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殿卿

1938年7月28日，萧劲光 （三排左六）同毛泽东 （三排左五）与出席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及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第二次军政干部会议的同志合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终于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协议。继而，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对内则称留守兵团司令员。

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中共中央驻扎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城。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使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后根据地建设，使前线的部队后方有了“家”，有了回旋余地。

萧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是由毛泽东提名，并且经过党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的。1937年12月，在留守兵团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军政干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留守兵团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他转身拍拍萧劲光的肩膀接着说道：“同志们，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毛泽东意味深长的玩笑话，使萧劲光受到很大震动。

留守兵团要立得住，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环境问题。据粗略统计，当时边区政府所管辖的各县（初始十七八个县，经斗争争取后达到23个县）境内，较大的土匪就有40多股，约4000人，握有各型枪2000多支。这些土匪四处骚扰，无恶不作。用什么办法剿灭这么多土匪，萧劲光与李德发生了一场争论。对剿匪，李德提出要采取平推战术，派大部队齐头并进，认为这样声势大，兵力集中，可一次成功。萧劲光对李德说，土匪刁滑得很，昼伏夜出，到处流窜，哪里会集合在一起让你去打呀！李德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耸肩膀，显出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萧劲光把争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笑了笑说：“离了李德就不行吗？”一句话，萧劲光心领神会，即自行与有关领导研究部署剿匪工作。

1938年，毛泽东 （左三）、王稼祥 （左二）、萧劲光 （左一）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部队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土匪的活动规律和当地特点，采用军民结合、武力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灵活机动，穷追猛打。不到一年，土匪就基本上被肃清。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毛泽东还在伏案疾书。萧劲光按照毛泽东“每晚都要来谈谈部队情况”的约定，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当他报告说，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肃清时，毛泽东又惊又喜：“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肃清了？”萧劲光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是留守兵团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政策性很强，情况复杂。萧劲光与毛泽东配合得非常默契。1940年前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疯狂反共，进攻中共领导下的山西新军。为了打击顽固派势力，减少摩擦，党中央派萧劲光和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黄河边上的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毛泽东在信中明确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阎看后感到最后一句语气太生硬，要求改为“我必自卫”，萧劲光断然拒绝。

回到延安，萧劲光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满意地说：“好，坚持得对，就是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个字也不能改。”

对于中间派，萧劲光按照毛泽东“要采取团结争取政策”的指示精神，注意多做团结的工作。如国民党军驻榆林地区的21军团军团长邓宝珊，思想进步，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刘伯坚等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与我党我军关系一直比较好，萧劲光就注意多与他交往。一次邓宝珊路过延安，留守兵团和边区政府联合举行了欢迎晚会，萧劲光还请毛泽东与邓宝珊一起吃饭。由于与邓宝珊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双方都注意从抗日大局出发，团结对敌，遇事协商，陕甘宁边区北部摩擦明显减少。

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边区的进攻和经济封锁，停止了八路军的薪饷，边区财政发生了极大困难。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林伯渠、高岗找去，对大家说：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个是不愿意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个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明眼亮，大家一致说，我们只能按照第三个办法干。毛泽东听了笑笑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打破封锁，发展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就要想办法反封锁。战士们不也有两只手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1940年2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留守兵团不仅开垦荒地种粮种菜，还开办了各种手工工场和作坊，许多部队还搞起了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各种经营。萧劲光拿出祖传的手艺参加纺纱比赛，一时传为佳话。

一天傍晚，萧劲光陪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交谈中，当萧劲光讲到留守兵团多数部队已实现“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分钱”的口号，完全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时，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幽默地对萧劲光说：“我早就讲过，在延安靠你萧劲光吃饭嘛！”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日益成熟的时期。《实践论》 《矛盾论》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这些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理论著作，就产生在延安窑洞昏黄的油灯下。晚年的萧劲光时常向人讲起毛泽东当年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通宵达旦地看书、写作的情景。

