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秋夜，月黑风高。两个蒙面刺客飞檐走壁潜入目标家里，窥见目标在昏暗的油灯下，独居苫庐（古人亲丧中所居之室）为母亲守孝。刺客良心发现，不忍下手，飘然离去。这个虎口余生的幸运者，正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皇太子李承乾的辅臣兼老师于志宁：“二人潜入其第，见志宁寝处苫庐，竟不忍而止。”

正直辅臣

于志宁“有名于时”，当李渊自晋阳起兵将入关中时，他“率群从于长春宫迎接”并归顺李渊。他投身秦王李世民麾下，“侍从征伐，兼文学馆学士。”他慧眼识才，曾在俘虏中辨别出褚亮这颗大珍珠，并极力举荐，使褚亮跻身秦王府十八学士之列。

秦王变身唐太宗后，对劳苦功高的于志宁念念不忘。在一次宴请功臣时，唐太宗因在觥筹交错的功臣中唯独不见于志宁，“太宗命贵臣内殿宴，怪不见志宁，或奏曰：‘敕召三品已上，志宁非三品，所以不来。’太宗特令预宴，即加授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阳县公。”

于志宁深感唐太宗赏识之情，立志忠诚敢谏。当时，朝廷准备设立七庙以供奉七代祖先，群臣为拍马屁，引经据典考证出“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且“好文学，有令名”的文武全才、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国君李暠正是大唐始祖，异口同声建议供奉李暠为始祖。

于志宁却力排众议，侃侃而谈，指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李暠虽贵为国君，但西凉国偏居一隅，并非中原正统王国，因此“独建议违之。”唐太宗犹豫不决，于是，群臣“请以凉武昭王为始祖”一事，因于志宁的强烈反对而搁浅。

于志宁

唐太宗为安抚功臣，诏令功臣子孙可以世袭刺史官职。于志宁看出诏令的弊端，甘冒得罪其他功臣的风险上疏劝谏：“志宁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

于志宁对朝廷忠心耿耿，多次不顾个人名利与安危与朝臣们唱对台戏，令唐太宗肃然起敬。于是，唐太宗任命他为太子左庶子，与其他辅臣共同肩负起辅助皇太子李承乾的重担。

太子严师

李承乾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唐太宗“搜访贤德，以辅储宫”，先后派十余名辅臣辅助太子。“太宗因谓志宁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幼小，周、 召为师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当辅之以正道，无使邪僻开其心。勉之无怠，当称所委，官赏可不次而得也。’”

太子在父皇和辅臣们的重压下产生出强烈的叛逆心理，加之患上足疾导致严重自卑，成人后“数亏礼度”，从三好学生蜕变成“好声色，慢游无度”的纨绔子弟。于志宁忧心如焚，“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使得望子成龙的唐太宗阅后大加赞赏。

于志宁母亲病逝后，按礼制必须丁忧三年。唐太宗却迫不及待行使“夺情”特权令他官复原职，于志宁“屡表请终丧礼”，唐太宗派人转告：“忠孝不并，我儿须人辅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

于志宁

李承乾于农忙之时兴师动众“营造曲室，累月不止，所为多不法。”于志宁上书苦口婆心劝谏，“承乾不纳”，反而“令阉官多在左右”，一起寻欢作乐。于志宁再次上书讽谏，使“承乾览书甚不悦”，变本加厉“私引突厥达哥支入宫内”，称兄道弟吃喝玩乐。于志宁上书直斥“突厥达哥支等，人面兽心，岂得以礼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力谏李承乾亲贤远佞。“承乾大怒，阴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就杀之。”刺客潜入于志宁家里，“见志宁寝处苫庐，竟不忍而止。”

李承乾最终走上谋反的不归路，东窗事发被废流放后，唐太宗追责东宫众辅臣，辅臣们因“无谏书，皆从贬责”，唯独于志宁因“数有规谏，事无所隐”而被唐太宗“深加勉劳。”

辅助高宗

唐太宗废黜长子李承乾后，改立李治为立为皇太子，再次任命于志宁重任太子左庶子辅助李治。于志宁尽心竭力，终于在唐太宗驾崩后辅助李治变身唐高宗。

永徽二年（651年）春，“时洛阳人李弘泰坐诬告太尉长孙无忌，”唐高宗见一介草民竟然利令智昏企图挑唆长孙无忌与自己的舅甥关系，大怒，“诏令不待时而斩决。”

于志宁上疏引经据典劝谏：“伏惟陛下情笃功臣，恩隆右戚。以无忌横遭诬告，事并是虚，欲戮告人，以明赏罚，一以绝诬告之路，二以慰勋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无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为妄，弘泰宜戮不待时。且真犯之人，事当罪逆；诬谋之类，罪唯及身。以罪较量，明非恶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时属阳和，万物生育，而特行刑罚。此谓伤春。窃案《左传》声子曰：‘赏以春夏，刑以秋冬。’顺天时也。又《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无杀孩虫。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又《汉书》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圣升祚，继明御极，追连、胥之绝轨，蹈轩、顼之良规。欲使举动顺于天时，刑罚依于律令，阴阳为之式序，景宿于是靡差，风雨不愆，雩禜辍祀。方今太蔟统律，青阳应期，当生长之辰，施肃杀之令，伏愿暂回圣虑，察古人言，倘蒙垂纳，则生灵幸甚。”唐高宗冷静下来后，“从之。”

