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子申

抗战时期的傅作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曾说：“傅作义的部队是七路半。”意思为快成八路军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傅作义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里算是比较有战斗力的。他治军严谨，不同于蒋介石“中央军”的腐败无能，也不同于阎锡山治军的专制独裁。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期间，傅作义从八路军中吸取了一些新的治军和作战方针原则，因此，傅作义部也比蒋系、阎系等军队更有战斗力。

傅作义在参加长城抗战后，曾前往河南洛阳参加国民党军战区指挥官、参谋长会议。会议期间，傅作义对所辖两个旅的旅长董其武、孙兰峰说：“抗日是国家大局、民族大局，只要蒋介石同意我们抗日，我们不应为任何私利而顾虑。”

从洛阳返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后，傅作义接见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来的代表彭雪枫，阅读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傅作义看到信中毛泽东称他为民族英雄，并再次呼吁大敌当前应停止内战，共御外辱，深为感动。傅作义请彭雪枫转告毛泽东，大规模的绥远抗战即将开始，他决心抗战到底，取得全胜。

随后，傅作义与骑兵司令官赵承绶分赴各地，视察部队。在集宁董其武领导的第218旅驻地，傅作义进行了战前动员。讲话中，他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一、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二、不怕牺牲，以雪耻辱！”并要求官兵每日起床后、集合时、训练前、开饭前、熄灯前各高呼一遍，以激励士气。

旅长董其武也说：“为怀柔战役（长城抗战之一役）阵亡将士报仇的机会到了！为民族、为国家、为绥远雪耻的时刻到了！让我们牢记傅军长提出的战斗口号，随时准备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冲杀！”

为了支持傅作义的第35军抗日，由续范亭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与贺龙领导的八路军第120师，在临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县动员了3500余名爱国青年参军，经简单培训后，补充到傅作义的第35军。这时，该军已辖第101师和第73师，各师补充了1500名新兵，军、师直属队也得到充实，剩余300多人编成了补充团。毛泽东还致电朱、彭、贺等《一二〇师应与傅作义协力击破西进之敌》。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对第35军的政治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并给予具体帮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延安接见了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等人。周北峰代表傅作义提出，请求中共和八路军派政工干部、共产党员赴绥，准备在第35军团各级建立政治部，连队增设政治指导员，并逐步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中共中央选择了数十名政工干部，其中许多都是经过长征的骨干。在欢送这批共产党员赴绥时，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和周北峰等人，鼓励他们坚决执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服从傅将军的领导，听从指挥，积极抗日，并提出“三不准”：“不准在傅部发展共产党组织，不准进行党的组织活动；不准进行有关共产党内容的宣传活动；不准进行策反、投诚或起义的动员活动。”

与此同时，傅作义还派遣于纯斋等人到晋南、西安等地，招收中学和大学文化程度的爱国进步青年300余人，请延安和八路军第120师派人帮助培训后，充任傅部政工人员。该军各连分得一人，各级政治机关分得两三人。注入八路军政工干部、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后，傅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抗战热情和战斗力。

其间，升任师长的董其武指挥第101师进行了娄烦、三交镇、水泉、老营等战役战斗，消灭许多日伪军，取得了可喜的战果，进一步鼓舞了傅部的抗战士气。

晚年，董其武说：我感受最深的是，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潘纪文讲授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课。傅总说：“《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先生送给我军，由周北峰带回来的，共200多本。这是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演讲稿。他运用全面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和教训，驳斥了投降分子所鼓吹的‘亡国论’，以及‘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决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但必须进行持久战，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还规定了抗日战争中政治工作和战略战术等一系列原则，说：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傅作义的信（局部）

在整顿部队的过程中，董其武、孙兰峰等主要将领认为，整顿是为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要参照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他们首先建立了第八战区政治工作委员会，从军到团均建立起了政治部，连队增设了政治指导员。傅作义兼任主任委员，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为周钧，后为于纯斋。

董其武师的政治部主任是康保安，各级政工人员中多数都是延安来的共产党员，或者是由延安代为培训的进步青年。第101师有于纯斋从西安招来的43名爱国青年，还有经毛泽东批准，由罗瑞卿派来的八路军政工人员14名，共计57名。此外，还有从晋南招募来的爱国知识青年多名。

杨格非是招募来的爱国青年，后来一直在傅部担任《平明日报》总编辑。他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在所著的《浮生草》诗集中，他记载了从西安到延安，经培训后开赴绥远抗日前线的简要经过。他写道：

1938年11月底，我们被傅作义部招收，从西安先赴延安参观学习十多天。12月25日晚，毛主席在抗大救亡室接见了我们，并作了抗日必胜的讲话。在近两小时的讲话中，毛主席亦庄亦谐，谈笑风生，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抗日必胜的道理。他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把日寇入侵比作野牛闯进了我们的花园，兄弟们必须团结起来，再不要像过去那样相互“挖墙脚” “闹家务”，这样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毛主席的讲话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益和鼓舞。

12月31日，我们到达榆林。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傅作义将军和董其武将军。他们在讲话中鼓励我们到部队后，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作战，为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一定要战斗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那一天！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杨格非还写了《赴西北抗日前线过延安》诗一首：

耻令倭甲鸣神州，报国何惜少年头。

八方景从仰英名，北疆驻节展新猷。

圣者圣地揭真理，难兄难弟驱野牛。

抗日大旗高举起，应是江海纳万流。

早在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曾三、程子华等人到第35军帮助建立政工组织，培养政工干部，鼓励他们效仿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做法。贺龙、关向应在向从第120师派往傅部的特派员交代任务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特别强调：“派到傅部的共产党员：一不搞兵暴，二不搞瓦解，三不搞情报。惟一的任务是广泛交朋友，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善于从交朋友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

