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后，成功逃出去的李弥得意洋洋：我可比王耀武高明多了

1948年底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56个师共计55万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在这场大战的硝烟中，仍有少数人成功突出重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时任国民党第13兵团司令的李弥。当他最终抵达青岛后，常常在私下场合不无得意地谈起自己的逃脱经历。他特别喜欢拿王耀武作比较，认为自己比起这位在济南战役中被俘的同僚高明得多。究竟李弥是如何在重重包围中突出重围的？他又为何说自己比王耀武高明？而王耀武当初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俘的？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险象环生的逃亡之路

1949年1月初，淮海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在碾庄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后，李弥的第13兵团处境更加危险。华野和中野的部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正在不断向内收缩。

李弥的第13兵团驻扎在周楼一带，面对的是华野和中野主力部队的猛烈进攻。解放军的炮火日夜不停地轰击着国民党军的阵地，战况日益惨烈。李弥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在激烈的战斗中不断减员，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失守。

1月8日，解放军对周楼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李弥的指挥部被炮火击中，通讯设备损毁严重，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同一天，李弥得知杜聿明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也已深陷重围，这让他意识到整个战局已无法挽回。

1月9日傍晚，李弥收到情报，解放军已经切断了周楼地区最后一条可能的突围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李弥开始秘密制定逃亡计划。他首先派出了几个侦察小组，摸清了解放军在周楼外围的部署情况。

经过细致的观察，李弥发现在周楼东北方向的一处山坡地带，解放军的防守相对薄弱。这里地形复杂，有利于隐蔽行动。于是他决定从这个方向突围。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李弥特意等到了1月10日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当天下午，李弥就开始了精心的伪装。他脱下了将官军装，换上了一件普通士兵的军服。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伤兵，他还特意用泥土弄脏了衣服，并在右腿上缠上了绷带，装作受伤的样子。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李弥带着四名亲信，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离开了指挥部。他们避开了主要道路，沿着田间小路向东北方向移动。当时正值隆冬，寒风刺骨，积雪覆盖的田野上几乎看不到人影。

在穿越解放军防线时，李弥一行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支解放军巡逻队突然出现在他们前方不远处。李弥立即示意随行人员趴下，他们在积雪中一动不动地匍匐了将近半个小时，直到巡逻队走远。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李弥终于成功突出了包围圈。但这仅仅是他漫长逃亡之路的开始。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不得不放弃大路，选择荒僻的乡间小道前进，这使得原本很短的路程变得异常漫长。

二、巧遇汪新安与智取生路

在离开周楼地区后的第二天凌晨，李弥一行人正在一处偏僻的山沟中休息，突然听到附近传来微弱的呻吟声。循声望去，发现一名受伤的国民党士兵正蜷缩在一棵老树下。这名士兵便是汪新安，原本是黄百韬部队的一名通信兵，在碾庄战役中负伤后与部队失散。

汪新安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伤口也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李弥立即命令随行人员拿出干粮给汪新安，并用随身携带的简单医药为其处理伤口。在交谈中，汪新安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在这片地区工作多年，对当地地形和民情都十分熟悉。

正是这次意外的相遇，为李弥的逃亡计划带来了转机。汪新安告诉李弥，在距离此地约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杨湾的村子，那里住着他的一位远房亲戚。如果能够到达那里，或许可以得到帮助。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李弥决定将队伍分成两批行动。他和汪新安装扮成逃难的父子，其他人则三三两两分散在后方跟随。汪新安虽然受伤，但仍能勉强行走，而且他的伤势反而让这对＂父子＂的身份更加可信。

在前往杨湾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支解放军的便衣侦察队。这支侦察队正在搜寻可疑人员。关键时刻，汪新安机敏地用当地方言与侦察队攀谈起来，讲述着＂父亲＂如何在战乱中受伤，他们如何艰难地寻找医治的故事。这番看似平常的对话，不仅打消了侦察队的疑虑，还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指点。

到达杨湾后，汪新安的远亲确实给予了他们帮助。通过这位远亲的关系网，李弥得知了附近解放军的部署情况，以及哪些道路上设有检查站。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一份当地的详细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山间小路。

