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从某种角度而言，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得以迅速发展，与蒋介石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前，蒋介石利用国家机器，将八路军困于特定区域，并通过经济、政治、宣传等封锁手段，切断了八路军与外界的联系，致使八路军难以顺利接触广大群众，开展扩红及群众工作。 而在抗战初期，蒋介石犯下了难以挽回的战略失误，华北地区丢失的太快了。国军的溃败与撤退，意味着国民政府对广袤的华北地区失去了掌控。

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各级政府组织被日军破坏，陷入瘫痪，然而华北的群众仍在当地。此时，与八路军争夺群众的，仅有组织松散的日伪政权和残暴的侵华日军。

《孙子兵法》有云：“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国军不敌侵华日军退出华北后，在教员的部署下，八路军化整为零，依托华北山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迅速补充兵员，壮大抗日队伍，在华北群众急需组织之际，扛起了整个敌后战场的抗日大旗。

这就如同有一项风险大、艰苦且无利益，却又必须有人承担的任务，圆滑之人都逃避了，而一位身形瘦弱但眼神坚定的青年却主动请缨。

在讲述励志少年逆风前行的故事前，我们先探讨一下蒋介石是如何一步步丧失优势的。

01  华北战场的失利

由于蒋介石将国军大部分精锐部署于上海战场，致使华北防守力量极为空虚，让侵华日军得以快速侵占华北。汤恩伯待援无望，选择突围弃守南口，卫立煌和傅作义也相继失守阵地。

至此，侵华日军完全控制平绥线，解除了后顾之忧。

日军恐怕都未曾想到，能如此轻易地拿下南口、张家口一带，这一顺利推进进一步激发了其野心。

平绥线失陷后，平汉线和山西成为日军的下一个进攻方向。

日军以第6、14、20师团（后108师团加入）从北平向平汉路进攻，兵力达88500人。

据第2集团军第1军第27师79旅参谋长徐宪章回忆，日军进攻前，国军在平汉线正面设了三道防线。

第一线由孙连仲第26路军和万福麟第53军防守，第二线以关麟征第52军为主力，第三线由商震第20集团军负责。

第一线遭日军第20、6、14师团攻击，孙、万两部无力抵抗，伤亡惨重。

事后，孙连仲等人指责第二道防线的刘峙和关麟征不予以支援。

实则，第一道防线与第二道防线相距百余公里，且第二道防线兵力有限，自身守城都困难，若支援途中遭敌偷袭，防线必破。所以关麟征只能在城郊等待孙连仲部败退下来后进行抵御，实属无奈。

这也表明，蒋介石将上海定为主要战场后，不仅使华北防守力量空虚，指挥力量也有所缺失，导致军队组织松散、配合混乱，甚至相互拆台。

当时，国军指挥系统专注于淞沪战场，对华北战场指挥力度有限。缺乏有力的中央指挥协调，华北的中国军队不仅难以协同作战，还常互相掣肘。

南口激战时，晋军增援，刘汝明多次阻挠援军过境，甚至对汤恩伯的中央军过境也百般刁难。

津浦线作战中，29军内部宋哲元及将领与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矛盾重重，互相拆台之事频发，本就薄弱的战力更被削弱。

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前军抵挡不住时，后军无法支援；前军大败后，后军主力难以抵挡乘胜而来的敌军，只能放弃防线。9月24日，保定失守，石家庄也未加防守便拱手让给日军了。

整个平汉线防御形同虚设，敌军如入无人之境。 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这仗打的是一个憋屈，真是一言难尽！

02  淞沪战场的失利

说完华北战场，再看淞沪战场，两大战场开战时间一先一后。

蒋介石本欲开辟上海战场，吸引北方敌军部分兵力，减轻华北压力，结果却适得其反，中国主力齐聚上海，致使华北防守力量严重不足。

1937年8月8日南口开战，26日南口沦陷。

最终华北之敌倒是南下了，但并非驰援上海战场，而是在夺取华北重要军事要地后，整装南下。

有学者认为淞沪会战持续3个月，吸引敌军30余万人，达成了战略目标。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战争局势敌强我弱，在此情形下，占绝对优势的一方必然会主动寻找对方主力决战。

直白点说，当时中国主力在哪，日军自然就会向哪包围过去。

而能否利用敌人的战略动机，以较小代价为中国争取更多战略空间，才是关键。南口、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最终都难以守住，关键是要利用这些敌人必攻的城市和要点，以较小代价实现自身战略目标。

淞沪会战最终使日军在华东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上海、南京、徐州等战场的出现，皆因蒋介石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华东地区。

淞沪会战爆发后，撤退计划不完善，中国军队统帅部未能履行职责，未协调好各部队关系，在战略拐点出现时，也未及时下达撤退命令，导致部队撤退时伤亡惨重，淞沪战场付出了25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且实际损失远不止于此。

前线各级指挥官所率部队多有半数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的伤亡。桂军精锐第7军第1022团代理团长称，其部队上阵不久便“伤亡三分之二”，连长全部伤亡。

胡宗南部第一次换防时，“全军官兵伤亡百分之八十以上”，接防的桂军“打了三天就打光了”。

第4军、第43军在浏河口激战，“伤亡三分之二”。

第18军第11师在罗店、月浦等地作战，伤亡惨重，全师“八次补充连排长”，“有的连仅存官兵十余人”。

淞沪战场损失的多为精锐部队，陶峙岳称这些精锐的重大伤亡“损伤了国家元气，给后来的抗日带来更大困难”。

03  淞沪会战的最优解

南口战场地形对我有利，对敌方不利，而上海战场则相反。

上海左边是长江口，右边是杭州湾，形成“凸形边境”，日军可充分发挥其“占绝对优势”的“海军与其航空联合作战”优势，从上海两侧的长江和杭州湾登陆，实施战略包围，易获胜利。