经过一年多的交往和部队政治素质的提高，傅部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针更加赞赏。特别是废除打骂士兵制度，实行经济公开，建立连队俱乐部，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民众，改善军民关系，实行军政统一等，受到傅部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部队很快克服了过去的旧作风，实行全新的政治工作，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按照军政治部的要求，部队广泛掀起大唱抗日革命歌曲的活动。歌曲主要有《政工队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青年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等。

董其武不仅鼓励部队认真学唱抗日歌曲，自己也都学会了这些歌。在开会、操练、集合时，他还指挥大家一起唱。直到晚年，有些歌曲他还能完整地哼唱下来。

董其武还保存了一套当年佩戴的红色长方形的臂章和胸章。他说：“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几年中，部队充满了抗日爱国热情和革命朝气，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官兵一致，士气高涨。当年，我们佩戴的臂章和胸章与其他国民党军不同，不是统一颁发的白底蓝字，而是红底黑边。”

傅作义还多次发布训令，要求全体将士坚决贯彻执行《第35军十项纪律》。这是傅作义根据中共特派员潘纪文的意见，参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草拟而成的，在与董其武、孙兰峰等主要将领多次研究后，以傅作义和军政治部主任周钧的名义颁发全军实行。主要内容如下：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物速还；四、损物赔偿；五、不许调戏妇女；六、不许打人骂人；七、行军时不许踏坏青苗；八、驻防后要把院落打扫干净，行军前要缸满院净；九、煮饭烧柴、马食草料要付钱；十、不虐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

开好“抗日救国讨论会”也是第35军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为统一军政干部思想，规范大家言行，傅作义还提出《整体干部办法》，制定了《干部十二条戒律》，发至排长以上干部，命令全体军官严格贯彻执行。

在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中，傅作义部根据“抗日救国讨论会”确定的原则，发动官兵总结抗战经验教训，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水平；鼓励废除旧框框、改变旧的战略战术思想，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订“新战法”。在战争指导方面，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战争阶段论和全民抗战等思想；在进攻作战方面，强调了多兵种、多兵器的密切配合，采纳奇袭和伏击，穿插分割、包围歼灭，攻点打援、围点打援及掏心战术等；在防御作战方面，吸取了过去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改为积极防御的灵活战法，强调最大限度地歼灭日伪军的有生力量，从而有效地保存自己，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在运动中歼灭立足未稳之敌等战术。

经过半年多的全面整顿，第八战区所辖部队，特别是第35军官兵和绥西各级政府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提高了，各级政府为抗战、为军事需要和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意识增强了，当官做老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改变了，从军队到地方，从将军到士兵，从官员到百姓，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年，许多官兵说：“咱们是粉红色的。”

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很快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显现出来。其间，傅部进行了利民堡、利民寨、窑子上、神池等战役战斗，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曾几次向傅作义赠送锦旗，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还致信称，傅先生“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董其武也被天津《大公报》赞誉为傅部五位抗日民族英雄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何应钦都说：“傅作义部已成七路半了。”其实，傅部官兵早就调侃道：“咱们是七路半。”

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向傅作义提出：希望傅作义与中共和八路军联合起来，不受蒋介石的辖制，在西北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创立抗日根据地，共同抗日。傅作义犹豫再三，没有同意。

1949年2月，周恩来（左三）与傅作义（右三）等人合影

中共对傅作义的影响是深远的，傅部产生的变化也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本来，蒋介石让傅作义部离晋入绥，组建第八战区，目的是分割阎锡山的割据势力，更重要的则是牵制延安，控制共产党向北部边疆发展的趋势，防止其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蒋介石怎么可能刚把傅作义从阎锡山手中剥离出来，又让他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呢？于是，蒋介石大力派遣中统、军统特务，建立“调查统计室”，即特务领导机关，还成立“青训班”和“纪律科”等，毒化绥远军政人员，并派特务头子张庆恩协同已被蒋委任为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的张彝鼎进行清理。傅部一时乌烟瘴气，原来朝气蓬勃的景象，逐渐变成恐怖阴郁的气氛。

军统特务陆续查到了一部分隐蔽的共产党员，并将名单直接电报蒋介石。蒋介石将名单转给傅作义，责令其限期处理，不然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在这种形势下，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就不宜留在傅部了。傅作义为了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决定“礼送”他们回延安：每人发10块银圆作盘缠、一头毛驴代步，由董其武派一个加强连担任警戒护送任务。对没有暴露身份愿留者尽力保护其安全。

这样，潘纪文、鲁志浩、冼衣、李刚、左青、左清芳、冉子恒等一批党的优秀政治工作者被迫返回延安。除共产党员之外，还有中华民族抗日青年先锋队和爱国革命青年100余人也陆续离开傅部，投奔八路军。绥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然而，中共的影响不是蒋介石与中统、军统特务，三青团等组织能在短期内根除的。其后，傅部袭击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的三战三捷，在绥远省全境彻底清除了日伪军，也成就了抗日战争中绥远省内没有日军一兵一卒的奇迹，这就是中共影响的结果。

不料，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却一反常态，登上了蒋介石内战的战车，与八路军也从友军变为敌军。解放军吃了傅部的不少苦头。这时，蒋介石又说：过去咱们对傅宜生还是有些误解，他不仅能打日本，也能打共军。还先后为傅作义、董其武颁发青天白日大勋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共的反复劝说下，傅作义才同意了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也率部举行了绥远“九一九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傅部的共产党员才陆续公开了身份。十多年来，傅作义从来没有排挤过这批共产党员，并给予充分的信任和任用。他们也在北平“和平解放”和绥远“九一九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鲜为人知，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