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之战，一场改变三国格局的关键战役。
它不仅决定了蜀汉的命运，也影响了整个时代的走向。
然而，这场战役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关羽北伐，是为了军事目标，还是另有深意？
学界关于襄樊之战动机的争论
襄樊之战是刘备集团荆州总督关羽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发动的一场攻打曹操所占襄阳和樊城的战役，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古今学者围绕战役发动者、发动的动机、发动的必要性、战役胜败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对于刘备集团发动襄樊之战的动机尤为关切，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有以下４种说法。
擅自兴兵说，由于史籍并未明言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是刘备下达的命令，所以部分学者认为关羽是擅自兴兵，如何兹全认为：“关羽进攻襄阳、樊城，似乎预先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商讨。”刘小平也认为刘备并没有下令让关羽攻打襄、樊，关羽是擅自行动的。
战略北伐说，由于关羽出兵襄、樊与《隆中对》所谓“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极为相似，故有部分学者将其视为刘备集团的战略北伐，如黄晓阳认为：“关羽北上正是（刘）备、（诸葛）亮牵制魏吴、稳定益州、先发制人的统筹安排。”朱子彦也认为：“关羽孤军北伐，在战略上是严重失误。”
以备北伐说，与“战略北伐说”相比，更多学者则是将襄樊之战看作是蜀汉北伐的前奏，如王延武认为，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是奉了刘备命令，意在“彻底打通汉中与江陵的通道”。
林榕杰认为，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目标是“占领两城及其以北地区，将其所据荆州部分与汉中连成一片，这样可改善其在荆州的战略态势，并为将来的北伐作准备”。
政治需要说，与前三种说法单纯从军事角度探讨不同的是，部分学者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看待襄樊之战的，如杨伟立认为，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是为了贯彻刘备集团“扫灭凶逆”“以宁社稷”的行动纲领，“不是关羽的专断，而是刘备的决策”。宗瑞仙、吴庆也认为“打一场攻曹战役是当时刘备在政治上的强烈需求”。
以上诸说均有道理，但又各有不足，笔者基本同意“政治需要说”的观点，认为刘备之所以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授意关羽发动襄樊之战，主要还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刘备集团发动襄樊之战的动机以及战役带来的影响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襄樊之战发起的时间、主体及历史背景
一场战役发起的动机与发起者、发动时间和背景等要素密切相关，若欲探究刘备集团发动襄樊之战的真正动机，首先要搞清这几个问题。
学界多认为关羽发起襄樊之战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七月，然而，史籍上并无战役发起时间的明确记载，多笼统地表示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具体月份不详。根据《武帝纪》的记载，可以确定的是，曹操派遣于禁援助曹仁是在七月，但关羽何时发起战役则不得而知。
《于禁传》记载曹操在长安时，遣曹仁讨关羽，又遣于禁助仁，而《武帝纪》记载曹操三月自长安前往汉中与刘备争雄，五月回长安，则关羽发起襄樊之战不会早于五月。综合分析，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具体时间应在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五月至七月间。
明确了发起战役的时间后，我们再来看看战役的发起者。不同于“遣”的常见用法，史籍在记述襄樊之战时多用“关羽攻曹仁”“关羽围樊”之类的说法，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战役是由关羽单方面挑起的，而非受到刘备的指派。
再结合刘备后来未发一兵一卒救援来看，似乎襄樊之战确由关羽率领荆州所部与曹操、孙权集团作战，那么襄樊之战真的是关羽擅自兴兵吗？
余鹏飞《诸葛亮与关羽关系浅议》一文提出了诸多证据，证明关羽是奉刘备命令北征的。其一，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前将军，假节钺，是“为了让他在北攻战役中，更大限度地发挥指挥和统帅的作用”。
其二，刘备占有汉中、孟达出兵房陵与关羽北攻襄阳“这三次战役如此紧密相连，显然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实行完整地跨有荆益的整体战略的统一安排。”
其三，“北攻襄阳这样一个关系蜀汉政权整个战略部署的重大行动，关羽不经刘备的允许而轻举妄动是不可能的。
关羽虽一介武夫，但自从跟随刘备起兵时起，几十年来转战南北，参加过无数次战役，都从未随意出兵任意出击过”。
余文第二条证据具有一定的推测成分，因为从刘备于战役前后的表现来看，其并未对襄樊之战有何计划。第三点才是最重要的证据，因为攻打曹魏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刘备的肯定或默许，关羽一定不敢出兵。
作为荆州总督，关羽虽可掌握军政大权，但涉及到军机要事，他必然要向刘备禀告请示，不可能贸然发动进攻。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即便没有得到刘备的直接指令，也是得到了他适时出击、便宜处置的授意。
