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教员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里提到：“指挥全局的人，最关键的是要将注意力放在对战争全局的把控上。主要依据实际情况，考量部队和兵团的组建、两个战役间的关联、各个作战阶段的衔接，以及我方与敌方所有活动的关系等。这些都是极为关键且耗费心力之处，如果忽视这些，而去忙碌一些次要问题，就难免会遭受损失。”

关于淞沪会战的战略意义，存在两种流传较广的说法： 1、改变日军作战线论：

有人认为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是“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的非凡杰作”。此次会战让“日军作战线”从原本的由北向南，“被迫改为由东向西”，中国得以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策略。

究其原因，是这一改变使日军“无法早期控制中国心脏地区武汉”。反之，若日军一部沿平汉线“由北而南”，一部从广州“由南而北”，“会师武汉”，那么必然会导致“中国东西隔绝，南北分断”，“切断中国主力西撤”之路，破坏中国持久抗战的根本战略。

2、争取转移时间论：

淞沪会战持续三个多月，为华东地区工厂、物资以及人才迁往西部争取到了更多时间，使得国民政府以四川作为持久抗战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得以实现。 但我一直对这两种说法心存疑虑，因为它们与我所了解的史料相互矛盾。在查阅大量资料后，我发现极力宣扬这两种论调的《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国民革命战史》均出自蒋纬国的研究团队，这更让我觉得这两种说法毫无根据。

实际上，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不仅没有为抗日持久战赢得时间和空间，反而犯下了严重的战略失误。

01  重大战略决策好坏的标准

在探讨蒋介石组织指挥的淞沪会战的得失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评判标准。

众所周知，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差距巨大，一方处于工业社会，另一方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双方交战近乎于降维打击。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短期内难以实现反攻，必然会经历一个敌我力量消耗达到均衡的过程。所以，无论是国军还是红军，都提出要打持久战。

在敌强我弱的战场态势下，要么投降，要么实行持久战。 早在20世纪2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就率先在国内提出针对日本侵略要实行持久抵抗的战略方针，这可视为持久战略思想的开端。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及各方代表共同参与，最终全体一致决议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步消耗敌人，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当时阎锡山在会上发言表示：要在战术上争取第一次会战的胜利，以正世界视听，随后将军队疏散，实行持久战。

教员不仅主张抗日战争应实行持久战略，还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中，科学地解答了抗战为何是持久战以及如何通过持久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问题，即著名的持久抗战三阶段论。

由此可见，通过打持久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各派系军事将领的共识和战略决策主导方向。 也就是说，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评判其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的优劣，应当看其是否有利于中国抗日持久战的开展与执行。

并且，是否有利于持久战，也应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衡量任何一次会战战略意义的基本标准。

而有利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决策，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体现：

其一，是否有助于建设稳定的抗日持久战大后方根据地；

其二，采取的战略战术是否有利于消耗日军兵力并最大程度保存我方有生力量。

反之，与这两条途径相悖的战略战术，不仅不利于中国抗日持久战的推进，反而会助力侵华日军的进攻和占领。

02  淞沪地区抗日战略构想

早在七七事变前的1935 - 1936年间，蒋介石就大致确立了在淞沪地区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

那么，他做此构想的目的是什么呢？ 淞沪会战结束后不久的开封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自己称：“我们此次为何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战略意义重大，然而蒋介石仍打算将其作为战场，这实属无奈之举。一方面，即便国民政府不在上海开辟战场，敌人也会进攻上海，因为上海既是我方防守重点，也是敌人的进攻重点；另一方面，上海当时存在租界，蒋介石期望通过在上海开战，吸引列强注意，从而获取国际援助。

而最为关键的是，华北当时面临的压力极大，日本在中国北方拥有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在朝鲜半岛还有日本驻朝军，在北方占据绝对优势，开战后必将以华北为进攻重点，首要目标是攻略华北五省，切断中苏联系。

若想延迟日军攻占华北的时间，就必须想办法吸引日军部分兵力，纵观中国南方，能起到这一作用的战场唯有上海。 淞沪会战正式打响前，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上海考察，事后他与蒋介石当面陈述时明确指出：“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之。”

陈诚的话包含两大重要判断： 1、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高层判断，敌人会沿平汉路南下，直逼武汉。在当时，南京、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武汉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堪称中国的中心。显然，陈诚等国军主要决策者不想看到武汉失守，并以保护武汉为基点制定战略。（国军判断日军会从南北夹击武汉，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需牢记。）

2、在华北战场，南口是极其重要的军事要地，敌人必定会进攻，我方也一定要坚守。但日军在华北占据绝对优势，中国毫无胜算，且敌人海军强大，势必会入侵上海、南京等中国重要城市。所以，我方不如主动出击，在淞沪开辟新战场，吸引华北敌人的注意力，减轻华北的压力。（南口是抗日战争初期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要点，需重点关注。） 陈诚以上海之战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分散其兵力，打破其首先侵占华北的企图的战略布局，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蒋介石当即肯定了陈诚“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之”的计划。

此外，淞沪会战期间担任南京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黄绍竑，战后记述蒋介石当时的战略企图时称：

“最高统帅（指蒋介石）的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地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计划。”