但是，杨湾也并非绝对安全。村里经常有解放军的工作组出入，而且不少村民都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李弥深知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于是决定连夜启程。临行前，汪新安的远亲为他们准备了一套农具和春耕用的种子，这些东西成了他们完美的掩护道具。

就这样，李弥一行人化装成准备春耕的农民，在汪新安的带领下，沿着偏僻的山路继续向东移动。白天，他们真的在田间劳作，混在农民中间；夜晚则趁着月色赶路。这种方式虽然行进缓慢，但却大大降低了被发现的风险。汪新安不仅帮助他们避开了多个检查站，还在途中结识了一些可以提供帮助的当地人。正是这种方式，为李弥后来成功突围打下了基础。

三、借力打力的生存智慧

在汪新安的帮助下到达徐州郊区后，李弥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徐州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解放军的检查异常严格。此时，李弥通过汪新安认识了当地商人汪涛。汪涛在徐州经营布匹生意多年，与当地不少商户都有往来。

汪涛向李弥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当时有一个流动戏班正准备从徐州向东南方向巡演。这个戏班由艺人王桂合领头，常年在苏北一带演出，因此持有固定的通行证明。通过汪涛的引荐，李弥见到了戏班班主王桂合。

为了说服王桂合配合，李弥拿出了随身携带的一块金表作为酬谢。这块金表是他在从周楼突围时特意带在身上的几件贵重物品之一。王桂合同意让李弥一行人混在戏班中一同行动。

戏班给了李弥一个绝妙的掩护身份。他们按照计划，将李弥装扮成了一名受伤的老艺人。为了使这个身份更加可信，王桂合特意找来了一些戏服和道具，让李弥在必要时能够展示一些简单的戏曲动作。其他随行人员则分别扮演成搬运道具的工人和学艺的年轻演员。

在穿过徐州城区时，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一个姓高的县级干部高大荣，是王桂合戏班的老主顾，突然来到戏班探望。这位干部对戏曲颇有研究，提出要请＂老艺人＂演唱几段。关键时刻，王桂合机智地表示＂老艺人＂最近受了风寒，嗓子哑了，正在调养。同时，他立即邀请高干部欣赏其他演员的表演，成功转移了注意力。

这次惊险的遭遇之后，李弥意识到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伪装。通过汪涛的关系网，他们联系到了当地一家医院的李惠芝大夫。李惠芝不仅为李弥开具了一份真实的病历证明，还教会了他如何表现出典型的伤病症状。

为了增加可信度，戏班还特意改变了演出路线，将一些本计划要去的地方取消，添加了几个小型医院所在的乡镇。每到一处，李弥都会以看病为名，获取当地医院的诊疗记录，这些真实的医疗文书成为了他最有力的证明文件。

在离开徐州前，他们又遇到了一个机会。当地一支业余剧团正在排练一台新戏，准备在春节期间演出。王桂合主动提出要指导排练，这让戏班在当地多停留了几天。这几天的时间，让李弥得以更详细地了解周边地区的情况，也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好了准备。

就这样，通过戏班的掩护，再加上各方面关系的配合，李弥成功地在徐州地区立足，并为接下来的逃亡做好了充分准备。而这些看似偶然的际遇背后，无不体现出一种巧妙的生存智慧。

四、王耀武的济南之困

相比李弥的成功突围，王耀武在济南的经历则完全不同。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之际，作为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的王耀武正率领部队驻守济南城。当时的济南城防工事坚固，兵力充足，储备物资也相当充裕。

9月11日凌晨，解放军开始对济南城发起总攻。起初，王耀武指挥部队据守城防工事，与解放军展开激烈交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解放军攻占了济南火车站，切断了城内外的交通联系。与此同时，解放军的炮兵部队开始对城内的军事要地进行精确轰击。

在战斗持续了数日后，解放军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战术。他们派出了王耀武的老部下，已经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官张林，前来劝降。张林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其中包括了解放军的战力部署、城内各个据点的具体情况，以及外围援军被阻截的消息。