最后来看战役的历史背景。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前的两三年，中原正处于曹氏代汉的关键时期。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战败后，为挽回声望，于建安十六年（２１１）再度西征，一举击败关西诸将，平定关中、陇右。
之后，于建安十八年（213）被封为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庙，奏响了代汉的号角。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又征讨张鲁，平定汉中，次年（216）进封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汉献帝特许曹操享用天子仪仗，这时对于曹操来说，称帝只剩一步之遥，然而，随着曹操不臣之心日益昭彰，中原反曹的形势也越发高涨起来。
自衣带诏事件以来，拥汉与拥曹两种势力就陷入无休止的博弈和争斗中。襄樊之战爆发的前两年，曹魏境内反叛不断，先是谋士荀彧反对曹操称公，继而马超联合氐王千万等为乱，氐王窦茂恃险不服，又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于许县（今河南许昌）起事，南阳守将候音执太守以叛，陆浑（今河南嵩县北）民孙狼杀县主簿叛乱，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是时南阳间苦徭役，（侯）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袞，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三国志·魏书·胡昭传》载：“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
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固率将十余吏卒，依（胡）昭住止，招集遗民，安复社稷。狼等遂南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寇贼。”
中原反抗曹操统治的事件一再上演，反映出曹操集团在北方的统治并不十分稳固，拥汉与拥曹两派势力间的矛盾仍然非常尖锐。
而自称汉室后裔又立志与曹操为敌的刘备无形之中被当成拥汉反曹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少府耿纪还是陆浑民孙狼，都欲联合刘备、关羽共同讨伐曹操。“讨贼兴汉是蜀汉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如果弃之不顾，则会对政权的合法性造成巨大的破坏。
王朝的正统性是一个政权赖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保证，因古代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念，所以判断一个政权合法与否的主要标志便在于是否得到了天命。三国时期，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为论证各自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都在寻求不同的方式进行构建。
其中，“曹丕以上古尧舜禅让为依据，逼迫汉献帝禅位于己，以中古社会最合法的程序顺利完成了汉魏禅代”，孙权则将“东南有天子气”“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等一些谶语、民谣作为自身政权天命正统的凭证。
相比魏、吴来说，蜀汉政权的正统性构建最为容易，刘备自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又曾受汉献帝衣带诏讨贼，“绍汉颇具名分优势，故立国颇显‘义正’”。
虽然蜀汉政权的正统性构建相对比较简单，但魏强蜀弱的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作为汉朝名义上最高统治者的汉献帝仍在曹操控制之中，东汉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以及陪都长安、新都许县亦在曹魏境内。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向以“讨贼兴汉”自居的刘备集团自然要打出匡扶汉室的旗号，以维系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襄樊之战爆发前夕，中原大地此起彼伏的反曹浪潮也促使刘备集团要作出适当的回应，“此时自称宗室、已立为汉中王的刘备怎可熟视无睹？他责无旁贷，必须有所行动以牵制曹操，此乃蜀汉立国的政治逻辑使然。此时命关羽进攻襄樊，应在情理之中”。
襄樊之战的战略意图及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曾这样评论襄樊之战：“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
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
在这段论述中，裴松之鲜明地指出刘备跨有荆益、关羽北攻襄樊，不惜挑战强魏，正是为了“匡主定霸”，即使未必成功，也可以威声远震。
孙权却背盟偷袭，助纣为虐，破坏兴汉大业。笔者认为裴氏此论甚是，关羽之所以发动襄樊之战，固然有建功心切的诱因，但他还没有大胆到擅自兴兵的程度，他的决定一定是符合刘备集团整体战略的，那就是“讨贼兴汉”“匡主定霸”，壮大集团的声势，进而为刘备称王称帝奠定更坚实的政治军事基础。
作为拥汉反曹的代表人物，刘备需要对中原反曹人士此起彼伏的呼声作出回应，这也是蜀汉政权得以建立并发展的政治基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备与曹操争汉中，关羽攻打襄阳、樊城都带有争夺政权合法与正统性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襄樊之战实质上是汉末反曹势力对意欲篡汉自立的“曹贼”最后一次大的反抗与冲击。同时，刘备不仅需要对中原反曹势力的呼救作出回应，也要向益州士人展现自己捍卫益州利益的决心和能力，这是取得他们支持的重要条件。
从军事角度来看，与关羽大军相比，曹魏当时驻扎在樊城和襄阳的守军并不占优势，“关中地区集结了曹军大量兵力，西线成为曹操方面当时的军事重心所在。
