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6月7日，是全民瞩目的高考时刻，将有1193万名考生“勇闯天涯”，去攀登属于自己的高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文史不假带您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上对于高考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他的名字是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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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1885年4月——1970年5月），字彝初或夷初，号石翁，又号寒香，浙江省杭州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和教育家，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缔造者和首位党主席，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马叙伦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籍位于绍兴，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出身。其祖父曾是前清的进士，长年在外做官；其父虽然饱读诗书但却在科举方面没有建树，只做过一个县学生员。

马叙伦自从出生起就异常的聪明好学，自然被家族寄予了无限的厚望。不过，随着父亲在他十岁时过世，马家的家道迅速败落，生计也变得极为艰难，是在母亲的执意坚持下才完成了学业。

在养正书塾读书期间，马叙伦结识了足以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陈介石。在他的教导下，不仅完成了传统知识的学习，而且还接触了许多西欧的进步书刊，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初步具备了民主共和的意识。

1906年，马叙伦应陈介石老师的邀请来到广州，先后在两广师范馆和方言学堂任教，从此踏上了教育之路。在此期间，他以“戎马书生”自勉，与广大的青年学生们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甚至一起探讨民主革命的理想。

1908年，腐朽的晚清政权还在垂死挣扎，颁布了咨议局章程借以推行所谓的“民主”。次年10月份，陈介石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长，邀请学生马叙伦辞去广州的工作后前往杭州协助自己，成为了《浙江日报》的主笔和咨议局的干事。

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为了推翻封建君主体制，马叙伦在1910年参加了由柳亚子、陈佩忍和高旭等人发起成立的“南社”。所谓南社，其社名取自“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早期成员多为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支持者。

1911年5月，组建不久的“皇族内阁”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将已经私有化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都强行收归国有。此举，无异于一次赤裸裸的打劫，立即就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9月25日，四川荣县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将保路运动推向了高潮，也点燃了新一轮的反清运动。10月10日，革命党人蒋翊武和孙武等人率领新军工程第八营率先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从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

辛亥革命爆发后，马叙伦自然不愿置身事外，征得老师陈介石同意后，立即组织杭州商会和各界绅士共同发起成立了民团局。表面上，他们是为了保境安民，实则却是为了响应革命，最终围攻浙江巡抚衙门并且活捉了巡抚增韫。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通过一系列的阴谋和阳谋，终于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他窃取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走入了低谷，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

面对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倒行逆施，马叙伦显得非常痛心，愤而辞官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第二年，他应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之邀进京，先后担任了该校的教员和北京大学的教员，开始致力于教学研究和书法研究。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后，马叙伦积极起草了“讨袁檄文”，声讨袁世凯多年来的反民主和专制之举。不过，由于革命力量的分散，数次反袁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主要领导们纷纷逃亡国外。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仓促登基称帝，将来之不易的中华民国改为了中华帝国。为了抗议这种逆潮流之举，马叙伦随即辞去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教职，回到上海依靠卖书和典当衣物度日，体现出了一个读书人的铮铮铁骨。

蔡元培

1917年，蔡元培成为北大校长，为了推行“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诚邀各方学者齐聚北大，其中就包括了马叙伦。在校期间，他全力支持蔡元培的各项教学改革，成为其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坚定的拥护者。

五四运动

1919年，随着“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直接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在青年学生带动下，广大的群众、市民和工商人士都参与其中，从北京向全国各地扩散，史称为“五四运动”，成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为了更好地引导青年学生进行斗争，马叙伦被推举成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的书记。

为了压制进步教师的抗议行为，北洋政府以国库空虚为由克扣教职员的工资长达数月之久，马叙伦临危受命担任了教职委员会主席，代表全体教师与当局交涉。到了1921年初，他和李大钊等人再次推动“索薪运动”时，却被北洋当局打成了重伤。

1923年，作为成立不久的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暂时居住在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马叙伦提前得到消息，北洋政府要在当晚就逮捕陈独秀，直接去当面通知已经来不及，只好电话联系距离较近的北大同事沈士远教授代为提醒，这才转危为安逃离了北京。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残暴侵略，举国上下都义愤填膺，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为知名学者和文化名流，马叙伦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号召政府和民众都能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收复东北的山河失地。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北平沦陷以前，绝大多数的爱国文人都选择南下，拒绝卑躬屈膝成为亡国奴的马叙伦自然也不会留在北京，毅然转到了上海居住。

马叙伦在上海期间，日伪的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汤尔和专程派人前来游说，邀请出任北大的校长。对于这种无耻至极的反动文人，他表现得极为愤慨，当即就这样痛斥来人:

我是为了坚持抗日救国才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国难当头，我岂能回到敌人的刺刀下混饭吃？请转告汤总长，保持晚节！

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马叙伦改名为邹华孙躲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只能依靠出售书籍和字画艰难度日。有一次，他曾经的学生和现在的汉奸头子陈公博派人送钱送物，还以高官厚禄相劝，却遭到了严词拒绝和厉声痛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就此低下了罪恶的头颅。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困居上海的马叙伦激动不已，提笔写下了“月甫生明夜未阑，欢声直上白云间。八年虏马奔腾甚，终见降旗百尺竿”的诗作。

抗战胜利后，举国民众都渴望国家能够恢复和平局面，可蒋介石却希望继续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马叙伦本已不愿过问政治，只想专事著述和教书育人，怎奈国民政府却令人如此失望，据他在《胜利中国的瞻顾》中这样回忆:

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地常常凑在一起，言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为了倡导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马叙伦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写下了一篇篇斗志昂扬的檄文，不断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专制。从1945年9月至1947年，他仅在《文萃》、《周报》、《昌言》和《民主》上就发表了106篇文章。

在民主的大旗下，马叙伦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谈论时局，心忧国事，比如郑振铎、傅雷、周建人和李平心等人。面对国民党当局“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驳得对方哑口无言。

1945年12月初，马叙伦利用美国代表马歇尔来沪之机，积极联络郑振铎、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和傅雷等爱国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其中，除了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支持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外，还呼吁“给我们以高尚的同情和援助，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

这次“联合作战”，充分体现出集体的力量，这些民主人士们开始筹建一个永久的、固定的组织和政党。根据马叙伦回忆录《我在六十岁以前》记载:

空气愈来愈沉闷，压力愈来愈沉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重庆谈判

1945年12月30日，就在重庆谈判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后不久，就在蒋介石的内战企图日益明显之际，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的中国科学社召开。担任会议主席的马叙伦首先阐述了发起成立该组织的原因和目标，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

此时，马叙伦已年逾花甲之年，凭借多年的革命经历和社会威望而被会员们熟知，虽然多次婉拒但还是被推选为主席。在民主促进会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中，他亲自执笔这样疾呼:

非先实行民主决无从实现统一，国民党必须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自重庆还都南京，但永定重庆为陪都。虽然内战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了中华大地，但共产党还在为和平做着最后的努力，周恩来亲率中共代表团赶赴南京继续和谈。

在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和谈期间，马叙伦率领社会各界的和平请愿团也从上海奔赴南京，希望当面发表自己的和平诉求。不过，就在他们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和施暴，最终造成马叙伦和多名代表负伤住院，史称为“下关惨案”。

周恩来和马叙伦

得知马叙伦受伤的消息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立即赶往医院探视，还坚定地表示“你们的血不会白流”。马叙伦也深受感动，连连回应“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继而还这样表示:

我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些枪支弹药。而今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也不能少一粒。

在此之前，马叙伦并不认同武装斗争的行为，但“下关惨案”使他清楚地意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正确性。从此以后，彻底抱定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抱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不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从延安致电慰问，以实际行动声援民主人士的爱国行为。同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也都纷纷发表社论，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暴行，从而更加坚定了各界人士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决心。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悍然撕毁了来之不易的“双十协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又在鲁南、晋南、辽南、冀东和察南等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面内战由此而爆发了。面对民主的沦丧和国家的内战，马叙伦不断通过《民主》和《周报》大声痛斥。

随着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愈演愈烈，《民主》和《周报》等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就连民主促进会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马叙伦更是面临着随时被暗杀的危险。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被暗杀……，这些血的牺牲并没有吓住他，甚至还在1947年10月预立了遗嘱:

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

1947年底，随着战场形势的逆转，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面对暗杀风险，中共地下党安排马叙伦等人秘密转移到了香港，借助那里的特殊环境继续从事爱国民主斗争。

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在爱国感召下和平起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接受和平改编。第二日，他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下令城内守军开始移驻城外的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共计55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其中，他们做出了联合声明:

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的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在这个联合声明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赶赴北京，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中就包括了马叙伦。

3月23日清晨，毛主席率中央机关乘汽车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正式前往北平。出发时，伟人还踌躇满志地进行了感慨:

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能当李自成！

3月25日上午，毛主席等人乘坐的火车徐徐停靠在了北平的清华园站，车站内没有欢迎仪式，更没有锣鼓喧天和鞭炮齐鸣。据叶子龙回忆，原先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庆祝大会，却被伟人取消了。