有一次，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到萧劲光家串门，看到他保存着几本军事书，回去告诉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就踱着方步走进了萧劲光的窑洞，神秘地说：“听说你这儿藏了‘宝贝’，给我看看怎么样？”

“什么宝贝？”萧劲光一时愕然，不知所措，弄不清毛泽东指的是什么。

“子珍回去告诉我了，不要保密嘛！”毛泽东瞟了一眼桌子上的书。

“哦，主席指的是我的书啊！子珍同志昨天来看过了，就这几本。原先有过好些书，长征路上都丢了，现在找本书太难了。”

看到萧劲光有点不情愿的样子，毛泽东笑着说：“就看一看嘛！把《战役问题》 《战斗条令》两本书借给我，看完就还你，好不好？”

就这样，萧劲光把这两本书借给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也没有还。回忆起这段经历，萧劲光深情地说，当时毛主席借书，还真有点舍不得。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好笑。那时，毛主席一边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与日军作战，一边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伟大的理论创造。他太需要书和资料了。而在延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搞到军事书真比登天还难哪！

1938年初，毛泽东酝酿撰写军事论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此，他多次召开座谈会，找身边的八路军将领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座谈或个别交谈，征求意见。萧劲光是参加这类交谈、座谈最多的人之一。

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问萧劲光：“你说说游击战争的指导要领有哪些？”萧劲光思索了一下说：“首先，在军事上要采取进攻的方略，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要像渔翁打鱼撒网那样，网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

毛泽东很欣赏这个比喻，连连点头插话说：“对，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

萧劲光接着说：“还要善于集中兵力，灵活地、有计划地运用兵力……”

毛泽东插话说：“灵活地、有计划地运用兵力很重要。但集中兵力要明确，要区别对待。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略上，我们应强调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的提法，只能用在战役战术上，相对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达到打歼灭战的目的。”

随后，萧劲光就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都很感兴趣，表示赞同。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要求萧劲光把发言稿整理一下交给他。

萧劲光经过认真思考、研究，写出《游击战争指导要领》一文。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价值，先后安排萧劲光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讲课，并将稿子印发部队作为军事教材。这篇文稿中的几个主要观点，均被毛泽东写文章时采用。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萧劲光交谈

萧劲光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与大量书信指导，使其获益匪浅、终生难忘。晚年在回忆录中，他满含深情地写道：

延安十年之所以使我念念不忘的，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亲切教诲和毛泽东思想对我的教育。在这里，我受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军事辩证法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深刻启迪；学习和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的光辉思想……这对我以后的军事生涯以及建国以后海军建设中，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第一代人。

1976年，萧劲光已是73岁高龄，明显感到身体大不如前。他深深懂得这批文稿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恐日后有失，经慎重考虑，萧劲光决定把这些底稿转交给毛泽东。他将文稿封包好，并郑重地附了一封信：

主席：

呈上您曾在延安领导和指挥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时亲笔起草和修改过的文稿两本。这些文稿虽是当时边区斗争的一部分内容，但它凝结着主席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思想。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直接、最深刻的一个时期，终生难忘。在我离开延安，离开主席身边时，我把这两本文稿带走，妥善保存，留作纪念。从延安到东北，从湖南到北京，尽管战争环境那样不安定，但这两本文稿就如同我的生命一样，始终跟我在一起，相处三十余年，不断地激励着我去战胜困难。这两本文稿，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重要的历史文献。我已七十有三，一旦由我失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经过反复思忖，我决心把这两本文稿，敬呈主席，以尽心意。若有可能复制时，热望给我一份，留作纪念，教育后人。……

此信于1976年4月6日拟就，翌日发出。在这之前，萧劲光给毛泽东写过若干封信，毛泽东或批示，或复信，几乎每次都有回音，但这次没有。想来也许是身体条件的原因：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已重病在身，自顾不暇，且当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不过，过了些日子，萧劲光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说信已转交，文电底稿已转交中央档案馆。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