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湖南人范旭东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读应用化学，立志创办中国化学工业，以求实业救国。1914年，他学成回国后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入股者包括梁启超、蔡锷、杨度、黎元洪、曹锟、冯玉祥等人。此时一战爆发，中国进口洋碱减少，国内用洋碱做原料的玻璃、肥皂、造纸、染色、冶金、洗涤等企业纷纷停工，范旭东决定开创中国的制碱工业。

1920年5月，“永利制碱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推选范旭东为总经理。公司设在天津，督导塘沽建厂。总工程师侯德榜带领技术人员日夜攻关，熟练掌握了苏尔维制碱法，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192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在1930年比利时工商国际博览会上再获金奖。

周作民 范旭东

在久大精盐公司化验室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工学术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永利制碱、久大精盐、黄海化工研究社组成“永久黄”团体，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永久黄”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是研究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牙粉，曾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为他们题写了“齿颊甘凉”条幅。1935年，黄海研究社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将其铸成飞机模型以作纪念。这一时期范旭东又创办了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青岛永裕盐业公司、永利南京铔厂。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日本人对早已垂涎的永利、久大使出所谓“租售”花招，被范旭东驳回。软的不行，日本人改玩儿硬的，限期永利公司与日资公司合办，否则就要武力收缴。范旭东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将企业迁往华西。撤离天津时，大家抱定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之心，把重要的图纸、资料悉数转移，将关键的仪表、设备拆毁丢弃，含泪离厂。

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和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也按指令撤离。刚刚建成不久的永利南京铔厂也只能停产，向长江上游撤退。范旭东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巨大无法移动的设备，就把将仪表拆走，其余拆下投入长江。

永利碱厂

一千多名员工及家属从天津、南京、青岛、海州等地陆续到达汉口。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事业基础彻底崩塌，碱厂被敌强占，近三千万资产荡然无存，同事员工流离失所，范旭东内心之苦已无可名状，但他在汉口主持团体会议时，仍给大家打气：“不要把这看成是一次逃难，而应该看成是一次创业！利用这个时机为中国在华西创立化工中心，虽节衣缩食，在所不惜。”

1938年9月18日，又是一个九一八纪念日，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成立。为纪念天津塘沽的本部，范旭东将四川五通桥新厂址命名为“新塘沽”。在重庆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的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范旭东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慨叹：“我们一定要打回去！”

永利碱厂

1943年，61岁的范旭东在重庆沙坪坝南园家中勾勒了一幅战后宏图，这就是后来被广泛提及的“十厂计划”——战后第一年要复兴旧厂：扩充塘沽永利碱厂，修复南京卸甲甸铵厂，完成五通桥合成铵厂工程，建设五通桥硝酸、硝酸铵及硫酸厂；战后第二年、第三年要建设新厂：兴建湖南株州水泥厂、青岛食盐电解厂、株洲硫酸铵厂、株洲炼焦厂、株洲玻璃厂、南京新法制铵厂。

壮志未酬身先死。1945年，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去世。1947年11月，范旭东灵柩由重庆溯江北上至南京，转运至塘沽，永利、九大全体员工无不悲恸。灵柩由塘沽转火车抵北京，安葬在香山脚下。

永利碱厂

范旭东一生自律甚严，既不买私家汽车，也不建住宅别墅，全部精力、财力都集中于事业之上，他曾说：“我们全体还要合力去打破中国的旧习，如推诿，松懈，不肯负责……等等，这些都是败坏事业的病根，只要同仁大家觉醒，实在不难去掉，唯一方法，就是要大家先养成‘隐恶扬善、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德行……”。

他的搭档侯德榜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揭示了令人唏嘘的细节：“先生为公司元首，居总经理之位若干年，不支薪俸……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

永利碱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