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英国住了21个月，和马克思在巴黎住了一年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俩都精通哲学，而且在国外时都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但是，马克思理解当代的斗争是根据法国大革命，而恩格斯却是根据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工业比法国有了更深的根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比法国明显得多。恩格斯在研究英国工业史中，发现了经济因素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一种因素，是构成现存阶级矛盾的基础，并成为政治派别与政治斗争的基础。所以，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多半是关于批判经济的。例如，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刊》上所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已经把私有财产视为解释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经济矛盾的真实根源。他已经从唯物史观的论点出发了。他声称，不是精神，不是原则，而是经济及人们的财产关系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曾把这个著作称为天才的作品。
在1845年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充满着极其丰富的有关工人阶级生活情况的实际材料。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列举许多事实，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并指出无产阶级不仅是苦于资本主义压迫的一个阶级，而且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解放自己及一切被压迫者的力量，从而说明了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要使工人认识到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获得解放。反过来说，社会主义也只有在它变成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能得到实现。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的主要论点。
在恩格斯以前，有许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企图帮助无产阶级，但他们只把无产阶级视为一般的受苦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看到了无产阶级是惟一的彻底的革命的阶级。总之，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这一时期，在思想上已经具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一个住在法国，一个住在英国，但却不谋而合地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他们俩人在见面之前就已各自成为共产主义者了。
1844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在会晤之后便开始合作，共同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革命活动紧紧联在了一起。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从它开始产生的时候起，就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与战斗性。青年黑格尔派是胆怯人阶级生活情况的实际材料。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列举许多事实，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并指出无产阶级不仅是苦于资本主义压迫的一个阶级，而且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解放自己及一切被压迫者的力量，从而说明了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要使工人认识到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获得解放。反过来说，社会主义也只有在它变成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能得到实现。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的主要论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恩格斯以前，有许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企图帮助无产阶级，但他们只把无产阶级视为一般的受苦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看到了无产阶级是惟一的彻底的革命的阶级。总之，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这一时期，在思想上已经具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一个住在法国，一个住在英国，但却不谋而合地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他们俩人在见面之前就已各自成为共产主义者了。1844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在会晤之后便开始合作，共同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革命活动紧紧联在了一起。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从它开始产生的时候起，就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与战斗性。马克思主义是在与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1845年春，他们又合撰了第二部书——《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中，他们已经概要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阐述出来了。他们指出了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怎样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而发展为另一个更高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就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他们根据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趋于灭亡。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哲学变成为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法则，从而把历史变成了科学，这是伟大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现。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开始传播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影响很大。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以“博爱”、“友谊”等甜蜜空洞的宣传，使工人阶级离开阶级斗争。此外，还有威廉·魏特灵的平均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一地揭穿了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组织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该会成立的通告中，对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平均主义者进行了斗争。
