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欧洲国土部分有两个鲜明特点——地域广阔、无险可守。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战略理论家图哈切夫斯基就基于苏联西部的实际条件，提出“大纵深”作战理论，他的这一理论深深影响了朱可夫。后者正是凭借这一理论顶住了德国人的进攻，并在反攻阶段打得德国人没有还手的机会。

1942年9月12日对朱可夫来说是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他是方面军级的指挥员，负责最危险地域的作战指挥。在此之后他以统帅部副统帅的身份成了指挥员的指挥员，不再专注于一域，而是穿梭于各个战场，指导前线司令员们实施作战。

1942年11月，朱可夫离开斯大林格勒前线，他的身影先后出现在勒热夫、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库尔斯克。随着德国人一步步西撤，苏联的统帅和将领们也终于能腾出精力搞点副业了。

1942年11月17日，也就是“天王星行动”实施前三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被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召回。斯大林给他们看了一封信，写信人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属第4机械化军军长沃尔斯基，他的军是方面军反攻的主攻部队。沃尔斯基在信中表达了一个观点——反攻将毫无取胜的可能。他还说方面军的首长也持类似观点，所以请求统帅部推迟或取消反攻。

华西列夫斯基对这封信的内容很意外，因为沃尔斯基全程参加了进攻前的准备工作，其间并没有对计划提出过异议，也没有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斯大林当着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面给沃尔斯基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宣布沃尔斯基继续指挥第4机械化军参与行动。放下电话后，他又对华西列夫斯基说，等反攻结束后再讨论对沃尔斯基的处理决定。

“沃尔斯基事件”很诡异。正常来说作为军级指挥员，对作战计划有异议应该向直属上级反映。如果没有起到作用，才可能越级上报。但沃尔斯基越过叶廖缅科，又越过华西列夫斯基直接给斯大林写信，从程序上看是极不正常的。联想到10月初统帅部撤掉戈尔多夫，由罗科索夫斯基接替他担任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由瓦杜丁出任重建的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由华西列夫斯基以统帅部代表身份统一指挥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反攻，不得不让人感觉朱可夫的影响力正在军中迅速扩大，因为上述三人都是朱可夫倚重的干将。

那么沃尔斯基的这封信是个偶然事件？还是得到了叶廖缅科的授意？或是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意呢？只能说这些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如果是第一种，那只能说沃尔斯基过于幼稚，甚至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如果是第二种，那就说明比朱可夫年长四岁、当兵更早、与朱可夫同窗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在表达不满；而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那就是斯大林在发出警告。

1942年11月19日，苏军在并不算和谐的气氛下，在顿河一线转入反攻。次日，沃尔斯基的第4机械化军也从斯大林格勒东南出击，开始掘出德军第6集团军的坟墓。

此时此刻朱可夫并不在反攻前线，而是回到阔别两个月的中部战线。在这里依旧是他的两个老相识——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和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前者在战前担任过朱可夫的参谋长，后者则担任过朱可夫的副手，而且在战争初期得到过朱可夫的袒护。

朱可夫此行的目的是以统帅部代表的身份指导两个方面军实施“火星行动”。

1942年11月18日，朱可夫在加里宁方面军司令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火星行动。战后很多人认为这次战役是朱可夫在战争期间最惨重的一次失利，其实这有失公允。

从1942年9月起，苏军统帅部制定了一系列以“行星”命名的进攻战役计划。其中由中部战线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负责实施的包括“火星计划”和“木星计划”。“火星计划”旨在夺取德军据守的勒热夫突出部，或至少牵制住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不能分兵增援南方；“木星计划”是以“火星行动”为基础，即假设苏军夺取了勒热夫突出部后，继续围攻维亚济马，争取将战线推进到斯摩棱斯克一线。换句话说，两个反攻计划是要打垮德军整个中央集团军群。

截止1942年11月初，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共77个师（含2个匈牙利师），兵力120万人。所辖的11个装甲师和5个摩托化师中，装备有1000～1300辆坦克，其中至少有700辆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在勒热夫突出部，通过夏季和秋季作战，德军的态势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西侧由第9集团军防御，东侧由第3装甲集团军防御。防线经过一年的巩固，德军已经把突出部打造成一个超级堡垒。历次战斗经验证明，若敌人的防御阵地处在开阔地区，而且没有天然的防炮火轰击的隐蔽所，那么在炮火的轰击下，攻击肯定顺利。但如果敌人的防御阵地地形复杂，而且有天然的遮蔽所，那么炮火的作用就非常有限，攻击很难取得成效。而勒热夫突出部就属于后者。

苏军为进攻准备了6个集团军、50万人，他们面对的是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30万德军。在突击能力上，苏军将投入700辆坦克，德军则只有230辆，不过只要苏军发起进攻，克鲁格会随时把3个装甲师（300辆坦克）调往前线，劣势并不明显。

