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因在朝鲜战争中发现没有军衔的不便，我国实行军衔制，给革命战争年代的将领们授勋，其中功勋最为卓越的就是十大元帅。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排名第九，罗荣桓排名第七。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1963年12月16日）原名罗慎镇，字雅怀，号宗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
他从小热爱学习。民国八年（1919年）考入长沙协均中学，在此期间他最喜欢看的期刊就是《湘江评论》，当时毛泽东担任该期刊的主编，用湖南方言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罗荣桓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多次参加抵制日货与驱逐军阀的运动。19岁的罗荣桓年轻气盛，每次游行活动他都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举着条幅，大声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抵制日货”。罗荣桓多次在街头分发抵制日货、打倒军阀张敬尧的宣传单，曾几度险些被军阀的巡查队抓走。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罗荣桓考入山东青岛大学预科，带领同学们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罗荣桓就读于武昌中山大学，在那个年代，罗荣桓也算是“高学历”知识分子了。
罗荣桓不止政工工作出色，他的军事才能、战场指挥能力同样优秀，他指挥过的胜仗有很多，而且都是大手笔，只不过后来因为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将他调任东北野战军的政委负责一系列的政工工作和募兵工作罢了。
罗慎镇
罗荣桓元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就一直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大家都知道，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而罗荣桓在古田会议上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会上，他大胆而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反对打骂士兵的行为，并讲述了一位军官因严厉惩罚士兵而引起关注的案例。这个案例后来成为改革军队纪律的样本，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被详细记录下来。罗荣桓对毛泽东的一贯支持和正确的立场，使得他在古田会议前后的卓越表现和关键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和信任在很多场合都得到了体现。例如，在林彪担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军长时，林彪的脾气古怪，与许多人无法相处，但毛泽东却坚持不换掉林彪，而是选择换掉政委。在选人过程中，毛泽东最终选择了罗荣桓。这显示了罗荣桓团结他人的能力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此外，罗荣桓还积极地参与扩充红军的工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扩充了自己负责区域的8000名红军士兵。这种积极的参与和领导才能使得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罗荣桓在去东北就职之前，他是山东军区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这两个官职说明什么呢？说明了罗荣桓是山东军政双方面的一把手，无论是军事作战还是政治工作都他一个人说了算。
罗荣桓在山东的时间很久，从抗战时期他就在鲁西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当时罗荣桓担任的就是著名的115师的政委，115师最初的师长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彪，后来林彪被误伤后前往苏联治疗，115师的师长便由陈光代理，而115师政委的位置一直就是罗荣桓担任的。罗荣桓在这个时期打过一场很出名的战斗，就是梁山战斗，当时日军一个整编联队，共400多人向梁山方向推进，罗荣桓组织了部队在此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日军这400多号人马，这场战斗是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正面消灭日军一个联队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期间，罗荣桓在山东抗日前线奋战，并成为山东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的核心。他带领山东同志有力地打击敌人，克服各种困难，使山东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在山东抗战中，罗荣桓领导的军民工歼灭了50多万日军和伪军，并将山东五大解放区相连成一片。
罗慎镇
罗荣桓在山东所取得的军政成就可以说对整个解放战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叫“天下兵马出山东”，这一切都是罗荣桓的功劳，他在山东一直扼守住几个最关键的城市，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就率领他组建的山东野战军扫清了国民党封锁线上几支主力，为山东后来能向东北输送兵源，完成东北整个战略部署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毛泽东曾经说过：“罗荣桓去山东，是我非常正确的决定，他一个人就盘活了整个山东。”邓小平也说过：“整个解放战争，山东军区的功劳最大，这都要归功于罗荣桓。”确实，在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组建的山东野战军已经拥有28万人，全国很多解放军区那时的人马也就在5万左右，这么一对比就能知道罗荣桓扩建军队的能力有多么强悍了。
