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所谓自信和豁达，与其说是一种天性，不如说是一种选择。

大唐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

那一年，他21岁。

中举的士子们到大慈恩寺题诗留名，站在刘禹锡前面的青年，身形瘦削，他在题诗后留下自己的名字：柳宗元。

刘禹锡上前打招呼：“我乃中山靖王之后……”

没错，这就是刘禹锡的开场白，跟几百年前的刘备是一样的。

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了好朋友。

264年后，大宋嘉佑二年（1057年），北宋科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拿起一份试卷交给阅卷官员传阅，众人纷纷称赞：这是妥妥的状元之才。

欧阳修捻须思索， 自己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如果这文章是他所写，我作为主考官，给他定为第一……

为了避嫌，欧阳修大笔一挥，评了第二名。

结果，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四川来的瓜娃子苏轼。

那一年，他20岁。

苏轼在文中写到：“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和副考官梅尧臣感叹其中文采，却不知道这几句话出自何处。

等到苏轼前来谒谢，欧、梅二人就提出疑问，结果苏轼回答：“何必知道出处！”（潜台词是：是我临时编的）。

欧阳修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他预言说：“此子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当时看来，无论是刘禹锡，还是苏轼，他们都应该前程远大。

但是，在命运给予的礼物背后，都暗中标好了价格，那些闪耀着光彩的人物，必然要经历艰辛磨难。

所以《大学》里说：

诗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大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登基，史称唐顺宗。

顺宗皇帝身残志坚，虽然卧床，但仍然重用自己的老师王叔文、王伾，他们连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发起一场革新。

这场革新像极了千百年后的“戊戌变法”，前后只进行了140多天。

在推行变法时，因为触动藩镇、宦官集团利益，顺宗皇帝被逼禅位给太子李纯，推行革新的官员全部被贬谪。

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这件事，史称“永贞革新”，也叫“二王八司马”事件。

大宋熙宁四年（1071年），经历过丧母、丧父之痛的苏轼上书谈论王安石变法的弊病，这让王安石有些恼怒，于是苏轼请求离京任职，任杭州通判。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到任之后，苏轼给宋神宗上谢奏表，生性耿直的他就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很明显，这话里话外，有那么一点不满和牢骚，此时变法的领头人已经由王安石变成了宋神宗本人，所以苏轼这句话就成了“嘲讽时政”，加上他之前写过的一些诗，很快，苏轼就被逮到了御史台。

御史台里种满了柏树，上面经常栖息着乌鸦，所以御史台又叫“乌台”。

而苏轼这一次因言获罪，就称“乌台诗案”。

最终，在朝中大臣，甚至太皇太后出面劝阻下，苏轼被贬到黄州。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妻子去世，朝中旧朋无人联系，心绪低落的他就写下《江雪》这样的悲曲：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凄冷之意，迫面而来。

相较于柳宗元的悲观，刘禹锡就豁达了很多，即使到了悲秋的季节，他还能写下不一样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首诗短短28字，却一扫文人“伤春悲秋”的习性，足足振奋世人1200多年。

刘禹锡将这首诗寄给柳宗元，安慰柳宗元：朋友们，开心一点，人间不值得。

或许正是在刘禹锡的鼓励下，柳宗元放下悲愁，开始寄情山水，于是他写下了流传后世的“永州八记”。

与刘禹锡的豁达从容相似，苏轼到了黄州，因为被贬谪，职位“有名无实”，他甚至没有俸禄。

黄州太守很崇拜苏轼，于是将黄州东郊的一片荒地划给他，用以耕种自给。

从此，苏轼就有了另一个名字：东坡。

在黄州第二年，朋友们来东郊看望苏轼，大家认为东郊土地瘦瘠，不如去沙湖那边，土壤肥沃，众人一起往沙湖去，结果在路上下起了雨，冒雨前行的苏轼就写下了《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何等的豁达与从容。

