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有太强的功利主义，哪一国家能够搞大搞强，就学习谁，而不论错和对。我们从“师英”、“师法”，转为“师美”、“师德”，最后去“师日”、“师俄”。于是，早期德国传教士、哲学家与中国的文化交往经验逐渐被搁置，那种温文尔雅、切磋学问的局面就没有了。20世纪中，我们热衷于学习德国的操练法、克虏伯大炮、坦克战术等等，国共内战时，双方都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我们忘记了，对德国文化的学习可能更重要。中国曾专注于向德国学习军事、政治，今天需要回过头来想一想，德国和中国早期的文化接触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可能更精彩。

通商和传教

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和德国的初期交往中，特别是文化交往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结论，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尤其是对儒家学说的理解，不仅决定了西方人的认识，甚至决定了中国人的认识。因此，我们回顾早期由传教士所推动的文化交往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非常值得谈论的现象。

德国人的民族性对中国影响很大，尤其是德国人的形而上的思维习惯、精益求精的技术优势、认真严谨的态度和作风，这种公认的“民族性”使得德国的技术和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当然，德国在20世纪的中国还有一个“新兴强权”的形象，但是，最值得研读的，却是中德两大民族在思想上、文化上的早期接触。中国与英国的早期接触是由贸易引起的，鸦片战争以后，“通商”给中国带来巨大冲击。在文化接触中，英国的作用很小，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比较大，而这些是通过“传教”活动带来的。 从中国认识西方的角度而言，有两个主题非常重要：一是通商，一是传教。中国和英语民族的接触是从通商开始的，主要接触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比如广州十三行各通商国家的国旗，美国是“花旗国”，英国是“红毛国”，当然也有德语民族的旗帜，如“双鹰国”是奥地利，“单鹰国”是普鲁士，但这些都不是后来所谓的“德国”。在“粤海关”的通商之前，法兰西和德意志等欧洲大陆民族已经与中国开始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交往，起主要作用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普鲁士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有限，但却有很多关注中国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后来对我国影响巨大且久远，比如德国17世纪的基歇尔、莱布尼茨等人。

基歇尔和莱布尼茨

基歇尔的影响不亚于利玛窦。19世纪时，西方已经形成了“汉学”。追溯西方汉学起源，我们一般不说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因为《马可·波罗游记》还不是直接谈学问。后来我们把利玛窦（MateoRicci,1552-1610）追认为“第一个汉学家”，因为利玛窦的很多想法，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今天还在不断地被讨论。但是，17世纪欧洲人公认的汉学家还不是意大利人利玛窦，而是德意志黑森人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1601-1680），他根据利玛窦传回来的信息，对中国文化做了系统研究。基歇尔并没有到过中国，他到过的最东方是马耳他。他完全采用“文艺复兴”的研究方法，通过文字材料来理解一个文明。基歇尔通过利玛窦、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以及世界各地耶稣会士送回罗马的资料来研究，写作《中国图说》（ChinaIllustrate,1667），得出了很多影响深远的结论。 基歇尔知识广泛，被称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 （Thelast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基歇尔不但奠基了汉学，此前他还奠基了埃及学和波斯学，并研究了很多其他学说。利玛窦的知识面不如基歇尔。罗马需要一位更加渊博的学者，这就是德意志人基歇尔。基歇尔研究后提出，中国的人种是从近东到中东，又从中东到印度、中国，当时，人类最文明的一族往东迁徙，到了中国。中国妥善保存了人类的远古文明，虽然他们有点忘记了自己的宗教。他猜测：伏羲就是犹太人经典中的雅弗的后代，中国人和犹太人同宗。显然，后来流行的埃及、伊拉克、印度、中国“四大文明”说法，是从基歇尔开始的。莱布尼茨受这一结论的影响，提出了优秀的文明只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发展这一观点。基歇尔把中国人和《圣经》民族挂钩，把实证知识和神学知识汇通，寻找中国文化的起源，这一学说在16-18世纪时期变成了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叫“索隐法（Figurism）”。 此外，还有一种“年代学（Chronology）”，也是基歇尔研究中国后推动的。维柯（GiambattistaVico,1668-1744）的《新科学》之前，欧洲人相信的年代历史是《旧约·创世纪》中，从亚当、夏娃开始计算，经诺亚、闪、含、雅弗，到犹太国王大卫，只有5500多年的人类历史。而利玛窦的发现、基歇尔的研究，加上在华耶稣会士的不断报告，确认了中国人的纪年是从4000年前开始的。因此，后来的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既然有4000年明文记载的文明史，那在虞、夏、商、周以前的历史，从轩辕、伏羲开始，就更长了，肯定突破犹太人的“圣经年代学”，加上在埃及、地中海、墨西哥、印度等文明古国，都发现和《圣经》记载不同、具有更悠久的历史，因此，到18世纪，“圣经年代学”就崩溃了，欧洲人意识到必须放弃原来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创世纪》的做法。维柯的《新科学》，就开始采用新的年代学知识，建立了“世界历史”。 基歇尔认为中华文明和埃及有关系，他从中国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体系来论证。他认为中华文明灿烂、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礼仪之邦、儒家治国、理性主义……，今天中国人用来赞美自己的这些话，当初是利玛窦、基歇尔提出来的。这些“中华文明”的定性判断，先不论对与错，反正至今还在流行。基歇尔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19、20世纪的中国非常流行。研究国学、经学和汉学的学者，都重视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太炎先生就一度相信“中国文化西来说”，他在《訄书》中甚至认为造字的仓颉，原来就是伊拉克人。安特生、李济先生开创的中国考古学，一度也持“西来说”。他们探寻仰韶文化的来源，一直往西行走。偏偏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把东南地区文明越考越早，几乎要否定“西来说”。然而，最近四川三星堆考古发现后，学者又在猜测：中华文明是不是从西方过来的。中华文化究竟是否西来，这是仍然需要思考的问题，而问题的源头，就在德意志学者基歇尔那里。 莱布尼茨也对中国文化作了重要的解释。德国汉诺威大学莱布尼茨研究所所长李文潮教授所作的报告说明，莱布尼茨和中国的相遇，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积极沟通和相互学习。1708年，法国人为“中国礼仪”争论得不可开交，为理论问题来德国求教莱布尼茨，把利玛窦、龙华民的著作，一股脑儿送来给他研究。博雅骄傲的法国人，遇到哲学和神学问题，还是要请教认真严谨的德国人。莱布尼茨根据龙华民、利玛窦的资料，他自己又找了从中国回到欧洲的闵明我，还与在北京的白晋通讯。研究之后，莱布尼茨认为中西方文明是欧亚大陆两端的人类精华，应该相互学习。不但欧洲要派天主教传教士去中国，中国也应该派儒教的传教士来欧洲。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中国的孔子学院，就是这种理论框架下的实践。 莱布尼茨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儒家不是一般的宗教，而是一种“自然神学”。莱布尼茨不是无神论者，他相信自然神学，且认为对自然神描述得最好的，就是宋明理学。莱布尼茨认为世界上只有儒教才是理性信仰，他们在4000年前已经在崇拜一个纯洁的上帝。莱布尼茨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他的动因包涵善意，他的结论在当时环境下有其道理。而萨义德的“东方学”认为，东方和西方相互之间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东西方文化的相遇，本质上只能是一次对视、一种捏造、一场想象，是把对方妖魔化。萨义德以后的“后殖民”理论很片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把问题推到了另一个极端，两者都不是事实。事实上，德意志人基歇尔、莱布尼茨与中国相遇的例子正好说明：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学习和融通，都是可能的。并且，17、18世纪的德国学者是在认认真真地研究中国，并不是在“捏造”中国，他们的研究固然有局限，但不能说态度有问题。