众所周知，解放战争初期的主战场是在东北，当时东北需要完成战略部署，就需要调动大量的军队进入东北，当时除了原本就有的东北民主联军以外，向东北贡献最多兵源的就是罗荣桓的山东野战军。后来东北野战军正式成立，由于部队里有6万多人都是刚刚招募的新兵，他们暂时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纪律性不高，根本上不了战场，林彪针对这个问题给毛主席打电话，毛主席说：“这件事只有一个人有办法，那就是罗荣桓！”在这个情况下，罗荣桓被调往东北野战军任政委，要知道当时罗荣桓已经是山东军政一把手了，这个调动等于给他降了一级，但是罗荣桓毫无怨言。
罗荣桓在辽沈战役中的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1月7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率领轻便指挥班子在大连附近的庄河登岸，第一次踏上了东北黑土地，再经过一周时间的辗转，终于在11月13日到达沈阳，与东北军政首长们实现会合，然而看到的情况却让他大吃一惊！
此前的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已在沈阳宣告成立，尽管罗荣桓尚未到达，却已被任命为“第二政委”，其实等于第一副政委，罗荣桓惊讶地发现，这个总部除了一个警卫连，完全是个空架子：没有任何参谋和通讯班子！刚刚履职总司令的林彪甚至连联系各部的密码本都没有，根本无法有效调动部队，简直是一个光杆司令 ，罗荣桓立即把带来的山东指挥班子全部“上交”，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机关，这才算是有点模样了。
罗慎镇
罗荣桓自此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副政委，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等职，时间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才正式出任东北野战军政委，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在延安紧急成立的“东北局”，以彭真同志为书记，在最初的东北局四名委员名单中，并没有“林罗”首长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稍后派往东北的。
至于林彪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职务，是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准备与罗荣桓共同经略山东战略区，他是在赶往山东的途中，接到了转赴东北的紧急命令。
在毛泽东、周副主席赴重庆谈判之前，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已补选彭真和陈云为“政治局候补书记”，换句话说，彭真同志当时的党内地位相当高，排名仅在“五大书记”之后。
彭真和东北局其他四名同志乘苏军飞机赶到东北后，既然身为大区书记，理所当然要兼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而只是中央委员的罗荣桓只能屈就第二政委。
傅懋恭
东北人民自治军最初的首长名单是：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程子华任副政委，吕正操任第一副总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总司令、萧劲光任第三副总司令。稍后增补抗联名将周保中为第三副总司令，萧劲光改任第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4日，为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但主要首长名单变动不大：林彪仍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程子华任副政委，吕正操、周保中和萧劲光担任副总司令（总部机关简称“东总”），此时东北战场已经大打，杜聿明指挥的敌军正疯狂北犯中。
罗荣桓的肾病当时很严重，其实是坐着担架赶赴东北的，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初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东总”，前往平壤和大连等地治疗和休养，后又去莫斯科做了手术，秘密离开东北长达十个月之久。
就在这一期间，东北局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面对敌人美械精锐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多次作战失利，东北战场究竟应采取何种战略，总司令和第一政委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久经战阵的林彪判定，彼时敌强我弱，我军应放弃大城市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再与敌人进行角逐；而白区工作出身的彭真政委，坚持要跟敌人争夺大城市，以“完成建都长春的计划”。
在3月间的梅河口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林彪和黄克诚等军事干部们，认为东北军事形势严重恶化，应改变硬碰硬的打法，同时批评彭真没有搞好根据地建设，不能为部队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而彭真、李立三等政工干部们，则认为我军在东北仍占优势，不应放弃城市的争夺，批评军事干部们态度不坚定，会议最终不欢而散，双方会后都致电延安陈述意见，寻求中央的支持。彭真在电文中要求“撤换军事干部”，而林彪在电报里指责“东北局主要领导盲目乐观”，总之东北局内部出现了思想严重不统一的情况，远在平壤苏军医院里的罗荣桓闻讯也是非常着急。
傅懋恭
延安一时不好判断哪方正确，不过从历史事实来看，应该暂时相信彭真同志更多一些，于是才有了惨烈的四平保卫战：还是硬碰硬的打法，东北民主联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仍然失利！
四平战役的失利，证明林、黄等军事干部对形势的判断显然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东北民主联军此役伤亡8000余战斗骨干，损失可谓惨重，某种意义上，是需要有领导同志为此承担责任的。
鉴于东北战场严峻的形势，为实现“一元化领导”，毛泽东终于决定打破常规换帅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延安电令，以中央委员林彪出任东北最高军政首长：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同时任命彭、罗、高、陈四位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还在莫斯科治疗的罗荣桓，尽管在东北局的位置没有变化，但是在军队层面，其实已降为“第二副政委”，因为中央的电令中包含着排名。
