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回老家,一进村口就看到几个老人坐在大枫树下晒太阳。走近一看,范伯和君哥竟然也在其中。
这些老人里,年纪最大的当属范伯。也看得出来,范伯虽然年龄最大,在老人中的地位应该最高,大家隐隐以他为尊的样子。
我赶紧走上去逐一和大家打招呼,老人们也热情地给我回应,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散给大家,还不忘热情地给大家点上火。
毕竟,在我小到后来的外出求学,这些老人都或多或少有恩于我,再不济,他们也曾在我小时候给过我一些欢乐。
老人们都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虽然对我的热情挺满意,也随口说着一些感谢的话,但内心应该还是相当平淡的。
只有一个人不一样,那就是君哥。他竟然站了起来,伸出两只手颤巍巍地接过我的烟。我给他点上火后,他干瘪的嘴唇里竟然还冒出“谢谢你还瞧得起我这老头子”这样的话。
我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后,就继续往自己家走去,老人们在身后继续说着,偶尔发出一阵哄笑。
看到老人们的这一幕,尤其是范伯和君哥,我不由得想起了很多很多……
范伯和君叔,他们俩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都曾经当过我们村的支书,而且还干过很多年。
范伯年龄更大,从大队就开始当支书,后来改成了村,他还坚持到了90年前后。他“退休”后,接任者就是君哥。
可以说,范伯和君叔身上的烙印很相近,都是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相比起来,范伯更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老家,君哥则在前些年去沿海走了一遭。
但从他们俩如今老了之后的情况来看,他俩在村里、在乡亲们眼里的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只说个人的养老情况,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先说说范伯,说起来,他这个人在我们全公社、或者说全乡都是很有名的。
出生在三十年代的他,从小就是积极分子,十来岁就跟着大人们在老大队参与一些公家的事,十六七岁就入了党,再大一点就成了支书。
范伯没有读什么书,却不妨碍他“知书达理”,尤其是他在演讲方面,更是附近几个村里有名的“好口才”。
因为他虽然没有上过学,却很喜欢读书,小时候就到处找人借书看,不认识的字要不就去请教别人,要不就“念白字”。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能出口成章。
范伯当支书的时候,最开始还是搞集体,我们当地又是出了名的穷乡僻壤,但范伯在处理公事上从来没有受人诟病过。
据说当年大队要安排一个老师,刚好他的儿子上过高中,在所有人眼里,这个老师的名额就理所当然非他儿子莫属。
可出乎意料的是,范伯还是提名了其他人,对方是个寡妇的儿子,读过几年书但比不上范伯自己的儿子。
范伯的儿子很生气,但范伯却说:你如果不是我的儿子,这个老师自然非你莫属。既然你是我的儿子,就要做好吃亏的准备,人家寡妇的儿子比你更需要那个名额。
这件事,也不过是范伯几十年支书生涯里微不足道的一次。对他来说,自己当了支书,就得一心为公,自己可以吃点亏,但决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
到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宣传“要想富,先修路”了,我们村上刚好被大河“隔绝”,春夏两季河里涨水了,我们村就成了孤岛。
为了改变这个落后面目,范伯决定带着大伙修一座桥,在动员大会上,范伯甚至明确地告诉大家:
这应该是我给集体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不管怎么也,也一定要把桥修好。至于修桥搭路这么大一笔资金,大家都可以放心,我以几十年的清誉做担保,绝不会多拿集体一分钱。
范伯的话大家确实都相信,为了筹集资金,村上就决定出售集体林场。
依旧是范伯的大女婿,他是我们当地多年做木料生意的人,自认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自己肯定是第一人选。
但范伯依旧是对儿子说的那番话:你是我的女婿,就是半个儿子,别想着占集体的便宜。
你做木料生意在行,我确实不阻拦你参与,但你要参与就不能这么卖了,那得大家一起来投标。
这是我们当地的第一场投标活动,参与的人不少,最后虽然还是范伯的女婿拿到了林场,却多出了原本挂牌价格的一倍。
女婿很是埋怨范伯,认为这个老岳父太不讲情理。林场的价格也不是你定的,当时所有乡亲都凑到一起商议好的价格,直接卖给我也没有人能说你营私舞弊。偏要多出来拍卖这一处,弄得我多花了那么多钱。
