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交官员成为继俄国军官后收集新疆珍宝的一支特殊队伍。俄国驻新疆喀什、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外交官员彼得罗夫斯基、拉夫罗夫、科罗克洛夫、柳特什、科洛特科夫对新疆古城镇废墟进行了数次考察，并分别以南疆喀什、北疆乌鲁木齐为中心建立了广泛的古文书收集网络，在英德大规模探险队到达之前抢先从民间以极低价格收购了大量珍贵古代手稿和艺术品，通过邮路铁路经俄属中亚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俄国外交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多样，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们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俄国大规模西域考古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

19世纪中后期，处于古丝绸之路主要通道的新疆成为探险家考古竞争的战略高地。俄国派出大规模探险队远赴新疆考察并带回国大量珍贵古代写本和艺术品，其规模和影响轰动一时。笔者认为俄国西域考察的方式主要有三：

一是以普尔热瓦尔斯基为代表的具有军官和探险家双重身份的考察团活动，他们以地理测绘、勘探地形地貌为主，为俄国的对外扩张收集地理地形资料和军事情报，军事考察队的活动不仅是俄国外交政策的体现，更是执行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1876年，浩罕汗国成为俄国附属国，俄国在东帕米尔的地位得以巩固。到1883年，俄国的势力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展，与此同时俄国向中亚派出更多的考察队，他们系统地进行地形勘测，绘制中国边疆地图，为未来与英国、清政府谈判收集资料，增加谈判筹码。1885年，俄国中尉博洛尼斯拉夫·柳德维戈维奇·格罗姆切夫斯基（Бронислав Людвигович Громбчевский）作为俄国首位派出的将领考察边境，回国后提交了详实的考察报告。[2]格罗姆切夫斯基的报告不仅描述了喀什军事力量和防御工事资料，还详细介绍了考察队途经的城镇，并完成了几份新疆地图，俄国司令部在地图上陆续添加了中国古代庙宇和要塞遗址位置。这成为很多俄国考察队到新疆侦察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俄国真正意义上靠近了英属印度边境。此后，在军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奥布鲁切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Обручев）的提议下，成立了司令部军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司令部司令兼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委员会共出版87部《亚洲地理地形数据统计》系列资料，为俄国提供决策依据。

二是以奥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克莱门茨（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леменц）等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为代表的考察队活动，其主要目的是考察古代废墟和遗址，挖掘搜罗散落在新疆各地的古文献资料和艺术品。1893～1895年，俄国历史学家罗伯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从地理学和气象学角度对吐鲁番盆地进行了考察，并将大量珍贵的文献、艺术品、硬币、陶器以及在吐鲁番盆地的废墟中发现的回鹘文献残片带回圣彼得堡。1896年，罗伯罗夫斯基背回了一麻袋从吐鲁番收集或购买的文献残片，奥登堡根据语言将残片分类整理为汉语文献、回鹘文文献、梵文文献，回鹘文—梵文文献。1898年，克莱门茨对吐鲁番吐峪沟麻扎（Туюк-мазар）和英吉沙（Идикут-шари）遗址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3]克莱门茨给奥登堡的信中写到：“吐鲁番地区的考古工作够欧洲干100年了”[4]。1903年，俄国委员会下令全部考察活动集中在东方。1904年，尼古拉二世向俄国中亚东亚委员会拨款12000卢布，支持俄国考察队到中国新疆进行各种形式的探险，并准许外交部自1905年起连续4年每年资助7000卢布给“此项事业”[5]。在俄国委员会的财力支持和主导下，奥登堡两次到中国西北进行考察，奥登堡将第一次考察（1909～1910）定位在中国新疆吐鲁番、焉耆和库车地区，他带领考察队对当地十几个佛教洞窟和古迹进行了研究。奥登堡第二次考察（1914～1915）直接锁定在中国甘肃敦煌。考察期间，奥登堡绘制了每层洞窟的剖面图和正面图，完成了莫高窟及其周边的相片采集工作。[6]考察队共收集了近2万件文献碎片，属公元5世纪至11世纪的珍贵手稿。两次考察带回的资料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和俄罗斯民族学博物馆。奥登堡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了近200件卷轴和部分残片。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386件完整的卷本中，一半以上来自民间搜集。[7]

三是以彼得罗夫斯基为代表的外交官进行的考察活动。这也是国内学术界最容易忽略的一部分。晚清时期（1850～1912），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俄国在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塔城、喀什等地先后设立（总）领事馆[8]并派驻外交官员。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为争夺在新疆、西藏及印度北部等地的领土资源，英俄在经济贸易、政治、考古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1890年初，英属印度军队侦察员保尔中尉在西藏和新疆考察期间在库车民间获得了一件写在白桦树皮上的古代梵文手稿。1891年末，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召开例行会议，听取了奥登堡关于加尔各答亚洲协会展出保尔中尉在中国库车所获白桦树文献的报告，俄国考古学界感受到来自英国探险家的强烈压力。尽管喀什偏居一隅，封闭孤立，但在收集情报方面确是理想之地，加之处于繁忙的商道上，喀什便成为英俄争霸的焦点。在沙皇政府、俄国委员会、俄国皇家地理协会的授权和委托下，俄国外交部、军事部的配合下，俄外交官员凭借掌握的资源、人脉、特殊外交渠道以及强大的财力支撑，在新疆建立庞大的古文书收集网络，搜罗古代手稿和文物，再通过邮路铁路经俄属中亚运回俄国。他们在古文书捕获过程中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和条理性。和大规模的俄国探险队相比，驻疆外交官员考古活动隐蔽性强，方式低调，不为人知，但所获文献数量多、价值大、种类丰富。