邓玉函和汤若望

还有一个耶稣会士——邓玉函（JeanTerrenz,1576-1630）在早期中德交流中值得一提。邓玉函是现代德国的康斯坦茨人，当时属于后来的瑞士。此人今天已经很少被提及，但当时他和基歇尔一样，是一个大学者。邓玉函是罗马灵采学院的院士，排名第六，在伽利略之后。邓玉函和伽利略是好朋友，伽利略因为要用望远镜找上帝，和罗马天主教会产生分歧。中间缺乏调解人，无法沟通，梵蒂冈宗教裁判所就定伽利略有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相信，如果邓玉函不到中国来，还留在罗马，伽利略可能就不会被定罪，欧洲的科学史可能就不是后来的样子。1618年，45岁的邓玉函启程来华。欧洲把当时最好的学者派到中国，带着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包括伽利略的望远镜和格里高利的历法体系，要与中华文明比试一番。

和邓玉函一条船出发来到中国的，还有一位比他著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Schall vonBell,1592-1666），汤若望出身于德国科隆的一个贵族家庭。徐光启把邓玉函、汤若望从澳门引进来，他们又把望远镜、火炮、水利、数学、历法等先进技术从欧洲引入中国。汤若望躲过了明清之际的战火，靠着《西洋新历》重新进入清朝宫廷，被顺治小皇帝倚重为“玛法”（祖父），他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在于，甚至在欧洲尚未普及哥白尼学说的时候，他已经把“日心说”理论引入中国。过去说耶稣会士的天文学介绍的是落后的托勒密体系，而不是革命的哥白尼体系。事实上，汤若望早已经把“日心说”介绍进来了，只不过编订历法的时候，“日心说”没有作用，只能用传统的第谷体系。乾嘉学派的大学者钱大昕、阮元，都读到过哥白尼的理论。钱大昕修订《地球图说》，阮元编纂《畴人传》，都已经知道“日心说”，理解程度怎样，是另一回事情。总之，德国学者与中国文化的早期相遇，对欧洲和中国的思想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结论有不少需要修正的地方，但中德早期交往中的文化接触意义重大。 作为强权国家的德国

中德之间早期的“文化相遇”（Encounter ofCultures），在19世纪以后转折为“权力相遇”（EncounterofPowers），转折点可以定在1871年。中国变法思想家王韬（1828-1897）游历欧洲后，于1871年出版了《普法战纪》，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强权国家——德国。德国在普法战争以后迅速崛起为一个民族国家，赶英掠俄超美，震惊了东亚各民族。《普法战纪》出版后，日本人的反应比中国人更强烈，它在日本的印数远远大于在中国。日本师法德国的成功，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对德国的认识。于是，德国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的强权形象。 近代中国人有太强的功利主义，哪一国家能够搞大搞强，就学习谁，而不论错和对。我们从“师英”、“师法”，转为“师美”、“师德”，最后去“师日”、“师俄”。于是，早期德国传教士、哲学家与中国的文化交往经验逐渐被搁置，那种温文尔雅、切磋学问的局面就没有了。20世纪中，我们热衷于学习德国的操练法、克虏伯大炮、坦克战术等等，国共内战时，双方都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我们忘记了，对德国文化的学习可能更重要。中国曾专注于向德国学习军事、政治，今天需要回过头来想一想，德国和中国早期的文化接触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可能更精彩。德国作为民族国家，曾经追求强权，已经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国对德国的关注，不能囿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也去追逐强权，而应该回到早期文化交往的时代，专注于文明对话、思想交流，这样，中德双方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众才可能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