苏轼一生，被贬谪的时候多，但无论何种境况，他总能乐天安命。

有人说他的豁达是一种天性，但这种豁达，何尝不是一种选择呢。

反正人生之中，总会遭遇风风雨雨，凄惨落魄是一生，豁达从容也是一生，怎么过，都是一种选择。

大唐元和九年（815年），被贬谪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终于收到朝廷的诏书：回京。

回到了长安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非常开心，两人结伴去游玄都观，观中桃花盛开，刘禹锡一高兴，就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样的诗，多少有些“膨胀”，所谓“刘郎去后栽”，分明是在影射什么，有的人读了诗，很不开心，于是上奏，接着刘禹锡以及和他一起观花的“诸君子”就收到了新的安排：

刘禹锡被贬播州，柳宗元被贬柳州。

当时播州路远，柳宗元担心刘禹锡随身侍候的80岁老母亲难以忍受颠簸，于是提出要和刘禹锡更换被贬地。

后来，在其他好友的帮助下，刘禹锡被贬地改到了连州。

这件事，被韩愈写在了柳宗元的墓志铭上，这就是柳宗元“以柳易播”的往事。

刘禹锡和柳宗元一起南下，在衡阳分别时，柳宗元写下一首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希望年老时，咱们能住在一起，做一对“邻居翁”。

遗憾的是，越是美好的愿望越是不会实现，这就是人生。

衡阳一别之后，下一次相见，还在衡阳，只是刘禹锡母亲去世，他扶灵至衡阳，同时收到了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

柳宗元将自己的文稿以及子女，全部托付给刘禹锡。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大宋时的苏轼，也在遭遇着坎坷，来到黄州第三年，他的乳母去世，正在悲戚之时，却发现窗外有乌鸦衔着纸钱。

原来已经是清明，内心悲痛的苏轼以泪和墨，写下了书法史上有名的《寒食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

后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上台，大家想起漂流在外的苏轼，于是召他回京，结果在议论朝政时，苏轼又表示：王公变法，其实也没有那么坏。

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这样的做法， 苏轼既让变法派排挤，又不被保守派接受。

继续流放吧。

你看，豁达的人也会遭遇痛苦折磨，但或许也是因为这些痛苦，才让他们更加坚定选择了继续豁达。

大唐长庆四年（824年），时年52岁的刘禹锡赴任和州，对于他这种被贬官员，在地方官员眼里，从来都是“落毛凤凰不如鸡”。

于是，到了任地，原本应该给予的三厢套房的配置就变成了一间僻静的小屋。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刘禹锡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在困难的环境下，依旧不忘自己乐观的心，这样的事，也就刘禹锡能做到了。

同样，大宋时的苏轼被贬谪到岭南惠州，彼时的岭南，多烟瘴毒气，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苏轼还乐呵呵写下了：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诗传回朝中，当朝大臣一看，都这样了，还活得这么滋润，再贬吧。

这一次，时年62岁的苏轼被贬海南儋州。

据说，在宋朝，流放海南是比满门抄斩低一等的惩罚。

但到了海南，苏轼还是乐天安命，他在本地建立学堂，亲自教学生，在他的教育下，海南出了第一个进士。

大唐宝历二年（826年），已经54岁的刘禹锡接到诏令，赶回洛阳。

归途中，经过扬州，在这里，从苏州赶回洛阳的白居易设宴等待着刘禹锡。

诗豪与诗魔在扬州相见。

同样是经历浮沉的两人无尽感慨，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23年的外放生活何等艰辛啊，太不容易了。

结果刘禹锡回赠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再回首，不过是一生浮沉，也没啥可说，暂凭杯酒长精神。

4年后，刘禹锡回到长安，他一个人又去了玄都观，这一次，身边再没有柳宗元陪伴，他又写了一首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岁月荣枯，我老刘又回来了。

大宋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在北归途中，经过常州，苏轼去世，享年65岁。

在去世前一个月，苏轼曾写过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一生有哪些功业？无非都在被贬谪途中。

可是，因为他的豪放，那些被贬谪的往事，也成了最美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