因材料和语言限制，国内关于俄国探险家的论述居多。《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9]阐述了英、法、瑞、德、俄等欧洲探险家在西域的探险和考察活动；《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10]对欧洲及俄国探险家与发现者的介绍占很大比重；张艳璐的博士论文《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11]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到中国西北的10余支考察队进行了系统梳理。仅有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十八讲》第六讲“于阗、龟兹、楼兰、高昌宝藏的争夺”中，谈及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内容和数量，“收集品中的新疆古文献资料计有582件，含251件梵文写本，23件梵文木板文书（其中2件佉卢文木牍，1件婆罗谜文和佉卢文混写的文献），297件于阗文文献（其中59件佛教文献，238件世俗文书），3件龟兹文残卷，4件藏文写本，4件未比定文书。”[12]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无暇顾及南疆地区，喀什地方政府对俄国外交官在南疆的活动几乎没有档案记录。相比而言，外交官员在华档案在俄罗斯得以完整保存。这些档案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俄国驻新疆外交官在疆的领事工作、考古工作、对其他欧洲考古学家的协助大有裨益。笔者以保存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之间的300余封信函（密件）、俄国探险家考古报告、俄国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等原始资料为中心，通过对海外新疆史料的爬梳，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考察活动的内容及影响。

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考古活动分别以北疆的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南疆的喀什（总）领事馆为中心进行，考察范围涵盖了新疆全部绿洲城镇。

（一）以喀什（总）领事馆为中心的考古活动

1881年11月25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喀什噶尔界约四条》，在喀什建立领事馆，以此抗衡英国在新疆边界的活动。1882年，俄国财政部驻塔什干总代表彼得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得到俄外交部内务司司长奥斯丁·萨肯（Остен-Сакен Фёдор Романович）的赏识。1884年年初，彼得罗夫斯基正式就任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对历史学和考古学颇感兴趣，早年在塔什干就收集了大量古钱币。他是最早意识到新疆古代遗迹考古价值并最早收集新疆古代手稿的俄国外交官，也是第一位把语言学、地名学和民族学应用于考古研究的外交官。他以绿洲城市喀什、库尔勒、阿克苏、库车、和田为中心，建立了完整的收集网络并亲自组织过几次佛教遗迹考察，源源不断向圣彼得堡寄出梵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塞文，甚至不知名语言的古代手稿和艺术品。在俄国皇家考古协会组织大规模考察之前，彼得罗夫斯基自己就组织了几次考古活动。他是第一位对喀什三仙洞石窟、汗诺依古城以及内部的鸽子窝废墟进行考察，并对喀什古城作出定义和研究的俄国外交官。

彼得罗夫斯基在疆期间（1884～1903）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在古代手稿的收集上。古代手稿发出者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文献接收者俄国科学院罗曾院士和文献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俄国西域手稿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优势。

1886至1903年，彼得罗夫斯基陆续将所获珍宝寄回圣彼得堡，统称为“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收集品分为古代手稿和艺术品两类。手稿部分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搜索代码“SIP”[13]。俄罗斯科学院最新数据显示，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手稿及残片总数7000余件。[14]收集品中的文物部分保存在俄罗斯国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计3000余件，[15]他在和田约特干古城找到的古代艺术品是俄国和国外考古学界所知和田古代收集品（Йотканская коллекци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俄国科学院（今俄罗斯科学院）、俄国皇家地理协会（今俄罗斯地理协会）、俄国皇家考古协会是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主要接收部门，但从几部门的会议纪要中无法看出每一批寄到圣彼得堡的新疆珍宝的具体时间和包裹中的详细物件。笔者根据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彼得罗夫斯基200余封书信（1870～1907年）内容，整理出彼得罗夫斯基所获喀什、库车、库尔勒、和田古代写本和文物的时间及内容。[16]

彼得罗夫斯基建立的珍宝收集网络，以喀什为起点，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西北部和南部边缘展开，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经阿图什、阿克苏、库车，到达库尔勒，南部经莎车到达和田地区。1892至1893年秋冬，彼得罗夫斯基通过俄属中亚寄回俄国100余件书写在动物皮、树皮、纸张上的写本及残片，这些珍贵的古代写本来自库车、库尔勒、阿克苏，大部分是佛教经文。他在伊斯兰教徒墓地发现了佛教寺庙常用的莲花元素，找到了佛教在麻扎建筑的遗存痕迹。彼得罗夫斯基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佛教在中国西部的传播和库车曾盛极一时的佛教中心地位。1893年后，彼得罗夫斯基将研究和关注重点从北部库车、库尔勒地区转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绿洲和田地区。