朱可夫抵达勒热夫前线后，就发现在苏军进攻地段当面，德军的阵地都构筑在难以观察的地形上，战斗开始后守军可以躲进反斜面和峡谷，最低限度地减少炮火造成的伤亡。此时距离进攻时间只有一个星期，进攻不能推迟，更不能取消。就像9月中旬在斯大林格勒以北时那样，只能硬着头皮进攻。

1942年11月25日，苏联人的进攻在一片焦躁不安中开始。最先冲出战壕的是惩戒营的士兵，他们只遭到零星火炮和机枪、轻武器的射击。但随着更大股的苏军开始进攻时，德军的阻击火力突然变得猛烈起来。大量炮弹落入苏军进攻队形中，顿时血肉横飞。有的士兵掉进被炸碎的冰河里，冻死淹死。

11月26日，为了尽快达成突破，朱可夫和科涅夫决定投入坦克。当天第6坦克军所属的200辆坦克，在3万步兵、1万骑兵的配合下闯入德军阵地。德军则针锋相对，出动第5装甲师和第9装甲师实施反击。

在随后的几天，双方不断向前线投入兵力，苏军不但没有取得突破，还呈现出溃败的迹象。

12月8日，曼施坦因指挥的顿河集团军群在斯大林格勒西南开始实施“冬季风暴”行动，目的是打通和被围的第6集团军的联系。同一天，朱可夫也给科涅夫和普尔卡耶夫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要求在12月20日夺取别雷，12月23日夺取勒热夫。

然而面对严防死守的德军，苏军的新攻势注定失败。进攻打了几天进展甚微。第6坦克军早已经被打残，第5坦克军仅一天就损失47辆坦克。至12月18日，担任主攻的第20集团军已经阵亡1.4万人、负伤4.2万人，占集团军总兵力的一半。

12月19日，远在斯大林格勒战场，苏军近卫第2集团军抵达前线，巩固了对外包围圈。这将预示着曼施坦因的“冬季风暴”行动已经失败。12月20日，朱可夫在勒热夫前线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三天后曼施坦因也率领部队西撤，将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扔在了斯大林格勒。

1942年的11月和12月，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共损失了10万人。同时德国人宣称苏军在火星行动中损失20万人，其中包括4662名俘虏。战后有些资料极限夸大了苏军的损失，认为苏军仅阵亡就达到26万人，另有50万人负伤。

12月底，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此时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斗有喜有忧——曼施坦因已经放弃了营救，但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德军抵抗依旧激烈。顿河方面军在包围圈以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包围圈以南各实施了几次突击，都被德军击退。而且两个方面军司令员相互指责对方不配合。

会议上斯大林抛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说：“粉碎被困德军的工作应该交给一个人领导。现在两个方面军司令员在指挥，妨碍这一任务的完成。那么最后肃清德军的任务交给哪位司令员呢？”

与会众人开始议论纷纷，有人支持叶廖缅科，也有人支持罗科索夫斯基。从情理上讲，这个有着特殊荣誉的任务应该交给叶廖缅科。虽然在德军攻入斯大林格勒城区之前，叶廖缅科和他的副手赫鲁晓夫就撇下第62和第64集团军跑到了伏尔加河对岸，巷战期间也仅仅回过城区一次，但毕竟是他的方面军所属部队守住了斯大林格勒。

就像11月13日那次谈话一样（那次斯大林问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谁离开斯大林格勒去指挥“火星行动”），这个问题抛出来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指向性。如果把指挥权交给叶廖缅科谁都无话可说，可他偏偏在斯大林那里成了问题。

斯大林突然问一言不发的朱可夫：“你怎么不吭声？”

朱可夫与叶廖缅科的关系很差，后者凭借斯大林的喜爱，常常在私下里贬低朱可夫。而且叶廖缅科在军中以脾气火暴著名，不仅和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不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对后来居上的华西列夫斯基也非常不感冒。

朱可夫说：“我认为两位司令员都很能干。如果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划归罗科索夫斯基指挥，那么叶廖缅科会感到委屈的。”

“现在不是谈委屈不委屈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向他宣布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斯大林打断了朱可夫的发言，给这件事做了了断。

由朱可夫通知叶廖缅科是很尴尬的。后者在电话里听到决定后，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这样呢？”接着叶廖缅科开始发牢骚，而且情绪越来越激动。

两个人结束通话没多久，叶廖缅科又打来电话说：“大将同志，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特别看重顿河方面军的领导人。我请求报告斯大林同志，我要求留在这里直至肃清敌人为止。”

“我建议你亲自给最高统帅打个电话。”

“我已经打过了，斯大林吩咐关于这件事只能跟你谈。”

