的办法以应付国民党政府，借以赢得时间。表面上我准备开拔，派出一支小部队佯向内地移动，同时，我亲自拟定一个详细的开拔计划，托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带到广州。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八、九万人(包括家属)的大部队，在数千公里的极少人烟的戈壁滩上行军，必须沿途设站，要有车辆运输,预计需现金八百万元，汽油、车辆若干(数目忘记了)。我估计这个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无法答应的，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我做了这一着，对上对下都好说话。有个时候马呈祥非常想走，就是因为没有钱没有车没有油而迟疑难决。后来，他们决定逮捕刘孟纯、屈武、陶晋初等，我说服制止了他们盲动的企图，更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这里不赘述。
(二)我在设法拖延军队内调时，已更加坚定地意识到新疆必须和平解放，决无其他道路可走。虽明知要达到这个目的是艰难的，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为民族前途计，为国家安危计,我应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防止泄密以坏大事，我从不动声色和感情，从不和别人谈及我内心的打算，信心坚定，始终如一。只有一个例外，即西安解放后，我和驻南疆的赵锡光军长谈过这个问题，而且作出了迎接解放军的决定。我和赵锡光在胡宗南部共事时，互相比较了解。他为人爽直，同样遭到派系的歧视。在讨论部队进关问题时，我们不谋而合，他坚决地反对进关。所以在西安解放后，我以局势日益紧迫，乃约赵在焉耆会面。我们在无第三者参加的密谈下，决定待解放军接近时交出部队，个人也解甲归田。这件事在通电起义前，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即对刘孟纯、陶晋初也不例外。
(三)罗恕人、马呈祥是九月二十四日离开迪化的，而不是二十一日。叶诚则于次晨紧追而去。此时，罗、马、叶已经交出兵权，局势已经明朗。我于九月二十五日率领驻新全军向北京发出起义通电。关于新疆起义的问题，在秘密酝酿期间，未便与地方政府机关公开商量，及时通电，也就用不着征求地方机关的意见了。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六辑，有陶峙岳编写、李伏波整理，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