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话，毛主席心里头那叫一个乐呵，他立马就向李敏打听起了具体的事儿。一听说贺敏学是来北京参加国家建筑工程局的会议，毛主席就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毛主席对李敏说：“你帮忙跟你舅舅说一声，明天晚上7点，请他到中南海丰泽园来一趟。”

讲完之后，毛主席喊来了李银桥，吩咐他第二天安排车辆，去中南海接贺敏学。

跟李敏和李银桥交代完后，毛主席抽起一根烟，眼睛望向窗外，心思不自觉地回到了以往的时光......

1927年的时候，毛主席和贺敏学两个人认识了。

1927年9月29号那天，毛主席带着一千多人的工农革命军到了永新三湾，要给队伍来个整编。这时候呢，在井冈山上的贺敏学一听到这事儿，立马就派人去跟毛主席接上了头。

不久，毛主席就率着队伍抵达了井冈山，袁文才、贺敏学和贺子珍三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毛主席到了井冈山后，贺敏学挺大方，直接把自己住的那栋八角楼房子腾给了毛主席。他还老往那儿跑，跟毛主席聊天，听毛主席讲那些革命的新道理、新想法。

1928年2月份，贺敏学参与了由毛主席带领的攻打宁冈新城的战役。打完后，他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回到永新去重新拉起工农赤卫队的大旗，他自己当上了大队长。就这样，他们打下了九陇山这块革命的地盘。没多久，永兴县委也搬到这里来了，毛主席和贺子珍也都到了九陇山。

时间久了，毛主席和贺子珍两人产生了感情，那一年，他们就结婚了。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对于妹妹和毛主席的这段情，一直都是持支持态度的。

贺敏学在打仗那会儿立下的功劳，毛主席心里头明镜似的。为了表彰他，毛主席给了贺敏学三个头一份的称号：他是第一个搞武装暴动的，第一个上井冈山的，还是第一个渡长江的。

在快见到毛主席那会儿，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突然翻脸不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了，他们开始到处抓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贺敏学听到点风声，立马脚底抹油从城里溜了，藏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但可惜啊，消息还是走漏了，最后贺敏学还是被他们给逮住了。

贺敏学被抓后，他可没认怂。在永新县城的国民党大牢里，几个共产党员一块弄了个临时的党支部，大家推选贺敏学当头儿。他们在牢房里头继续想办法怎么闹革命，还悄悄地跟袁文才、王佐带着的农民自卫军联系，打算一起动手。

没多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贺敏学带着四个县的农民军队搞起了永新起义。起义成功后，贺敏学就成了中共永新临时县委书记，同时还管着赣西农民自卫军的副指挥工作和党代表的事儿。

贺敏学带着暴动队，协助击退了敌人两次猛攻后，就跟着袁文才和王佐一起上了井冈山。

在共产党的那些高级军政干部和开国的大将元帅里，贺敏学绝对是头一个踏上井冈山的人。

解放战那会儿，贺敏学在华东野战军里可是个重要人物，他当过纵队参谋长，还做过第二十七军的副军长。到了1949年，贺敏学自己带着八十师的二三八团，跑到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去指挥渡江。

所以，毛主席也跟贺敏学讲过：“你们部队可是全军里头最先过江的那一拨。”

肯定地说，毛主席对贺敏学的那三句“第一”的夸赞之外，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贺敏学同样建立了许多了不起的战功。

1928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红军的主力部队突然冲进了湖南。就在这时，江西那边的敌军瞅准时机，赶紧把散兵游勇集合起来，朝着永新发动了攻击。这样一来，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就陷入了危急之中。

没多久，贺敏学就带着地方上的队伍，加入了毛主席指挥的对抗侵犯永新敌人的行动。他前后发动了好几万人，大家都按照毛主席说的那套法子：“敌人来我们就躲，敌人停下我们就去骚扰，敌人累了我们就打，敌人跑了我们就追。”靠着这种灵活应对敌人的方法，大家齐心协力守住了井冈山这块重要的地方。

1947年那会儿，贺敏学正在山东和国民党军队拼得火热。一听说妹妹贺子珍从苏联回来了，他二话不说，赶紧让老婆和闺女代替自己去哈尔滨瞧瞧。这么多年没见家里人了，贺子珍一见到性格直爽的嫂子，两人立马就聊开了，整整一夜都没停，贺子珍心里那叫一个舒坦。

1949年，毛主席把李敏带回身边后，贺子珍就去了上海，住在她哥哥贺敏学家。毛主席心里一直惦记着贺子珍。

回想起以前的许多事情，毛主席心里特别想见见他的哥哥贺敏学。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烈了。