由此可见，蒋介石策划淞沪会战的主要目标就是牵制华北的日军，与改变日军作战线毫无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在战前就已确定为西南、西北，蒋介石在1935年就明确将四川定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蒋介石开辟上海战场的核心目的十分明确：阻断日军向武汉推进，争取华东地区工厂、人才、教育等资源向东南转移，确保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保证苏联对华通道畅通是抗日战争的关键要点，需着重标记。）

蒋介石想要达成的战略目的，显然对中国进行持久作战有利，而且他也是围绕这一点进行战略部署的。

但遗憾的是，事与愿违，蒋介石的战略头脑和指挥能力不足，不仅未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反而给抗日持久战带来了不利影响。

03  南口为何如此重要

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到内地。一条是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

在这两条路线中，要保住第一条路线，关键在于南口、张家口一带不失。 华北战争爆发时，日军尚未考虑向上海转兵，其主攻方向是平绥线，首战选在南口，主要目的是“为解除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国境的威胁”。

然而，向这一线进攻的地形对侵华日军极为不利：

平绥铁路起自北平，经察哈尔南部与山西北部，至绥远之包头，是华北连接蒙疆的大动脉。在察南穿过长城时，山道崎岖，有南口、居庸关、八达岭等天险。北部属于蒙古高原，砂碛广漠，茫无涯际，人烟稀少。在山西北部，为阴山山脉所盘结，形成高地，且均为由北向南的横断山系，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沿线河川有桑干河、洋河、白河、五加河等，由北向南流，或由西向东流，在军事上均有利于我方抵抗。

南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插入华北敌军心腹的一颗钉子，也是确保苏联对华第一条通道畅通的关键。

而且南口地形对我方有利，对敌方不利，这本应是我方善加利用的优势。

南口战役爆发时，蒋介石曾急令汤恩伯死守，称南口不失，“日军就不敢南下”，南口一失便“处处是死地”。

显然，敌我双方都深知南口的重要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南口固然重要，但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失守只是时间早晚和牺牲多少的问题。

倘若蒋介石在南口部署重兵，利用南口易守难攻的天险地形，或许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达到阻敌多日的效果。

如此一来，华东地区的工厂、人才等资源就能获得更多转移时间，抗日持久战大后方的战斗力和生产力也将更有保障。 但蒋介石是如何做的呢？

他向淞沪战场投入了73个师70多万人，最终以伤亡25万人的代价，成功阻敌3个月。

然而，他将全国大部分军队和精锐部队都调往了淞沪战场，致使华北防守力量大幅削弱，反而让北面的敌人有机可乘。

敌人尚未被调动，自己却先乱了阵脚，这无疑是典型的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04  华北战场的重大失误

当时，参与华北作战的中央军主力仅有汤恩伯部第13军、卫立煌部第14军。

1937年8月，平汉路只有孙连仲第26路军、第3军、第53军、第52军（此次关麟征部52军并未展现出精锐之师的面貌）和骑兵第3军迎敌。

同期，津浦线仅靠第29军（欠143师）、第67军、第40军之第39师、第49军、第23师等部驻守。

1937年8月上旬，日军驻屯军和第5师团先后向平绥线要地南口进攻，国军以汤恩伯第13军为主力迎战，激战10天便感到力不从心。 在如此重要的南口，蒋介石却只部署了汤恩伯部，这实在令人费解。

这种行为就如同一个人天天喊着“我要努力，我要奋斗，我要崛起！”，结果却天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

当南口战事吃紧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急忙命令卫立煌前去支援，结果日军仅派出一股骚扰力量就阻断了卫立煌的增援。 另一边，关东军混成第2旅团于8月20日由张北向张家口进攻，刘汝明部的防线连一天都未能坚守住，就被敌人攻破。

原本正驰援南口的傅作义部正打算与汤恩伯13军对南口一线发动反攻，因形势突变，只得火速回师防守张家口。

小日本对南口的进攻看似简单直接，蒋介石却毫无应对之策，整个华北战线，日军轻轻一碰就陷入混乱。

而蒋介石对于战局，只有一道命令：“死守！” 汤恩伯部苦守南口，却没有任何增援部队，苦战至8月26日，因待援无望，只好突围。

傅作义在张家口反击日军所占高地失败，张家口也于27日陷落。自此，张家口以东平绥线要地全部落入敌手。

张家口、南口、居庸关一带失守后，实际上，侵华日军已经切断了苏联对华运输线的第一条通道，而位于山西下半部的第二条通道也岌岌可危。 平绥线丢失后，大同的屏障不复存在，阎锡山决定放弃大同，将主力调到平型关一带，以守住太原的屏障。

此时，蒋介石却跳出来指责阎锡山“阎锡山之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称其丢失大同，“使苏俄运械交通，更生困难”。

蒋介石深知丢了南口影响巨大，自己难以承担这个责任，于是果断将锅甩给阎锡山，甚至不敢提及是因为丢了南口、张家口才导致“使苏俄运械交通，更生困难”，只能糊弄那些不懂军事的人，拿大同说事。 华北出现重大战略失误，蒋介石还能推出阎锡山当替罪羊，那么上海战场的重大战略失误，他又该如何推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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