这种打破常规的人事布局，既是东北形势严重下的正确抉择，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延安首先考虑的因素，是谁能够率领东北军民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在这方面，林彪有着明显的优势。
四名副政委中，罗荣桓人在苏联，高岗主抓后方建设、陈云临危受命去了南满根据地，因此在“东总”主要还是林、彭搭班子，两人本就意见不同，加之上下级关系突然易位，共事起来有些别扭。
刘兴昌
罗荣桓离开东北前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大连“发现”了刘亚楼，并推荐为“东总”参谋长的人选，因此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起，到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局部反攻的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东总”主要是林、彭、刘在主持，战史上对此记录甚少。
彭真不懂军事，对“东总”的作战指挥基本不参与，身份颇显尴尬，而林彪专心军事，又迫切需要一位能与之密切配合的政委，因此迭电请求罗荣桓回国，可是罗荣桓又需要长时间的休养和术后治疗。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初，心系东北战局的罗荣桓不待病情痊愈，即分别致电延安和哈尔滨，决定提前回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延安也很默契地发出调令，稍后的4月11日，命彭真赶回延安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彭真于4月20日离开东北，参加完会议后也没有返回，而是改任中央工委常委，到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工作指导，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算起来在东北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20日，罗荣桓万里迢迢赶回哈尔滨，两天后即到达位于双城的“东总”，与林彪相见甚欢，林彪随即致电中央：“昨日已见到罗荣桓同志，我主张他在前方与我一起工作，他也同意”！中央自然复电照准，自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林罗刘”的格局，终于形成，此时罗荣桓的职务，已经事实上晋升为第一副政委，不过这个身份的确认，中央是半年后正式发出通知的：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1月25日，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东北军区：林彪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任副政委（有排名），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正规部队分属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两大系统，但暂时未设专门的野战军司令部，军区领导机关实际是“一块牌子两套班子”，罗荣桓正式就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具体分工是，“林罗谭刘”首长主要负责野战军的作战和指挥，其他首长主持军区和后方工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在确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后，考虑到“林罗谭刘”即将率精干指挥班子，远离双城前往辽西战场，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联席会议决定，正式组建“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野司以军区司令员（政委）兼任“司令员”、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兼任“政委”，军区参谋长刘亚楼兼任“参谋长”、军区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从军区选调了一批精干的参谋、情报和通讯人员。
这也是罗荣桓首次担任野战军的政治主官，代号成为东野“102”，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30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全体人员随“林罗谭刘”首长登上专列开往辽宁阜新，准备靠前指挥轰轰烈烈的辽沈战役！
罗荣桓到了东北，立马想到了新兵的解决办法，他组建出一个二线兵团，将刚入伍的战士全部编进二线兵团，并挑选原先的老兵到二线兵团以责任制的方式进行新兵的训练工作，再由各支队领导挑选二线兵团的人补充进一线部队，这样很快就将这些新兵变成了强悍的战斗力量。罗荣桓后来继续运用这个方法在东北进行了三次募兵，共招募来65万人马，使得四野（东北野战军后来改名叫四野）成为四个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四野的兵力后来达到了百万人马。
国民党很多高级将领曾经惊叹为什么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扩张得如此快，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罗荣桓的超强能力。
罗慎镇
建国后，毛泽东认为罗荣桓就像汉代的开国丞相萧何，便让他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想让他在治国安邦上做出成绩，罗荣桓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在这个位置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后来罗荣桓被任命为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统管全军的政治工作，地位是相当高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罗荣桓再挑大梁，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晚上回到家后，罗荣桓还要再看一会书或者报纸，妻子林月琴多次劝导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休息好了才有更多的精力工作。”可罗荣桓每次都边笑边说：“不用担心，我一会就休息。”