1897年，皇家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拿到了俄国驻喀什领事馆第一批收集品中的文物部分，而文献资料部分保存在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03年，彼得罗夫斯基离任俄国驻喀什总领事职务回到塔什干。1905年，彼得罗夫斯基将自己的第二批文献资料捐给了俄罗斯中亚东亚历史、语言、民族关系研究委员会，即俄国委员会，为进一步研究中亚和东亚地区提供了素材，这部分手稿最后也转入亚洲博物馆收藏。[17]1909年，彼得罗夫斯基去世后，他的后代将其收集品（共计1500本俄语及其他语言）赠予塔什干藏书馆。[18]彼得罗夫斯基逝世后，奥登堡向俄国皇家考古协会提出收藏彼得罗夫斯基新疆收集品的建议。1909年2月，第三部分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收入亚洲博物馆，共128份伊斯兰教古代手稿。1909年3月，俄国外交官、东方学家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尔梅科夫（А.Д.Калмыков）从塔什干带回第四部分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包括婆罗谜文书写的古代梵文手稿，汉文和回鹘文手稿。1910年，英国驻喀什领事乔治·马继业向俄国皇家科学院赠送了彼得罗夫斯基部分收集品，大部分是梵文和吐火罗文手稿残片。[19]马继业转交的这部分手稿残片很可能是彼得罗夫斯基离开喀什时没能带走的部分，或者是彼得罗夫斯基的代理或者当地居民在其离开喀什后发现的古代手稿。

作为第一位不间断收集新疆史料的学者和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开启了俄国外交官新疆考古的热潮，其继任者拉夫罗夫、科罗克洛夫延续了彼得罗夫斯基搜罗新疆古代珍宝的做法，在西域文献收集和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1903年彼得罗夫斯基离任后，领事馆的工作实际上由俄国驻喀什总领事秘书拉夫罗夫（Лавро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承担。1904年12月21日至1905年4月14日的84天内，拉夫罗夫行走了2886俄里（3088公里），从喀什出发，先后走访了和田、于阗、且末、吐鲁番、库尔勒、罗布泊、焉耆、轮台、库车、阿克苏、乌什、巴楚，最终返回喀什，沿途收集了5箱古代手稿及残片并经外交部赠予俄国委员会，[20]完成了《俄国驻喀什领事秘书拉夫罗夫对喀什周边的考察报告（1902～1906）》[21]并对彼得罗夫斯基绘制的库车地图作了补充。拉夫罗夫报告分四部分，计160余页，详细记录了南疆大大小小城镇的历史、地理、人口、民族、古代遗迹。[22]第一部分（1～12号）是对中国地理、民族的概述；第二部分（13～21号）对中国南疆古代村落的描述，包括主要村落的房屋和人口数量；第三部分（22～121号）讲述了自己的新疆考察历程；第四部分（122～126号）详细描述了古代手稿的保存地点。

1904年，彼得罗夫斯基的继任者科罗克洛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олоколов）成为俄国驻喀什领事馆第二任领事。他继承了彼得罗夫斯基考古和搜罗古写本的做法，在任期间收集了大量梵文手稿。1905年，他寄赠亚洲博物馆三组梵文写本，后经俄东方学家判定为阿訇所造赝品。[23]1908年，科罗克洛夫成为俄国皇家地理协会正式会员。同年，他向俄国委员会捐赠了新疆所得部分收藏品。1909～1912年，科罗克洛夫返回圣彼得堡后四次向亚洲博物馆捐赠西域收集品。[24]此外，科罗克洛夫还搜罗到不少古代艺术品，现存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1911年，科罗克洛夫当选俄国委员会通讯院士，1912年，科罗克洛夫成为俄国皇家考古协会正式会员。[25]

此外，俄国驻喀什领事馆秘书柳特什（Яков Яковлевич Лютш）于1883至1894年间收集了28件有价值的回鹘文手稿及残卷并对距喀什40俄里的汗诺依古城废墟进行了考察。[26]1897至1908年，柳特什四次向亚洲博物馆捐赠了回鹘文手稿（1897年20件、1901年4件、1903年1件、1908年3件），[27]部分文献文物保存于圣彼得堡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在柳特什的收集品中有一件精美的花瓶和几枚印章，1904年前转入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保存。[28]

（二）以乌鲁木齐（总）领事馆为中心的考古活动

新疆建省以来俄国屡次要求在乌鲁木齐设领事馆，1895年，俄国再次提出在乌鲁木齐设总领事馆，强迫清政府同意将俄驻吐鲁番领事馆移驻乌鲁木齐。1896年，俄国迁吐鲁番领事馆于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置总领事馆。[29]