在这一时期，法国流行一种小市民改良主义者蒲鲁东的思想，这种观点已经散播到德国工人，尤其是法国工人当中，于是马克思在1847年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但是，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决不只限于与蒲鲁东进行论战，还批评了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将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伟大思想加以具体化，同时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要与政治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并指出了这一联系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而且是参加实际斗争的革命家。他们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一面作革命理论的研究工作，一面又作革命斗争的组织工作。他们组织了“工人教育联合会”，向工人讲授政治经济学，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以领导和教育工人。他们早在1846年就组织了“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为了团结德、法、英和瑞士等国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把这一委员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团结了许多国家的工人代表，而且团结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秘密的革命工人团体，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和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组成的。
二月革命发生的前提法国七月王朝的政权掌握在金融贵族之手。在七月王朝18年的统治中，法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及阶级关系都有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40年代，新企业和铁路在法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当然，其发展程度还不及英国，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还不能占统治地位，当时的法国仍然是以农业为主。可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金融贵族的敌对阶级与阶层便多起来了，首先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主要指中、小企业家）的势力增长起来。七月王朝所实施的广泛的借贷制度，所操纵的铁路建筑垄断权，所实行的关税政策乃至于对外政策，尤其是法国对英国的让步，所有这些都大大地阻碍了法国整个工业的充分发展，因而引起了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不满。
工商业家的势力增大之后，自然要提出政治的要求，要求降低选举资格，以扩大选民范围。其次是小资产阶级。金融贵族操纵国家经济与从事投机事业，加重了小资产者的贫困与破产。小资产者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日益恶化，从而普遍地反对金融贵族的统治。至于工农劳苦大众的情况就更悲惨了。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在经济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贫困和死亡更为严重。农民们由于赋税的繁重，由于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破产已成为普遍的现象。总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与农民对于金融贵族的统治已经深恶痛绝了。
这样一来，七月王朝变成了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及工人阶级最痛恨的敌人。因此，各被统治阶级便不断掀起反对政府的斗争，尤其是从1840年基佐组阁以后，由于基佐内阁的更加反动，使民主改革的斗争日益剧烈起来，非难与辱骂金融贵族统治的小册子像洪水一般地充满在巴黎各地。在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中，各被统治阶级形成了各种政派。
（一）王朝反对派。这一派是参加国会的少数派。他们多半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反对君主制，只要求实现若干改革，扩大选举权，清洗行政机构，反对贪污，建立廉洁政府。这一派的领袖是巴洛。总之，这一派是君主立宪派。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
（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这一派是“国民报”派，又称为“资产阶级的纯粹共和主义派”。其所以称为“国民报”派，是因为这一派是以巴黎的《国民报》为中心结合起来的；其所以称为纯粹共和主义派，是因为他们的政见是要求以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国形式去代替君主国的形式，而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自己获取这一统治的最大一部分。这一派的中心人物是一些律师、著作家、怀着共和主义政见的资产阶级、军官和官吏等。他们代表着全部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在政治上无权的中小工业者的利益。这一派当时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在报界有很大的势力范围。此外，这一派攻击共产主义，其中心人物是拉马丁、马拉斯特等人。拉马丁是一位诗人兼历史学家，他赞扬1789年法国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
（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共和派。这一派又称为“改革报”派。他们要求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要求改善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之所以称为“改革报”派，是因为他们团结在1843年创刊的《改革报》周围。《改革报》为卢兰所创办，他为“改革报”派的领袖。此外，还有佛罗孔。总之，“改革报”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要求普选权，不过是为了取得政治地位，以保障小生产者的利益。他们对于共产主义是反对的，对于私有财产制度是拥护的。
（四）社会民主主义派。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这一派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的要求比起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派更进了一步。他们的代表会说：“1789年革命为农民及资产阶级争得了权利，1830年革命为大资产阶级带来了利益，下次的革命应该是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了。”他们还会说：“我们要求社会改革，至于选举权的获得虽然很好，但不过是为达到社会改革之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公平分配社会的负担及利益，并且建立平等的完全统治。”但是，这一派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而是要求模糊的所谓“社会的共和国”，要求“劳动权利”和“劳动组织”，其首领是路易・布朗、亚尔柏、加贝。
路易・布朗的思想在当时对工人的影响很大，这是因为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还不够充分，工人阶级发展的水准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地步。因此，劳动权与民主改革的要求自然就成为当时工人阶级革命的要求，因而得到工人的拥护。路易・布朗引导工人和资产阶级合作，后来却把工人出卖了。当时，社会民主主义派还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派，它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派“改革报”派合作，并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而路易・布朗也参加了“改革报”派。