这次劝降行动虽然没有立即成功，但却在王耀武的部下中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特别是当张林提到城外的胶济铁路已被切断，济南已成孤城的消息后，军心开始动摇。部分军官开始私下讨论是否应该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案。

9月15日，事态出现了重大转折。解放军在攻占了历城关后，直接威胁到了王耀武的指挥部所在地。当天下午，解放军又派出了第二批劝降人员，这次不仅有投诚的军官，还包括了一些在济南有声望的地方人士。他们带来了解放军司令员陈毅亲笔书写的劝降信。

与李弥不同，王耀武此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首先，济南城内有大量的平民百姓，继续抵抗将导致更多的平民伤亡。其次，城内的部队已经开始出现哗变的迹象，特别是在得知其他方向的增援部队已经被歼灭的消息后。第三，解放军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战术，而不是全面猛攻，这给了守军更多投降的心理压力。

9月16日清晨，解放军再次发起攻势。这一次，他们首先占领了城内的制高点千佛山。从这个位置，解放军的炮兵可以直接瞄准王耀武的指挥部。同时，解放军还控制了城内的主要水源。

当天中午，又一批劝降人员来到王耀武的指挥部。这次他们带来了一个重要信息：如果继续抵抗，解放军将对城内目标进行无差别轰击。面对这种情况，王耀武最终在当天下午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他向部队下达了放下武器的命令，并亲自到解放军指挥部办理了投降手续。

就这样，与李弥选择突围不同，王耀武选择了投降。这一决定不仅避免了济南城的进一步破坏，也为后来解放军进军华东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位国民党将领在同样危急的情况下，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也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五、最后的突围与生命的抉择

从徐州继续东行后，李弥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随着解放军对江苏地区的全面推进，原本安全的道路和落脚点逐渐消失。1949年1月中旬，当李弥一行人抵达淮安地区时，遇到了最后的生死考验。

这天凌晨，戏班刚刚在一个叫做朱庄的村子歇脚，突然接到消息说解放军正在附近地区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据当地百姓透露，解放军此次行动是针对一批从徐州方向逃窜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李弥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行踪可能已经暴露。

就在这危急时刻，戏班班主王桂合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他得知附近有一支解放军文工团正在筹备春节慰问演出，提议让戏班主动请缨参加演出。这个看似冒险的提议实际上非常巧妙，因为加入文工团演出不仅能获得合法身份，还能借机打探到解放军的部署情况。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预期。当戏班代表去联系文工团时，发现文工团的政治部主任赵国泰恰好是王桂合的老相识。这个意外的联系反而增加了风险，因为赵国泰对戏班的底细可能会格外关注。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李弥决定改变策略。他让随行的几名年轻人假装与戏班发生矛盾，借故离开。这些人带走了部分行李，制造出戏班人员自然流动的假象。而李弥本人则继续扮演重病老艺人的角色，只是这次他主动提出要去南京的医院就医。

正当戏班准备启程时，又一个机会出现了。文工团需要运送一批道具到扬州，而当地的运输队人手不足。王桂合立即推荐戏班的几名＂道具工＂帮忙，这样既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又能获得文工团开具的通行证。

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在前往扬州的路上，运输队遭遇了一支解放军的巡逻队。巡逻队的指导员认出了其中一件道具与他老家的地方戏很相似，非要详细询问来历。关键时刻，王桂合的机智再次发挥作用。他不仅对那件道具的来历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还即兴表演了一段与道具相关的折子戏，成功化解了危机。

1949年1月底，李弥终于借着运送道具的机会到达了扬州。在扬州，他通过当地的地下关系网，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国民党在长江沿岸还控制着几个渡口。这些渡口是南下的最后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王耀武在济南投降的消息传来。这个消息让李弥更加坚定了突围的决心。他最终选择了一个风险较大但也最不容易引起注意的渡口。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李弥终于登上了一艘南下的渔船，与之前在朱庄分散的其他人员会合，成功渡过长江，到达了国民党控制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