1906年，科洛特科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отков）从俄国驻伊犁领事馆秘书调任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领事。在英德大规模探险队到达之前，科洛特科夫抢先从民间以极低价格收购了大量珍贵汉文和回鹘文古代手稿及残片。[30]科洛特科夫的手稿收集非常顺利，他将一名在新疆经商的俄国人收为寻找古文书的代理，从曾姓吐鲁番地方官手里购买了大量非汉文古代手稿，以回鹘文手稿居多；[31]1909年冬，一名当地人在哈拉和卓（Кара-ходжо）发现了500枚古代钱币，科洛特科夫以80戈比到1卢布的价格购买了一些；[32]当吐鲁番官员在吐峪沟麻扎（Туюук-мазар）挖出四座佛像后，科洛特科夫想办法弄到了其中两座木质和泥塑佛像。[33]1909～1910年，科洛特科夫陆续为俄国委员会购买了古代手稿、泥塑佛像（伊宁所获）、两尊佛像、两份藏文手稿、一个风铃、14件用经文卷着的佛像以及古寺庙中拿到的小佛像。1910年5月20日，科洛特科夫向俄国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寄赠第80号包裹，里面装着科洛特科夫从哈里·穆罕默德手里拿到的古代手稿和文物。领事馆新秘书罗兹多利斯基到任后，科洛特科夫坦言自己有更多时间投身于“考古事业”[34]。1911年，科洛特科夫又给俄国委员会寄了大量古代手稿，包裹编号97。1911年5月26日，科洛特科夫将他认为最重要的古文书随身携带回国。[35]1918年，科洛特科夫向亚洲博物馆移交了亲自整理的满文手稿。

除收购珍宝外，科洛特科夫也作一些集中在北疆的考古勘察活动。起初科洛特科夫的考察活动仅限于乌鲁木齐周边地区，而后扩展到吐鲁番。1907年，科洛特科夫到交河古城和吐峪沟麻扎考察，在阿克萨卡尔（俄籍乡约）的协助下，科洛特科夫获得大量回鹘文古代手稿及残片，其中一本保存完好的回鹘文佛经和《大悲咒》残卷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还有摩尼教经文残片和中亚婆罗谜梵文手稿残片。1909年，科洛特科夫两次（8月23日、29～30日）到乌鲁木齐东南乌拉泊古城考察，[36]第一次发现了一些不完整的磨盘和苇草。第二次带着哥萨克兵对乌拉泊古城进行了两天的挖掘，发现了很多人骨，铜币和铁斧。1909年11月初，科洛特科夫再次到吐峪沟麻扎考察，所获颇丰。

1907年末，科洛特科夫将29份珍贵的回鹘文手稿运回圣彼得堡，俄国委员会以5000卢布的价格收购这批手稿，保存于亚洲博物馆。1909年，科洛特科夫向亚洲博物馆捐赠了第二批收集品，包括82件回鹘文写本和汉文写本，3件粟特文手稿残卷，现存于科洛特科夫收集品，登记为“10号箱第19袋3657～3658和3724号”[37]。查列曼（К.Г.Залеман）院士对两卷粟特文手稿进行了研究，标记为10号和81号，[38]科洛特科夫手稿收集品包括一些草体或半草体的回鹘文残卷、26件梵文残卷、11件龟兹文残卷、3批藏文残卷、31件粟特文摩尼教文献、1件叙利亚文残卷和10件未比定文书。[39]此外还有粟特文写本残卷100件，[40]大部分为佛教经文，每件残卷篇幅短小精悍，其中70件写本内容在10行之内，只有9件在20～39行之间。科洛特科夫收集品构成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粟特文手稿和中古波斯文手稿的基础和重要部分。1911年，科洛特科夫成为俄国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和俄国委员会“通讯院士”，以奖励他在中亚东亚考古的贡献。[41]目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只公布了一件标号为3570的残卷，其余部分仍不为学术界所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医生科哈诺夫斯基、驻乌鲁木齐领事秘书多别热夫、驻乌鲁木齐领事季雅科夫等外交官员也收集了少量古代艺术品和手稿。1907年，俄国地理协会向科学院转交了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医生科哈诺夫斯基收集的古代手稿。[42]在这批手稿中发现了4件摩尼文写本残卷，目前仅知第一件残卷中用到了古波斯文、粟特文和突厥文，这部分残卷和粟特文写本存放在一起。

乌鲁木齐领事馆秘书多别热夫（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олбежев）任职期间多次组织考古勘察活动，并受俄国委员会主席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委托到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考察。[43]1909年8月27日至9月29日，多别热夫用一个月时间到焉耆考察[44]并撰写了考察报告。[45]

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1912～1917）季雅科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Дьяков）也参与到新疆考古资料收集及中亚史的研究中。[46]1908年，季雅科夫获得29件古代手稿，多为回鹘文和汉文写本或印本，其中包括一件回鹘文摩尼教发愿文写本和一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写卷，[47]初步判定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