到了北京以后，贺敏学没急着去见毛主席，他觉得主席那边肯定有很多要紧事等着处理，所以就没马上过去。

李敏跟舅舅贺敏学说，爸爸毛主席要见他，贺敏学一听，心里头那个高兴劲儿，别提多大了。

第二天，会议一完事儿，贺敏学立马就坐车奔中南海去了。到了丰泽园，他一眼就看到毛主席已经站在院子里候着他呢。贺敏学赶紧加快脚步，过去跟毛主席打了个招呼，心里头那个激动啊，赶紧跟毛主席握了握手。

尽管二十多年没见了，毛主席和贺敏学却一点不生分，还是像以前那样亲热得很。

毛主席让贺敏学坐下来，然后关心地问他：“这些年你都在忙些什么活儿啊，家里一切都还好吧？”

贺敏学对毛主席抛出的每个问题都给出了详尽答复，而毛主席呢，则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很少会打断贺敏学的讲述。

知道了贺敏学的状况后，毛主席满意地晃了晃脑袋，接着就问起了贺子珍的事儿。听说贺子珍啥事儿没有，毛主席又乐呵呵地点了点头。

聊了好一阵子后，贺敏学忽然对毛主席讲：“主席，您对娇娇的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呀。”

听到贺敏学这么说，毛主席一下子懵了，立马反问：“哪里管得严格了呀？”

贺敏学立马讲了他到北京后，李敏来探望他的那些事儿......

那天，李敏去探望了舅舅贺敏学。贺敏学见李敏要独自回家，就热心地说要派公家的车送她。但李敏摇了摇头，说爸爸不让她这样的小孩子坐公车。

说到这事儿，贺敏学就提议要送李敏去公交站，但李敏又一次拒绝了，说她自己走回家就行。这让贺敏学挺纳闷的。贺敏学连问了好几次，李敏才说了实话。原来，她来的时候买了两本书，钱就花光了，所以只能走路回家了。

贺敏学了解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马上拿钱给李敏，让她坐公交车回家。一开始，李敏还不好意思要舅舅的钱，跟舅舅客气了几句。但最后还是收下了，并且跟舅舅贺敏学说：“舅舅，这钱我以后会还给你的。”

毛主席知道这事儿后，立马笑着跟贺敏学说：“娇娇啊，真是长大了，变得越来越懂事了。”

后来，毛主席和贺敏学继续聊了起来，两人说了好长时间的话，一直聊到很晚。毛主席心里惦记着贺敏学第二天还有会要开，怕影响他休息，于是就和贺敏学说了再见。

贺敏学和毛主席情谊深厚，但他从没利用这层关系，给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捞过半点便宜。

说实话，妹妹贺子珍跟毛主席成了家之后，有些人就觉得贺敏学也变得不一样了。但贺敏学对此倒是挺淡定的，他说：

子珍最终选择和谁步入婚姻殿堂，那是她自己做主的事，婚姻自由嘛。至于我，我还是原来的我，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一个普通的党员而已。

贺敏学不光嘴上这么说，行动上也是这么做的。

1955年9月份，国家给那些在革命打仗时候立过大功的人发勋章，不过贺敏学并没有拿到将军的头衔，但他从来都没因为这个事儿嘀咕过一句。

那时候，贺敏学负责带领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这西北五个省份和自治区的建筑团队，手下管着十多万人。这样一来，贺敏学就像是另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

按照贺敏学身边秘书的说法：

贺老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干了整整五年，这期间他几乎没咋休息过。他总是往工地上跑，亲自到现场查看工作，还特别关心大伙儿的生活。有时候病了发烧，他也不愿意住院，就叫医生来打个针吃点药，然后又继续忙活。有那么一回，他病得实在太重，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就躺在床上，让我帮他读文件、念信件。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们当干部的，就得比别人多干点，得真正走到群众堆里去，拿到最真实的情况，这样才能把工作领导好。”

1956年那会儿，彭德怀大将军到了西安，听完汇报会的一系列安排后，冷不丁问了一句：“敏学同志咋样了？他会过来不？”

彭德怀元帅这话一出，省委领导们立马愣住了，其实他们不是不清楚“敏学同志”会不会来，而是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省委的大佬们立马就问组织部和办公厅，“敏学同志”到底是哪位高人，结果一圈问下来，谁都不知道。后来还是费了好大劲，多方探听，才琢磨出彭德怀元帅说的可能是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的头儿贺敏学。这下子，他们二话不说，立马就派人去请他了。

贺敏学一听老战友彭德怀元帅到了西安，心里头那个乐啊，立马就跟来的人说：“赶紧找个时间，我得请他到家里来搓一顿。”