范伯反倒很高兴,逢人就说这个拍卖搞得好,今后再有集体资产出售就都得这么搞。
别以为范伯先是不让自己的儿子当老师,后来又不肯把林场卖给女婿,就是他瞧不起读书人。
相反,范伯还特别重视这一块。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范伯就在村上提议,只要我们村的孩子能读书考出去,考上中专的奖一百块,考上大学的奖励三百块。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重奖。
也是在这个氛围的熏陶下,我们村的人在读书上确实表现得不错,先后有五六个考上了 中专,后来考上大学的就更多了。
而我虽然比较晚一些,却也是拿到过范伯提议的那笔奖金里的一个。
那座桥前后花了两年时间才建好,两年来,七百多个日日夜夜,范伯几乎每天都扑在工地上。就算中间停工,他每天也得去工地上转几次,还说一天不瞧瞧熊丽就不踏实。
有了范伯的坐镇,大桥顺利了建好,我们村交通不便的面貌彻底改变。当时已经是91年,范伯决定“退休”,很多次在开会的时候和乡亲们说:
现在是新社会新气象,我这个老古董的思想跟不上潮流,再让我当支书,就会耽搁地方的发展,我也成了地方的罪人,即使不是我的本意,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
但大家都不愿意啊,范伯对我们村来说就是一块招牌。平常或许还不觉得怎么也,但突然间要换个支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范伯辞职的事从年初开始说起,直到秋收完了才真正实现。还是大家都明白他是铁了心不管事了,于是才选了另外的支书,也就是君哥。
范伯和君哥交接的时候花了三天时间,把自己手上的账簿经济来往甚至多年来的白条,一分一厘地交给了君哥。
甚至还让君哥给他写了张收条,证明自己从今往后和公事没有一分钱的牵扯。
君哥虽然我们叫他哥,但年龄却比我们大了十几岁,如果只说年龄,完全是和我父辈相当了。
范伯之所以相中君哥,是因为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生之一,主要是不是那种小年轻,做起事来也稳当一些。
在没有当支书以前,君哥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得很不错,甚至还在乡里的企业当过一届厂长。之所以被范伯和大家相中,大家还是指望他用自己的经济头脑,能带着大家致富奔小康。
君哥自己经营自己的小家确实不错,但让他当支书带着大家奔小康,真有点大失所望了。
那些年里,农村的集体经济几乎逐渐消失,尤其像我们那样的偏远地区,集体经济原本就很脆弱,再加上市场个体的竞争,村上那点微薄的集体经济就迅速消失了。
再加上几件小事,更让大家对他有点失望了。
大概是96年前后,我们村上最后的一家茶厂决定解散。虽然在村上的时候,茶厂也没有给大家带来多少利益,但大家都知道,那主要就是管理和经营不善而已。
君哥曾经在乡里的茶厂干过厂长,对这里面的事情比别人更加清楚,后来通过运作,那个茶厂就由君哥承包了。
当时或许还没有多少人说闲话,但君哥自己经营着茶厂之后,第二年就有了不错的收益,之后几年还有点突飞猛进的味道,军君哥自己就赚得盆满钵满。
老实说,君哥在承包茶厂之初,的确没有占什么便宜,除了不知道怎么就直接落在了他自己头上之外,其他的价格什么的,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
所以,最开始没有人说什么。但随着君哥赚了钱,渐渐就有人开始说闲话了。
既有说他把一个赚钱的行当揽到自己怀里的说法,更有人直接否定所有,说当时的价格就定低了,一切都有猫腻。
但君哥不为所动,也确实没有人敢直接动他。
随着改开的进一步深入,即使在农村,人们也开始更多以钱多钱少来抡尊卑。再说了,君哥家里弟兄五六个,人多势众之下,也没有人愿意因为公家事去得罪他。
茶厂承包的事,让君哥在村里的口碑一落千丈。而当时的农村支书,至少还有两件事情要办好:计划生育和农业税。
而君哥再一次选择了“尽力而为”。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肯定会按照条文办事。即使自己不怎么出面,但绝对不会帮着乡亲们说句话求个情。
至于农业税的问题,那当然是要想尽千方百计完成的。其实乡亲们谁都知道农业税是不能少不能拖的,但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实在拿不出来。
于是,君哥便趁着那些欠着上交的人收完谷子的时候,直接就带人去地里收,没钱就给谷子。
虽然收的钱粮都上交给国库,并不是君哥自己所得,但这个举动还是惹恼了所有人,甚至有人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卖力?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工资。要是收不上提留统费,他的工资去哪里找?