（一）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是英俄中亚大角逐的重要表现

俄国对资源丰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亚垂涎已久。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打通到印度洋的出海口和争夺海港，俄国对中亚地区进行大肆侵略扩张，极力推行“南下政策”。19世纪中后期，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展开一场被称为“大角逐”的争斗，争夺焦点主要在帕米尔地区和中国新疆，出海口也是两国争夺的目标之一。此时俄国势力已至阿姆河畔，到达帕米尔高原，19世纪70年代左右，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系列不平等条约，伊犁条约的签订使俄国获得在古丝绸之路要塞喀什建立领事馆的权力。眼看俄国继续南下直接威胁英属印度，英国担心丢失既得利益，不得不采取行动。90年代，英国达到了在喀什设立“英国驻克什米尔公使中国特别事务助理”的目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两国的政治竞争不断向科学研究领域迈进，俄国和英国驻地官员在各自国家半科研性质机构和外交部的支持下，在南疆展开了激烈的考古竞争。在英俄政治竞争、军事竞争和考古竞争的复杂局面下，以彼得罗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外交官紧密跟踪英国在中亚和新疆的动态，努力扩大俄国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及俄国考古在欧洲的国际影响力。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优势明显优于英国，他们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获取线索，将当地居民的探险经验和流传了上百年的传说作为重要信息来源。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影响力远超英国官员，他们所获收集品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也远超英国官员。

（二）俄国外交官员的考古活动非常隐蔽，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南疆外交官员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以所在驻地领事馆为中心，周边古城镇为辐射，各地往来商人或派驻代表为依托，以丝绸之路和俄属中亚领地为连接本国与西域的通道，不间断地向本国输送新疆古文书文物。和大规模的单次考察相比，他们长年累月搜罗散落在新疆各地的古代手稿、细水长流式地逐渐把文献偷运回国。方式低调，不为人知，但所获文献数量巨大。以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为例，1886年，彼得罗夫斯基在圣彼得堡《亚洲地理学、地形学和统计学选集》上发表了《喀什噶尔报告》，[48]其缩减版《俄国探险家眼中的新疆》于1988年在阿拉木图刊登，[49]66页的俄文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及彼得罗夫斯基的考古活动。连同时期英国驻喀什代表马继业对俄国官员收集古文书的工作都一无所知，误以为他们受语言限制，很少离开领事馆。事实上，在本国外交部、皇家考古协会等半学术机构的指导下，彼得罗夫斯基盘踞在喀什的20年间从未间断过考古活动。他在南疆绿洲城市建立了庞大的古文书文物搜集网络，以和田、阿克苏、库车、莎车、库尔勒等地为中心，派驻熟知当地情况的俄商和阿克萨卡尔为代理全方位搜集、收购南疆的古硬币、使用不知名语言刻在石头、木板、纸莎草纸、陶器上的题字等珍贵文书文物并汇集到领事馆，最后寄到圣彼得堡交由俄国东方学界专家研究。

（三）俄国外交官员利用往来的欧洲探险家落脚领事馆之际了解考古动态

到过南疆的英国探险家有扬哈斯本、马继业、比驰、莱纳德、吉森中尉；俄国有格罗姆切夫斯基、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法国有博朗斯、杜特雷依、马丁·约瑟夫、格伦纳德；瑞典有斯文·赫定，他们或在出发之前就和俄国驻地外交官取得联系，以便经俄国和俄属中亚领地入境新疆，如斯坦因、杜特雷依、格罗姆切夫斯基；亦或下榻俄国领事馆，如斯文·赫定新疆考察期间屡次把俄国领事馆作为自己的能量补充站和珍宝存储地。尽管彼得罗夫斯基等外交官在书信中抱怨过欧洲探险家和各国考古协会没有及时表达感谢，笔者认为，他们并不真正在意欧洲探险家们是否记得他给予的协助，更重要的是从这些走南闯北、身上携带大量信息的欧洲探险家身上获取政治情报和考古信息。他们通过法国探险家博朗斯了解到“英国对俾路支斯坦和伊朗的政治形势非常感兴趣”[50]和“英国人仍与中国政府私下谈着秘密签订协议”[51]。协助杜特雷依、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过程中，他们对这些探险家的行程、所获手稿掌握得一清二楚，在探险家返回欧洲发布考察报告之前已将他们探险的全部情况向俄国外交部和科学界作了细致汇报。斯文·赫定考察期间，彼得罗夫斯基派出4名哥萨克兵，以保护赫定安全的名义一路跟随，掌握了斯文·赫定对上沙湖和罗布淖尔河测绘细节、对塔里木河支流谢尔格恰普干（Shirge-chapan）面积测绘以及发现楼兰古城的全部细节。俄国以非常小的代价和成本换得大量边疆实时信息。

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的收集品分为手稿收集品和文物收集品两类，大部分收集于1886年至1917年间。俄国外交官员注意到在穆斯林聚居区更容易发现佛教文化古迹或古文书残片。