1955年，毛泽东、党中央决定举行授衔大会，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十大元帅之一，这是对罗荣桓多年来对革命事业巨大功劳的肯定。罗荣桓比毛主席小了九岁，可惜的是罗荣桓元帅由于长期高强度工作患上严重的肾病，于1963年逝世了。
罗荣桓去世，毛泽东十分伤心，根据党史记载，毛泽东听说罗荣桓去世的消息以后，他当场就流下了眼泪，对身边的人说：“罗荣桓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怎么就这么走了呢？”后来毛泽东花了一个晚上写了一首诗吊唁罗荣桓元帅，这首诗叫《七律・吊罗荣桓》，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尤其“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一句可以看出罗荣桓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有多么重要。
在毛泽东之前去世的元帅一共有六位，而毛泽东只出席了其中两位的追悼会，一个是陈毅，另一个就是罗荣桓，而特意写诗吊唁的只有罗荣桓一位元帅而已。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追悼会写诗吊唁，还深深三鞠躬，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罗荣桓的分量！罗荣桓一生都是毛泽东最好的战友和同事，他在去世前还说过：“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就是认识了毛主席并跟随他！”
罗慎镇
在党内，罗荣桓是出了名的“有原则”。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来后，被安排在哈尔滨工作，因为职务高，组织也给了他最好的待遇。罗荣桓一家被安排住在哈尔滨市区，而且住所很宽敞，是一个独立庭院。对此，罗荣桓感到“不满”，他觉得太“浪费”了，于是向有关部门提出：“请你们把这里收回去挪做公用，我自己再找一处住所。”但迟迟没得到回复，罗荣桓后来又说了好几次，都是同样石沉大海。有关部门没行动，罗荣桓自己先行动起来。
有一天，罗荣桓到好友谭政家中做客，看他们家是住两层的小洋楼，于是笑着说：“老谭呐，你这房子挺大呀，有两层咧，我搬过来和你搭邻居怎么样？你住一楼，我住二楼。”谭政笑着回应：“来呀来呀！随时欢迎。”
谭政以为罗荣桓就是说说而已，也是开玩笑一样回应，没想到，两天后罗荣桓竟真的搬过来了。罗荣桓对谭政说：“老谭，我来和你做邻居了！”谭政一时有点愣住了，反应过来后他说道：“欢迎欢迎，新邻居！”
就这样，罗荣桓放着独家小院不住，硬是去和谭政挤了个房子，他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家人“不要搞特殊”。
罗荣桓经常说：“身为党员干部，我们更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时刻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不能官越做越大，房子越住越大，一味贪图享受的话迟早会变坏的。”
罗慎镇
罗荣桓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着家人们。
1963年12月，罗荣桓患上了尿毒症，而依然乐观的罗老总仍然躺在病床上看书看文件，医护人员都为他的精神而感动。
但是长年累月的透支身体，罗荣桓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12月16日，罗老总永远地离开了，在他临终前跟妻子说道：“等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从现在住的房子里搬出，不能搞特殊。”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的身体每况愈下，心里还压着一些事，拉着林月琴的手，含泪说：“月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等我死以后，你们就搬到老房子去住吧，现在的房子是组织分给我的，我要交还给组织，我们不能搞特殊。”林月琴点点头：“我知道了，我一定办到！”
罗荣桓又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最后一次教育他们：“爸爸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我要告诉你们，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走了革命这条路，你们要继续走下去，永远干革命！”
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本来是中央分给邓小平的，但是邓老不忍心罗荣桓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房子里，坚持要给罗荣桓一家人住，并表示：“你们现在也没地方住，就先住在那吧，罗元帅为革命奉献了一生，党有义务照顾好你们。”
邓先圣
而罗老总离世前最惦记的事情就是让家人搬出去，面对邓小平的一再拒绝，林月琴坚决推辞道：“这是老罗临终的遗愿，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这个事办好，这房子我真不能要。”
罗荣桓没留下物质遗产，那是因为他一生清廉，是一名对得起入党誓言的好党员，留给后辈的精神遗产是多少物质遗产都抵不上的。
罗荣桓元帅的离世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留下了一份沉重的遗憾。毛泽东在悼词中表示：“军队战士群众，对待这样的英雄一般人物，是寄之深情于心底的。”他希望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罗荣桓的革命精神和品质，继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努力奋斗。
总之，罗荣桓元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杰出领导者之一，他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和领导才能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信任。他的离世给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使得毛主席深感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难题无人能解答。同时，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离世表示深深的哀悼和缅怀，并号召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他的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