与此同时，东线也不平静，孙权进攻合肥，吸引东线曹军大部分兵力于其周围，造成襄樊地区曹军守备空虚的局面，东西重而中间轻，破绽出现了。
关羽的正面只有曹仁的一支部队，加之正值雨季汉水上涨而便于水军行动等因素，一个难得的进攻机会摆在关羽面前。”这些有利的条件也带给刘备、关羽等人一种错觉，对曹魏实力的错误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备的决策。
根据文献记载，笔者认为，鉴于中原反曹势力要求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关羽眼看川中诸将皆已立功，自己却闲置荆州，寸功未建，故而请求出战，刘备虽然深知时机尚未成熟，但一则不能长久地无视中原反曹势力求援之声；二则关羽未建功亦是客观事实，不好直接驳回请求；三则在襄樊战场上关羽占据一定的优势。
于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备回应关羽可以根据形势做出适当的出击，但并未下达务必攻占襄、樊二城的命令，只是令其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
但令刘备未料到的是关羽竟然“小举大克”，一战倾覆于禁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眼看二城到手，刚愎自用的关羽自然不会放弃，继续抽调荆州守军北上，以期迅速占领襄、樊二城。
然而，抽调部队奔赴前线的危险显而易见，觊觎荆州许久的孙权自然不会放过如此良机，迅速派吕蒙、陆逊等人占领荆州。关羽进退维谷，最终为孙权所擒杀，襄樊之战宣告结束。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集团发动襄樊之战，很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首先，关羽不是擅自兴兵，而是在征得了刘备的同意下才发动战役的，只是在理解战略意图上与刘备发生了分歧。
刘备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考量，希望用出兵的姿态巩固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但关羽建功心切，骄傲轻敌，大破于禁后没有及时收兵，反而一意孤行，最终酿成惨剧。
刘备并没有派遣关羽攻打襄阳和樊城，只是令其随机应变，视情况而定，攻打襄阳和樊城是关羽自己下的决定，故陈寿没有遵照之前惯例记载刘备遣关羽攻樊城，而是据实记录为关羽攻樊城。
其次，在关羽攻打襄、樊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刘备之所以不发一兵一卒支援，是因为刘备给关羽的指示是伺机而动，也就是说命令关羽在荆州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曹魏作战，并无协同作战的计划，所以在给关羽下完指示后，刘备就一直在忙着称王的事情，无暇也无意东顾，称王完成后又收到关羽大破于禁七军的捷报，更是对其进攻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思想上有所麻痹，未能充分预估到孙权背盟偷袭的可能性，以致将亡城覆。刘备集团从此由盛转衰，汉室复兴的宏伟理想也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最后，襄樊之战看似刘备集团战败了，不仅失去集团最优秀的将领关羽，而且丢失了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荆州，《隆中对》两路出兵的战略构想从此成为泡影，然而，如果从政治层面考量，刘备集团并非毫无所得，相反，正是通过关羽凌厉无惧的军事攻势，中原与益州士人都看到刘备集团为匡扶汉室所作的种种努力。
虽然刘备成势最晚，势力也最弱，但仍敢蚍蜉撼大树，一而再再而三地讨伐曹操，始终恪守着兴复汉室的政治宣言，这就为自己赢取了较大的政治优势，为刘备之后顺利称帝也赢取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进一步稳固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据此而论，刘备集团发动襄樊之战的主要战略意图应该说是基本实现了，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痛。
结语
襄樊之战是三国时期对天下格局影响至关重要的一场战役，自此一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刘备集团发动荆襄之战的目的主要在于对政权合法性的争夺和对正统性构建的巩固，而非占领襄、樊。然而，由于曹操援军于禁等部的失利以及樊城守将曹仁兵力的不足，使关羽错误地估计了战场的形势，最终身死城覆，蜀汉集团也由盛转衰，再也无力兴复汉室。
刘备集团以极为惨痛的代价向世人展现出自身讨贼兴汉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为自己赢取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也为刘备日后顺利称帝赢取了部分舆论的支持，进一步稳固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集团发动襄樊之战的战略意图应当说是基本实现了。对曹魏而言，襄樊之战虽然最终战胜了关羽，守住了城池，但关羽在战役前期给予曹军的打击也是沉重的，曹操甚至一度要“徙许都以避其锐”，足见刘备集团攻势之强。
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与境内此起彼伏的反曹抗争，势必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给曹魏的统治尤其是给曹操本人带来震慑，使其不得不重新考虑称帝建国的可行性。
而对看似获利最多的孙权一方，襄樊之战虽初步实现了“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的战略目标，但其带来的政治与军事风险也是极其巨大的，事后虽依靠孙权灵活的外交策略和陆逊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一一化解，但从全局利益来看，其于襄樊之战中的战略决策并非最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