他们所获新疆收集品中保存着大量佛教传入新疆初期的文书，其中最经典的一部要数1893年转存于亚洲博物馆的梵文手稿残卷《法句经》，这部最早的佛经文本由古印度字母佉卢文书写于桦树皮上，证明了公元1～2世纪这部经文在新疆的广泛流传。目前学界所知《法句经》由两部分构成，经文结尾部分是1892年杜特雷依在和田考察所获，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首页部分即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收购的梵文手稿残卷。1898年，法国的谢纳特（Э.Сенар）在本国公布了杜特雷依探险队带回的《法句经》尾页残片。[52]至今关于二人所发现的文献残片学术界还有很大争议。俄国学者瓦洛比耶娃·杰夏托夫斯卡娅认为，杜特雷依很有可能是在当地人手中购得《法句经》文书，而非考察队在古废墟中发现。《法句经》中段部分再没有寻宝人或探险家发现过，至今《法句经》的发现地仍然是个谜。英国和法国保存着《法句经》极少部分残片，最完整的部分保存于俄罗斯。

外交官员所获佛教手稿中占第二位的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经由古印度、尼泊尔传入新疆，因提出不分贫富贵贱皆可成佛的思想而在民间得以快速传播，成为贫民百姓的精神寄托，《妙法莲华经》在和田的发现证明该部经文流传之广泛。1893年，彼得罗夫斯基拿到了梵文手稿《妙法莲华经》的第七卷，这是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最珍贵的文书之一，比较知名的两种经文是中亚经文和尼泊尔吉尔吉特经文。值得一提的是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佛教手稿部分中的大部分字体和吉尔吉特婆罗谜文的变体非常相似，只有非常少的一小部分是书写在棕榈叶或白桦树皮上的贵霜帝国婆罗谜文或早期贵霜帝国后婆罗谜文。[53]作为大乘佛经精粹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被俄国外交官员收入囊中。从内容上看，俄国外交官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多属于《道行般若经》或《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时任亚洲博物馆馆长奥登堡完成了其中24页手稿及残片的整理。此外，外交官员所获手稿收集品中保存着数量可观的《金刚经》残片和《大悲咒》残片。俄国学者对《金刚经》手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地居民的信仰和源于印度的婆罗谜文咒语两方面。目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已整理出近200份文献残片组成的34份文献目录，包括各式各样的咒语。手稿中的咒语大多属于《大悲咒》，共有25份《大悲咒》残片。尽管英国和德国探险队也拿到了《大悲咒》手稿，但绝大多数为破碎的残片，相对完整的部分保存在俄罗斯。

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梵文手稿《五护佛母》佛教经典引起了俄国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手稿系1899年彼得罗夫斯基的代理在库车所获（图一），完成敦煌考察（1914～1915）的俄国探险家、印度学家奥登堡将其破译并将研究成果发表于《俄国皇家考古协会学报》，[54]奥登堡认为手稿与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在喀什所获1783号梵文手稿在内容上非常相似。

图一 彼得罗夫斯基所获梵文手稿片段，国内首次公布[55]

“6页纸，6行，长度（空白），宽度0.065，绝美的笔迹，详见霍恩勒的韦伯写本[56]。文献中包含了佛祖和众神的对话，如与军神玛尼巴扎，以及和相应部神。末尾体现了佛祖与梵天的对话，以及与四大金刚杂尼迦耶[57]的对话。另外一段文献，看上去与乔治·麦卡特尼[58]收集的文献相关。”[59]

奥登堡敦煌考察期间发现了大量带彩色图画的汉文经文，俄国外交官员收集品中也有类似的敦煌遗书，这些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2008年，俄罗斯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0周年纪念日活动之一“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俄国探险队”主题展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举办。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交官员运回俄国的古代手稿是参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佛教手稿，未知语言手稿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彼得罗夫斯基从喀什寄给奥登堡的一件一页纸篇幅的古代手稿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出版。奥登堡把这一文献定性为印度婆罗谜文字。彼得罗夫斯基手稿收集品中的婆罗谜文字分为竖体式和斜体式两种。在喀什与和田发现的古代手稿多为竖体式，而斜体式婆罗谜文手稿分布在新疆北部绿洲吐鲁番和库车地区。截至2016年，俄罗斯学者已整理出10份婆罗谜文手稿，其中的一份由16块文献残片拼成，是用新疆北部婆罗谜文的变体文（斜体式）书写，其余9份属于新疆南部婆罗谜文（竖体式）。[60]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除了婆罗谜文和梵文手稿，文献中还使用了三种古印欧语言，但没人说得上是哪种语言。其中一种文字在和田发现得最多，被认为是东伊朗的某种语言，称为和田梵文（这种语言曾经被伊朗人所用，很早以前在和田被发现。公元前2500年左右，库车讲伊朗语的后代逐渐迁移到中亚地区）。另外两种语言分布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1892年，奥登堡在《俄国考古协会东方部学报》杂志上刊发了一页用三种古印欧语言中的一种书写的古代手稿，[61]首次向世界公布了俄国外交官员在中国库车发现的未知语言手稿照片影印本，称为吐火罗文B或者龟兹文，属于印度北部地区的行书，这种语言至今只在新疆发现过。俄罗斯东方学家将奥登堡公布外交官员收集品手稿中的影印本文献认定为吐火罗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62]

俄国外交官员在新疆期间的考古和文物搜罗活动造成我国珍贵历史文献文物的大量外流。他们所获新疆收集品中手稿及残片总数19000余件，目前分别收藏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包括梵文文献、于阗文文献、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不知名语言文献等多种语言，其中不乏《法句经》《波罗提木叉》《妙法莲华经》《陀罗尼》《大悲咒》等珍贵佛教手稿。