蒋纬国团队对此的解释是：正因上海战场对日军有利，才能吸引日军前来。

从吸引北方敌人、分散敌军兵力的角度看，此解释似乎合理。

但吸引敌人的目的是争取时间，完成中国持久作战的有利部署。令人费解的是：

在已确定将中国持久抗战大后方定为西南、西北，明确四川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情况下，

蒋介石为何不抓紧时间将华东地区的工业等资源转移到后方，反而在未转移前就开辟上海战场？

唯一的解释或许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没有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尚存侥幸与犹豫。

因为按此战略，“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应利用华北有利地形，尽可能拖延敌军南下时间，确保上海及整个华东这一经济重心保持更长时间的无战状态。

再用华北战争现实警醒华东工商界和知识界，动员他们有计划地向后方转移，动员民间力量为工厂内迁筹集经费和运输工具，政府也应争取时间筹措支持工厂和人才内迁的费用、协调选址、协助规划迁后生产等。

但，蒋介石是这么干的吗？

04  淞沪会战未能实现战略目标

淞沪战场开辟过早过快，吸引众多敌人到中国经济中心和产业聚集地，上海开战后，战火蔓延至南京、武汉，必然会出现一个结果：

华东地区产业转移失败，严重影响持久作战大后方的生产建设。

事实上，“七七事变”20多天后，上海工业内迁问题才由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提出。

正式搬迁时，淞沪会战已进入小高潮，许多通道被封锁，陆运和河运受阻。当时部队撤退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工商界人员。

淞沪地区地形给中国军队大撤退和产业转移带来极大困难，第36师西撤时，一路上河汊纵横，只有一条公路可走，部队拥挤不堪，大军溃败失控，敌军趁机攻击，部队损失惨重。

胡宗南第17军司令部遭偷袭，部员及警卫多被打死，胡仅“只身逃脱”。

第19集团军司令薛岳乘车在公路上遭敌机扫射，司机和卫士被打死，薛“跳到河沟里”才幸免于难。

淞沪会战期间，从上海迁出的厂家多以武汉为目的地，未迁往西部。不少工厂急于在武汉重建开工，至1938年2月，已有20余家小厂在武汉开工。但淞沪会战结束后不久，武汉沦陷，重建的工厂再次化为废墟。

有学者研究表明，上海2270家工厂受不同程度损失，闸北损失100%，虹口损失90%。当时上海生产战时急需产品的橡胶业厂商31家，占全国同业90%，其中23家损失严重。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主动发起淞沪会战，投入大量精锐部队血战3个月，不仅未能及时调动华北敌军，还迅速丢失华北重要防线，未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创造更多空间和时间，也未达成中国持久作战的物质基础战略目标。

还有，也未能在战略地形上取得比华北更有利的态势以减少中国军队损失，实现持久抗战目的；更未发挥维护中苏交通线的战略作用。

总体而言，淞沪会战对中国持久抗战未产生重大正面影响。

05  日军的战果出乎意料

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差距悬殊，一方是工业社会，一方是农业社会，开战近乎降维打击，这是公认的事实。

但需强调的是，从总体战力看，日本是岛国，近代才崛起，受发展时间、资源、人口等因素限制，其综合战力与西方老牌强国德国不可相提并论。

当时日本最强的部队是海军，有一定规模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具备远洋作战能力，但这对非海洋大国的中国作战作用有限。

陆上作战方面，日本没有德国等西方大国的空军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不具备德军闪电战灭亡法国、一周攻入苏联境内500多公里纵深的能力。

日军从平汉线南下，从广州北进，会师武汉，战线长达2000多公里，为防中国军队侧击，沿途需控制10多个省、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这决定了日军无论从哪条路线进攻，都不可能短期内扫荡中国大军主力，一举占领武汉，除非能短时间消灭抗日部队主力，并迅速建立稳定的日伪政权来管理广大地区。

周总理曾指出，“敌人兵力的准备，只能适用于铁路公路线上，最不适应于山地，且不熟识中国内地的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冀边地，都是山地，最便于我军的活动”，对日军作战不利。

华北战争爆发时，日军尚未考虑向上海转兵，主攻方向是平绥线，首战在南口，主要目的是“解除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国境的威胁”。

事实上，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军虽有侵吞中国的野心，但在战略上是分步骤实施的。

当时，日本政府首要目标是通过军事胁迫和利诱，迫使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承德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实现华北五省特殊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进而侵吞华北五省。

06东来紫气，润泽苍生

因此，笔者认为蒋介石将中日第一次大会战选在上海并非最佳选择，可先在山西重兵布防，巩固战略要点防御，待华东产业转移基本完成，华北建立完善防御组织体系后，再开辟上海战场也不迟。

但国民政府的战略定力和组织能力令人质疑，全国看似统一，实则一盘散沙，在此情况下，依靠蒋介石在正面战场战略防御阶段取得战略优势，几乎不可能。

历史没有选择蒋介石，成就千秋功业，必定需要非凡之人。

正所谓，“东来紫气，润泽苍生，巍巍昆仑第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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