衡山公主

唐高宗的胞妹衡山公主在唐太宗病崩前，已被下嫁长孙诠，但因皇家婚礼程序太过繁琐，直到唐太宗驾崩时，婚礼尚未全部完成。唐高宗心疼妹妹，打算在妹妹守孝满一年之际继续操办婚礼。群臣也一致赞同“合行吉礼”，唯独于志宁上疏强烈反对，“臣闻明君驭历，当俟献替之臣；圣主握图，必资盐梅之佐。所以尧询四岳，景化洽于区中；舜任五臣，懿德被于无外。左有记言之史，右立记事之官，大小咸书，善恶俱载。著惩劝于简牍，垂褒贬于人伦，为万古之范围，作千龄之龟镜。伏见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礼。窃按《礼记》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郑玄云：‘有故，谓遭丧也。’固知须终三年。《春秋》云：‘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云：‘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此即史策具载，是非历然，断在圣情，不待问于臣下。其有议者云：‘准制，公除之后， 须并从吉。’此汉文创制其仪，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斩缞，纵使服随例除，无宜情随例改。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唯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宝位，临统万方，理宜继美羲、轩，齐芳汤、禹，弘奖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难，犹须抑而守礼，况行之甚易，何容废而受讥？此理有识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说也。伏愿遵高宗之令轨，略孝文之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唐高宗无奈，只得“诏公主待三年服阕，然后成礼。”

唐高宗以于志宁与“右仆射张行成、中书令高季辅”劳苦功高为由，赏赐他们大片土地。于志宁辞谢：“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余，乞申私让！”唐高宗“嘉其意，乃分赐行成及季辅。”

无声抗议

太子李治入宫侍奉唐太宗时，与父皇的嫔妃、“有才貌”的武才人眉目传情，勾搭成奸。唐太宗驾崩后，武才人“随嫔御之例出家”，在感业寺削发为尼。“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箺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

此时，萧淑妃为唐高宗产下一子，深受偏宠。王皇后因始终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对萧淑妃既嫉恨更忌惮，得知唐高宗对武氏旧情难忘后，竟然自作聪明想出联合武氏钳制萧淑妃的怪招，“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

王皇后引狼入室，三个女人一台戏，“皇后王氏、良娣萧氏频与武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唐高宗被三个女人的后宫争宠戏闹得头昏眼花，先是一律不加理睬，后来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萌生“废王立武”的念头。

李治

于是，唐高宗“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密谈。李勣明显感觉到将有变故发生，聪明地“称疾不入。”唐高宗对他们开门见山：“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立场鲜明表示反对，“将入，遂良谓无忌等曰：‘上意欲废中宫，必议其事，遂良今欲陈谏，众意如何？’无忌曰：‘明公必须极言，无忌请继焉。’及入，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仍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废。诏勣、志宁奉册立武氏。”“长孙无忌、褚遂良执正不从，而李勣、许敬宗密申劝请，志宁独无言以持两端。”一直“顾望不对”或“不敢言。”​最终“帝不从无忌等言而立昭仪为皇后”，并颁发诏书，以“阴谋下毒”罪名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

武则天如愿以偿登上皇后宝座后，首先拿褚遂良开刀，将其赶出朝廷远贬异地，最终客死爱州（今越南清化）；继而唆使中书令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使其被贬遇害；“及许敬宗推鞫长孙无忌诏狱，因诬构志宁党附无忌，坐是免职，寻降授荣州刺史。”此后，于志宁一直在地方兜兜转转任刺史，年老后请求退休被批准，回家安度晚年，最终“卒于家，年七十八。”

过人智慧

于志宁辅助皇太子时直言不讳，铁骨铮铮，在废王立武一事上的表现却令人费解，以至一直为后人诟病：言其丧失锐气明哲保身，讥其胆小如鼠瞻前顾后，骂其政治投机无耻小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对此，宋祁有独到见解：“于志宁谏太子承乾，几遭贼杀，然未尝惧，知太宗之明，虽匕首揕胸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虽死无益也。”

于志宁不表态，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废王立武并非简单的废立皇后之举，而是李治宣告夺回政治发言权而吹响的号角。李治即位后，朝政被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派掌控实权，皇权被基本架空。李治不甘心做个傀儡皇帝，在武昭仪鼓动下，朝思暮想企图夺回实权。因此，表面上是“废王立武”之争，实质上射出的是借此清除元老派的暗箭。这一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看不透或者不以为然。于志宁却根据对李治的了解，看得清清楚楚。

褚遂良苦口婆心劝谏唐高宗不能废除王皇后，且即便欲立新皇后，也应选择名门大户之女，而非“昔事先帝，身接帷第”的二手货武昭仪。唐高宗被怼得哑口无言，“羞默。”“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仍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武昭仪一直躲在帷幕后偷听，对褚遂良恨之入骨，闻听褚遂良被拉走，竟然扬声大喊：“何不扑杀此獠？”

武曌

于志宁惊得目瞪口呆：向来“昏懦”的唐高宗突然如此强势，不仅怒怼顾命大臣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允许武昭仪躲在帷幕后听政。于志宁由此得出结论：唐高宗在武昭仪唆使下，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不惜与元老们撕破脸皮，目的就在于夺回被他们掌控的权力。

于志宁不是顾命大臣，因此不会公开支持元老派。他也不愿反对唐高宗，因为后者心意已决。因此，他聪明地选择了一言不发。即便如此，武昭仪变身武皇后之后，依然对他怀恨在心。不过，他的结局较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无疑很幸运。

“文死谏”的前提，是君王或者当权者必须智慧明达从谏如流，臣子或下属方能竭尽心智加以劝谏。如果君王或掌权者昏庸无道抑或别有用心，臣子或下属纵然再竭尽忠诚，也只会因逆耳忠言反招其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