综合以上所述，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经济政治的发展，使阶级矛盾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七月王朝的反对者多起来。他们所形成的政派，虽然阶级利益不同，政见也有差别，但在起初反对政府时，在“改革选举”的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当然，其中最积极、最坚决、最革命的是工人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摇摆不定，并利用群众的情绪，准备从中取利。这种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到七月王朝的末年，因为两大经济事件的发生更加激烈起来，并成了二月革命的导火线。
1845年和1846年法国农村发生了马铃薯病而歉收，接着于1847年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两大经济事件的发生，使法国劳苦大众的生活更加恶化和痛苦，工业家也在破产，从而加速了革命的危机。1847年经济危机首先发生在英国，而后波及到法国和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法国在经济危机的年份里，工厂倒闭的更多，银行业务也大受影响。结果失业工人大批增多，工资急剧下降。所以，在1847年冬天，城市劳苦大众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对于政府的反感则更加深了。
经济危机对于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打击更大。因为在危机时期，法国的大工业、大银行家和大商人已不能做国外生意，他们把资本大量投到国内，在国内开设大商店，创办大工业，独占大工业，从而加剧了工商业的竞争，使中小企业家，尤其是小生产者、小商人和摊货商等大量地破产，因而引起了小生产者极端的痛恨。
二月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1847年的经济危机使法国社会陷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国会反对派，还是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派、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都认为这是七月王朝的政策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的报纸公开地说：“如果法国不实行根本的改革，法国就会陷于绝境。”资产阶级国会反对派利用了当时人民的革命情绪，提出了改革的口号，并于1847年立法会议中提出了改革选举制度、扩大选民范围的方案。但是，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改革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政治权利范围以外，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也无非是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得以分享政权。因此，在国会中，资产阶级为改革选举制度的斗争屡遭失败，会议在多数派与基佐坚决的反对下否决了他们的提案。
为改善自身境况，无产阶级开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场斗争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大规模罢工、示威和政治组织，甚至涉及城市起义和武装斗争。这些努力给工厂和企业带来了严重困扰。
资产阶级反对派在国会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胜利，于是他们便把这一斗争转移到国会之外，想要和群众结合起来，利用群众力量来达到他们的意图。于是，国会中资产阶级反对派在法国各处发动了改革选举制度的宴会，来进行群众性的改革选举运动。当时，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口号是：“实行改革是为了避免革命的爆发。”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并不想进行彻底的革命，而是利用人民的情绪来取得政治权利，其骨子里是反对革命的。尽管如此，“改革选举”的口号在客观上促成了法国国内民主势力的进一步团结。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
法国各阶级与阶层都支持了这个宴会的召开，于是国内的政治危机便成熟了。这一危机必然要转变成为革命的危机。1848年2月22日又预定了一次大宴会，并准备在同一天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得到这一消息之后，决定禁止和镇压这次宴会。宴会当天，自由派资产阶级却畏缩起来，藏到幕后，而工人、手工业者和学生们却把这一斗争转变成为人民的武装起义，政府对示威群众采用了镇压手段。为了回答这一镇压，人民群众建造起街垒进行了巷战。政府召集了由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构成的国民警卫军，而国民警卫军在人民群众的感召下，多半投向人民群众这一方面来了。革命就这样地开始了。在群众革命的压迫下，路易・腓力普罢免了基佐，8年来最反动的基佐内阁垮台了。无产阶级的奋斗迫使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下台，带来了法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1848年4月的普选制度，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此举对提升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新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例如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
国会中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对于基佐的下台欢欣鼓舞，而资阶级共和派也认为从此可以分享政权，认为所提出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1848年出现的形势与1830年不同。在1830年七月革命时，人民群众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但1848年2月的起义，人民群众已不再受过去的欺骗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因此，在这次起义中，人民群众再也不肯听从资产阶级的意旨，而决定自己进行革命斗争。所以，基佐虽然下台，而人民群众决不放弃手中的武器。他们带着自身的独立要求，要求社会改革，要求共和国，继续斗争下去。所以，人民群众并不满足于内阁的改组，而要彻底粉碎七月王朝的统治。
2月23日，政府派了最残暴的武夫步岩率军向人民进攻，杀死了15人，这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2月23日夜，起义的规模发展得更大了，革命的巴黎群众都武装起来了。2月24日晨，又有一些国民警卫军转到人民这方面来，起义的人民占领了所有的兵营和城市的战略据点。
然而，法国二月革命也面临一些局限性。随着政治体制的变革，资产阶级逐渐崛起，继续剥削无产阶级，使他们沦为贫困和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此外，无产阶级内部存在分歧，不同群体的目标和利益使得团结变得更加困难。
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不仅限于法国，它还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场革命激发了无产阶级运动和起义，推动了民主制度的发展。类似的社会政治变革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形成了19世纪后半叶的政治潮流。
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无产阶级仍然面临长期的挑战。为维护自身权益，他们需要保持团结，制定明确的政治纲领，包括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薪资待遇、政治参与权以及与其他社会运动建立联盟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