那人急忙插话：“您直接跟他见面聊吧，现在得带您去开会了。”

一听这话，贺敏学立马行动起来，跟着就去了。彭德怀元帅当时正在开会，一见贺敏学走进来，他赶紧站了起来，快步迎过去，用力地跟贺敏学握了握手。

会议一完事儿，彭德怀元帅就专门找贺敏学聊了聊，那会儿，省委的领导同志们也都在旁边陪着。

聊天时，彭德怀元帅了解到，贺敏学负责的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把国家“一五”计划在陕西的大部分重要工程都给包揽建设了。他特别开心，立马就用很温暖的话语，向贺敏学表示了关心和问候。

随后，彭德怀元帅转头问省委的同志们：“敏学同志，他在省委里有职务没？”

彭老总的一番追问，让省委领导们都觉得挺下不来台，毕竟那时候贺敏学并不是省委的一员。看省委领导们沉默了半天，彭老总直接说道：“这样可不行啊！”

听到这个消息后，省里的大领导马上就说，要赶紧开个省委的大会，到时候一定给贺敏学加上省委委员的名头。

不过，那时候的省委头头脑脑们，只知道贺敏学是彭德怀元帅在井冈山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可他们对于贺敏学和毛主席之间的另一层关系，还是一头雾水。

1957年那会儿，陈毅大将军到了西安，他通过陕西省委的联系，想跟贺敏学两口子一起吃顿饭。

陕西省委一听说陈毅元帅也请了贺敏学，心里就琢磨起来，贺敏学的身份恐怕不只是彭德怀元帅的战友那么简单。他们立马就好奇地跟陈毅元帅打听：“贺敏学同志，他是不是贺老总的亲弟弟呀？”

听到陕西省委的同志那么说，陈毅元帅忍不住开怀大笑，立马就跟他们讲了贺敏学和毛主席之间的故事。

省委领导知道贺敏学其实是毛主席的姐夫后，感到非常意外，也更加佩服他低调的为人。他们邀请贺敏学来后，陕西省委的领导直接跟贺敏学说：“以后有啥事儿需要省里出手帮忙的，千万别客气，直接说就行。”

贺敏学了解到，就连陕西省委的领导们也都晓得他和毛主席的关系后，他变得更加不张扬了，行事作风也更加低调。

1958年那会儿，贺敏学调到福州去了，当上了福建省的副省长。一到福州，他工作起来还是那么拼命，一丝不苟，而且老爱往工作最前线钻。

1963年的时候，贺敏学是福建的代表，他去了北京参加中央的委员会议。在会议期间，贺敏学又碰到了毛主席。他看到毛主席还是特别有精神，容光焕发，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

不过贺敏学向来低调，不爱出风头，特别是在大场合，他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所以就没主动上前去和毛主席说话。

在跟代表们拍照的时候，毛主席在人群堆里一眼就瞅见了贺敏学。他立马迈开步子，主动朝贺敏学走过去，跟他打了声招呼，还握了握手。

那会儿，毛主席随便跟贺敏学聊了聊工作和生活的近况。一听说贺敏学的行政级别才8级，毛主席眉头一皱，直接说道：“这哪行啊，待遇给得太少了。”

听到毛主席那充满关心的话语，贺敏学没咋吭声。后来，在毛主席的关心照顾下，中央组织部还特意问起：“咋没给贺敏学定个7级呢？”

其实贺敏学本来可以享受7级的行政待遇，但他自己主动要求降到8级，也就是副部长级的待遇。对于这件事，贺敏学早先就跟他的老战友们说清楚了。

我们那时候豁出命去战斗，可不是为了追求什么高官厚禄，官兵之间亲如一家，根本没什么等级之分。而且，以前都是实行供给制，我们压根就不清楚有啥级别之分。基层的同志们牺牲更大，评级时当然得多考虑他们，我们有啥好计较的？再说了，我少评一级，就能让好几个普通干部提上去，这样不是更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嘛。

这次贺敏学去北京参会，毛主席没亲自见他，而是让女儿李敏去探望舅舅。

舅舅和外甥女一碰面，那叫一个亲昵。聊着聊着，贺敏学听说李敏从中南海搬出来了，眉头不由自主就皱了起来。他瞅着李敏，好一会儿才缓缓叹了口气，说：“娇娇啊，你这么做，以后就不能天天见着你爸了，那以后谁来管你爸呢？”

贺敏学不常和毛主席见面，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毛主席。他知道外甥女一直在毛主席身边照顾，这让他安心不少。可最近听说外甥女从中南海搬走了，贺敏学对毛主席的挂念就更重了。

1976年9月份9号那天，咱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贺敏学一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心里头那个难过啊，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