最早的文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其中公元1至9世纪艺术品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现存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中的一尊陶塑佛像（图二）来自新疆和田，为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这块模印尽管很小，但保存完好，雕刻细节清晰可见。模印高2.5厘米，底部宽1.5厘米，光环最宽处1.6厘米，底座高0.4厘米。端坐正中的佛像高1.6厘米，肩部宽0.7厘米，长发，披袈裟，耳垂齐肩，双腿交叉垂放。[63]佛像周围火舌四射，佛像顶部三角区域内为火焰。这尊小佛像印度风格明显，对研究印度佛像艺术大有裨益。

图二 和田收集品中的陶塑佛像，国内首次公布[64]

另一尊石刻佛像（图三）系1899年彼得罗夫斯基在和田附近的村庄所获，目前只有照片保存了下来。石块高6厘米，宽5厘米，厚2.8厘米。[65]佛像端坐于莲花座，两侧有狮子守护。佛像颈部挂有两个项圈，其中一条垂到肚子上，腰部和手臂均有装饰。佛像头部磨损严重，右手臂缺失，头顶光环已磨损。石头背面刻着公元10至11世纪梵文佛教教义。奥登堡初步判定为尼泊尔艺术品。

图三 和田收集品中的陶塑佛像，国内首次公布[66]

在运输方式上，居民所获手稿或文物以高价卖给外交官员的代理，再由代理寄到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优先选择每月往返奥什—喀什、奥什—乌鲁木齐的哥萨克骑兵，而较大或较重的物件通过商队运到奥什中转后再运往圣彼得堡。利用哥萨克骑兵往来俄属中亚和领事馆的便利条件，俄国外交官员轻而易举将新疆古代珍宝偷运回国。文献和手稿运到圣彼得堡后遭受了不应有的错误修复，部分文献被磨损，一些段落难以辨读，一些写在棕榈叶上的文献变成了碎末。[67]

尽管俄罗斯的东方学者将外交官员收集品带入科学界并做了部分研究。遗憾地是，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梵文文献片段第4部分和第5部分、科罗克洛夫收集品中的梵文文献、喀什领事馆秘书柳特什的回鹘文手稿、科洛特科夫的粟特文手稿均未公布于世。俄国学者在出版文章中也没有用到这些内容。[68]俄国外交官员新疆所获收集品仍有很多未知内容等待全世界历史学家去解读。

（感谢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馆长И.В.Тункина院士提供珍贵的外文史料，感谢荣新江教授在论文修改过程中给予的指导。）

注释

[1]本文为第71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俄藏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信札档案整理与考释”（项目编号：2022M710695）阶段性成果。

[2]在费尔干纳州军事总督的特殊授权下，格罗姆切夫斯基于1885年完成了喀什探察报告（密件）。

[3]Ольденбург С.Ф.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Д.А.Клеменца 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1898 //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РГО.1916.Т.45.c.219-232.

[4]克莱门兹给奥登堡的信（1904年1月9日），原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Ф.208，оп.3，ед.хр.269.Л.15 об。

[5]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资料，档案编号：Ф.148.On.1，ед.xp.49.Л.46。

[6]Скачков П.Е.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14-1915 гг.//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93.Вып.4.c.315.

[7]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М.И.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 СПб.Славия.2008.c.480.

[8]赵剑锋：《晚清俄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64页。

[9]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

[11]张艳璐：《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5月。

[12]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13]Бонгард-Левин.Г.М.Воробьевой-Десятовской.М.И.Тёмкина.Э.Н.Публикации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а санскрит-ских фрагментов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Изд.текстов.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перевод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ИФ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11.Вып.3.c.35.

[14]Под общ.ред.Попова И.Ф.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 Учёный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науки.Москва: Наук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М.2016.c.263.

[15]И.В.Тункина.Н.Ф.Петровский как собиратель древн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 востос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ВОСТОК-ЗАПАД.с.109.

[16]郑丽颖：《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99～101页。

[17]Бонгард-Левина Г.М.Воробьевой-Десятовской М.И.Тёмкина.Э.Н.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04.c.17.

[18]俄罗斯军事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编号：РГВИА.Ф.400.Оп.1.Д.3788.Л.14-14об。

[19]Бонгард-Левин Г.М.Воробьё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М.И.Тёмкин Э.Н.Фрагменты санскрит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з Занг-Тепе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c.17.

[20]Под общ.ред.М.Д.Бухарин.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и монголия.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M.2018.с.42.

[21]原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Ф.208.Оп.1.Д.269.Л.1-127。

[22]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藏，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Ф.208.Оп.1.Д.131.Л.131。

[23]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129页。

[24]俄国委员会会议纪要（1906～1912）保存着相关记录。

[25]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藏，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Ф.32.Оп.1.№ 1。

[26]Под общ.ред.М.Д.Бухарин.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c.93.