这样的说法,有的确实是冤枉了君哥,甚至连范伯都出来给他说话,告诉大家村支书的工资是乡里发的,不会和这些事情挂钩。
可大家宁愿去相信别人的臆测,这也是范伯的话在村里第一次不怎么灵的时候。
到2006年前后,君哥实在当不下去了,于是才把支书的位子让出来,自己去了沿海做生意去了。
其实到那个时候,农村支书面对村民的麻烦事几乎没什么了,计划生育基本不用操心,还取消了农业税。
以前最让人头疼的两件事没了,农村支书主要是面对“上面”。如果君哥还在,或许又有另外的一番场面。
话说君哥去了 沿海做生意,运气却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刚开始两年还算能保本,至少没有亏钱,每年春节也还回家走走。
但随后就一落千丈,不到两年就把一辈子的积蓄给亏没了,于是就只好打道回府,开始过上了靠子女养老的日子。
后来还有一次转机,就是政府给那些以前当过一定时间村领导的老人发补贴。范伯父几十年的老支书,然后就是君哥,他们两人都能按月领到一笔钱。
范伯时间比较长,拿的自然那比较多,但君哥当支书的时间远没有范伯长,可到手的钱却还要多一两百。
这里面的内情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君哥找了门路,把他曾经在乡企业干的那段经历也算了进去,这才有这个局面。
时间一年年过去,范伯和君哥都日益老去,两人基本都全靠子女赡养。除了吃饭之外,基本都是在村里到处转圈子,找几个老伙计聊天打发日子。
范伯的儿女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富裕,但对父亲却非常孝顺。范伯的晚年也就过得其乐融融,90出头的他,算是享尽了天伦之乐。
范伯毕竟是年尊分尊的人,加上早些年当书记时的良好口碑,每到一处,所人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而君哥的待遇就要差了很多。
以前他自己手里有钱的时候,儿子儿媳妇对他很孝顺,后来他亏了本回来,在家里就经常受白眼。
虽然那不至于不给饭吃,却也经常要听那些带刺的话,旁观者都听得出来,军君哥又怎么会听不懂?
在家里不好过,君哥就经常出外面来图个安静,加上还有范伯这个老搭档,两个人几乎是风雨无阻地在村里转圈子。
和范伯被人热情笑脸相待不同,人们对君哥的态度就要冷漠太多了。虽然不至于装作不认识,却也没有多少尊重的神情。
就连一些老伙计坐在一起聊天打屁时,别人对他要不就是直言直语地冲撞,一点也不怕冒犯,要不就对他说的话装作听不见,冷处理他的“意见”。
这样一来,君哥就不怎么说话了,神情间也慢慢落寞起来,就算是和别人坐在一起,他也永远是坐在角落的那个,几乎不怎么出声了。
想到范伯和君哥两个老人如今的境况,我心里也是感慨万分。或许,这就是为人处世方面的得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