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如期召开，由各党派和社会团体所推选的134名代表组成。其中，筹委会主任为毛泽东，副主任为周恩来和李济深等人，下设有秘书处、庶务处、招待处和新闻处等机构。

根据会议商定，筹委会根据实际需要分别设立了六个小组对应不同的事务。第一组组长为李维汉，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第二组组长为谭平山，负责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第三组组长为周恩来，负责起草未来建国的大纲；第四组组长为董必武，负责拟定未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具体方案；第五组组长为郭沫若，负责起草新政协的宣言和决议；第六组组长为马叙伦，负责拟定未来国家的国名、国旗、国歌和国徽等事宜。

在马叙伦的组织协调下，未来国家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国旗确定为五星红旗，未来国歌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未来国徽选定由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联合设计的图案。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各项决议审核纷纷被新政协筹备会议通过。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包括我党同志、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近6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期间，与会代表们充分讨论了未来新中国的各项重要议题。

9月30日是新政协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选举产生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其中，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等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马叙伦也成功进入人民政府委员会，准备担任首任教育部部长。

建国伊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深感责任重大，虽已年过六十但依然不知疲倦。由于国家刚从战乱中复苏，民众长期缺乏教育，国民的文盲率居然高达80%以上。

为了尽快完成扫盲任务，马叙伦不辞辛苦各地进行调研，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为了尽快开展工作，他亲自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伟人当即批示:

务必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

很快，马叙伦亲自筹办了《学文化》半月刊，并且致信希望毛主席能为该刊物题写刊名。接到信后，伟人亲自挥笔题写了“学文化”三个字，同时随字回信一封:

夷初先生：“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顺致敬意。

毛主席亲笔

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就广大师生的健康问题再次致信:

夷初先生：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解决。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附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领袖对于民主人士的尊重，对于马叙伦的尊重。之后，他在教育部内部展开研讨，最终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算是初步解决了基础教育问题。

着力解决基础教育的同时，马叙伦对于高等教育工作也从未放松，迅速提出了“暂维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除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少数院校试行联合招生外，其余高校仍然沿袭旧制单独进行招生。

195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第一份关于高校招生的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了高校的种类、考试的科目、报考的资格、招考的日期和录取的条件等内容。同时，授权各大行政区的教育部门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应对，如果统一招考确有困难的话，可以继续进行院校单独招生。

1952年6月，随着《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规定》的正式出台，各高校开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而且，为了便于管理和协调，教育部还专门成立了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

第一次高考

1952年8月15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考开始了，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同年底，国务院为了加强对于高等教育的管理，从原教育部中单列出高等教育委员会作为高等教育部，马叙伦改任了高等教育部的部长，从此开始集中精力负责培养高级建设人才。

担任高教部长后，马叙伦的重点工作首先放在院系的调整和学科的设立上，提出了“着重改组旧的庞杂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适当地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同时，对政法、财经等院校也应采取适当集中的方式进行管理”。

经过不懈的努力，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和学科改造工作基本完成，许多省份都拥有了综合性的大学，同时设立了工、农、医、师等专门的学院。此举，无疑大幅改善了人才培养落后的现状，解决了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急需的各行各业专门人才。　

马叙伦先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夜以继日的工作，使得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而无暇顾及。得知消息后，毛主席始终关心这位共产党人的老朋友，经常通过书信方式致以诚挚的问候。

　　1954年4月，马叙伦因患脑疾住院治疗，虽然毛主席亲自准假要他长期治疗和静养，但还是在一个月后就坚持回到高教部工作。由于身体原因，他在第二年再次因病入院治疗，从此长期卧病在床，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仅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还亲自前往医院看望。

1958年2月11日，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召开，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教育革命”和“精简机构”要求，高等教育部被并入了教育部。马叙伦终于卸下了担子，也有时间继续自己的书法和写作，但依然关心着教育工作。

1958年6月5日，马叙伦虽然病情加重，但还是吃力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这短短32个字，是马叙伦先生上下求索和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为国家、为民族奋斗而得出的结论，更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

1970年5月4日，马叙伦病逝在北京，享年85岁，遗体火化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到了90年代，家人为了完成他的夙愿，将生前的部分遗物安置于杭州的家族墓地，算是陪伴祖先长眠于此。

如今，马氏墓地已经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名人遗存而予以保留，还被杭州市列入市级文物保护点。同时，这里也成为了传承马叙伦“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精神遗址，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