[27]Акимушкин О.Ф.К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фонда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2007.№ 1 (6).c.218.

[28]Тункина И.В.Н.Ф.Петровский как собиратель древн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c.115.

[29]赵剑锋：《晚清俄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56页。

[30]Под общ.ред.М.Д.Бухарин.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M.2018.c.571-572.

[31]Под общ.ред.М.Д.Бухарин.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c.569.

[32]Под общ.ред.М.Д.Бухарин.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c.570.

[33]1909年从吐鲁番官员手中骗得的两座佛像因体积大不方便运输，到1915年才运回圣彼得堡的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

[34]Под общ.ред.М.Д.Бухарин.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c.534、550、569、572.

[35]科洛特科夫与奥登堡的书信，原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Ф.208.Оп.30.Д.305.Л.42 - 42 об.(см.письмо № 9 в разделе 《Переписка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а и Н.Н.Кроткова》)。

[36]Под общ.ред.М.Д.Бухарин.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c.540.

[37]Разоза А.Н.Коллекция рукописей на средне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72.c.255.

[38]Разоза А.Н.Коллекция рукописей на средне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c.255.

[39]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129页。

[40]Разоза А.Н.Коллекция рукописей на средне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c.254.100件残卷编号分为85号，459号，2942～2969号，3072号，3323号，3377号，3440～3445号，3472号，3546～3547号，3549～3553号，3555～3560号，3569号，4263号，3726号，4024号，4026号和4055号。

[41]Под общ.ред.М.Д.Бухарин.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c.572.

[42]Ольденбург С.Ф.Краткая опись составленного д-ром Кохановским собрания древностей из Турфана，ИАН.сер.1.1907.т.1.с.805-818.

[43]Долбежев Б.В.Поездка секретаря консульства в Урумчи Б.В.Долбежева к развалинам Бишбалыка (Из письма к В.Л.Котвичу) // ИРКСВА.1909.№ 9.c.66-70.

[44]科洛特科夫与奥登堡的书信，原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Ф.208.Оп.30.Д.305.Л.13-13 об。

[45]Долбежев Б.В.Поездка секретаря консульства в Урумчи Б.В.Долбежева к развалинам Бишбалыка (Из письма к В.Л.Котвичу).c.66-70.

[46]原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Ф.208.Оп.3.Д.202.Л.2-15 об。

[47]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129～130页。

[48]Петровский.Н.Ф.Отчёт о Кашгарии // 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по Азии.СПб.1886.Вып.XX.c.1-61.

[49]Кляшторный С.Г.Колесников А.А.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глазами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Алма-Ата.1988.c.181-188.

[50]俄罗斯军事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编号：АВПРИ.Ф.143.Оп.491.Д.476.Л.16-17 об。

[51]俄罗斯军事历史档案馆藏，档案编号：АВПРИ.Ф.143.Оп.491.Д.476.Л.16-17 об。

[52]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藏，档案编号：СПб.ФА РАН.Ф.208.Оп.1.Д.131.Л.26。

[53]Петровский Н.Ф.Буддийский памятник близь Кашгара // ЗВОРАО.1893.c.295.

[54]Ольденбург С.Ф.Отрывки кашрарских и санскрит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з собрания Н.Ф.Петровского // ЗВОРАО.1893.c.207-266.

[55]图片摘自奥登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梵文文献残片》，《俄国皇家考古协会学报》，1899年，第266页。

[56]霍恩勒（Rudolf Hoernlé，1841～1918），英国东方学家。根据霍恩勒研究结果，韦伯写本除第九部分语言无法判定外，其余部分均使用梵文。

[57]印刷版为Dhṛtaraṣṭsa。

[58]乔治·麦卡特尼（George Macartney，1867～1945），中文名马继业，1890年，麦卡特尼任英国驻喀什代表；1909年，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

[59]Шомахмадов С.Х.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ом кашгарских санскрит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з собрания Н.Ф.Петровского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СПбФ АРАН)//сост.и отв.ред.Попова И.Ф.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ученый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науки.М.: Наук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2016.с.431.

[60]Под общ.ред.Попова И.Ф.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 Учёный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науки.c.78.

[61]Ольденбург С.Ф.Кашгарская рукопись Н.Ф.Петровского I.c.81-82.

[62]Краузе К.Тохарский язык// Тохарские языки / Под ред.Иванова.В.В.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9.c.59.

[63]Ольденбург С.Ф.Два Хотански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Майтрей из собрания Н.Ф.Петровского// ЗВОРАО.1900.c.0106.

[64]图片摘自奥登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佛像》，《俄国皇家考古协会学报》，1900年，第0106页。

[65]Ольденбург С.Ф.Два Хотанских изображений Майтрей из собрания Н.Ф.Петровского c.0107.

[66]图片摘自奥登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佛像》，《俄国皇家考古协会学报》，1900年，第0107页。

[67]Тёмкин Э.Н.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санскритских рукописях в коллекции Н.Ф.Петровского// 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Вып.ИФ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РАН.c.81-88.

[68]原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档案编号：Ф.208，оп.1，ед.хр.131.Л.43-44。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