朱可夫没有做通叶廖缅科的工作，随后向斯大林汇报了这件事情的进展。斯大林得知叶廖缅科的态度后表现得十分不高兴，立即要求下达一项正式命令，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57、第62、第64集团军划归顿河方面军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方面军，负责西进夺取罗斯托夫。

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晋升苏联元帅。他因此成为卫国战争期间第一个晋升元帅军衔的苏军将领。

此时朱可夫不在莫斯科，而是远在列宁格勒。1942年12月初，苏军统帅部制定“火花”计划，由北方的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实施，旨在突破苏军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封锁。

1月初，斯大林召见朱可夫，对他说：“离‘火花’战役还有一段时间，你利用这段时间到第3突击集团军去，因为那里的战斗还在继续，你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1月9日，朱可夫抵达列宁格勒。1月12日，战斗在零下23摄氏度的严寒中进行。1月18日苏军在拉多加湖以南打开了一条8~11公里宽的陆地走廊。至此列宁格勒虽然仍处于重重围困之中，但终于与外界打开了一道缝隙。

3月中旬，朱可夫正在西北方面军司令部与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处理紧急军务。斯大林打来电话，先是询问了一些西北方面军的一些问题，然后提出想提拔索科洛夫斯基代替科涅夫出任西方面军司令员的想法。

这是卫国战争后斯大林第二次准备弃用科涅夫，起因是他自1942年9月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以来，所指挥的战斗都没有取得任何战果，统帅部已经对科涅夫失去了信心。

朱可夫同意提拔索科洛夫斯基，但他希望科涅夫接替铁木辛哥担任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同时建议将铁木辛哥派到南方去，以统帅部代表的身份统一指挥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作战。

朱可夫显然是为了保住科涅夫和铁木辛哥的地位。结果斯大林同意了第一个建议，即科涅夫出任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但并没有答应恢复铁木辛哥的职务（1942年5月前，铁木辛哥就担任西南战略方向总指挥）。不过戏剧性的是，铁木辛哥对朱可夫的好意很领情，反而是科涅夫认为朱可夫把他排挤出了西方面军。

这次由斯大林导演的“宫斗剧”还没有画上句号，他在电话里告诉朱可夫，立即返回莫斯科，讨论一下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情况。

第二天早晨，朱可夫乘坐汽车返回莫斯科。战争使苏联本就糟糕的公路交通遭到严重破坏，朱可夫的吉普车一路上颠簸着前行，直到天黑才抵达莫斯科。

当天晚上他参加了一场后勤会议，主题是冶金、燃料、装备制造问题，与会者都是苏共和苏维埃各方面的领导人。散会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斯大林问他：“你吃过晚饭了吗？”

“没有。”朱可夫回答道。战争年代这种情况对于朱可夫十分常见，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斯大林对他说：“”那和我一起走，顺便谈谈哈尔科夫地域的情况。”

吃饭时，一位总参谋部的参谋汇报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严重局势。2月中旬，曼施坦因发起反击，西南方面军在德军的冲击下于2月底将部队撤回到北顿涅茨克河一线。但这样一来，在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戈利科夫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侧翼就完全暴露给德军。戈利科夫向统帅部建议放弃刚刚夺回的哈尔科夫，但统帅部要求他坚守。目前德军正在全力进攻哈尔科夫。

介绍完情况后，斯大林对朱可夫说：“天亮后你必须到前线去。”接着他给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打去电话，电话里把戈利科夫和赫鲁晓夫一顿训斥。

放下电话，看着桌子上还剩了不少食物，心情好一些的斯大林对朱可夫说：“总得把晚饭吃完啊！”这时已经是清晨5点多了。

朱可夫没能挽救哈尔科夫的命运。3月14日，戈利科夫下令放弃哈尔科夫。3月16日德军第二次占领这座乌克兰第二大城市。3月18日，哈尔科夫东北方向的别尔哥罗德也再次失手。

斯大林追究了战场失利的责任，解除了戈利科夫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整个战争后期，戈利科夫也没有再获得重返战场的机会。

戈利科夫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他认为自己丢掉哈尔科夫是因为瓦杜丁的西南方面军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侧翼，所以才给了曼施坦因重占哈尔科夫的机会。更让他愤怒的是，瓦杜丁因为得到朱可夫的庇护，不仅没有受到处分，还接替自己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戈利科夫不敢得罪斯大林，转而将所有的怨恨都指向了朱可夫。

在战争局势稳定下来后，斯大林显然增加了对朱可夫的戒心。后者无论是无意还是有心，在他身边确实正迅速聚集起一群人，形成一个集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斯大林一面继续倚重朱可夫，并提升他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在有意制造矛盾，分化前线将领们之间的关系。

当然二战期间各国普遍存在内耗问题，德国人如此，日本人如此，美英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