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大地上，玉器萌芽于九千多年前，发展到距今五千年前时，已成为华夏先民与天对话的“灵媒”。用玉石雕琢动物胚胎或昆虫幼虫的习俗是先民观察周遭各种生命变化过程后，对于“动物精灵崇拜”的具体表现。立足于对大量考古资料和美术馆藏品的细致观察和分析，邓淑苹在文章《中国玉文化的材质与谱系：远古至夏》（收录于《礼仪与奉献》）中系统地总结了对中国和亚洲玉文化多年的钻研成果。本文节选如下：

在左家山遗址第二期遗存出土一件“石龙”，1年代早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所谓“猪龙”，被视为玉猪龙的“祖形”。2笔者认为从它的皱鼻、短立耳观之，显然是描述哺乳动物胚胎造型。（图1）而同属辽西地区史前玉器的“C”形玉龙（图2），也具有耳饰玦的轮廓，但两者显然描述的是不同的动物。3

图1

左家山文化石猪龙线图，高4.4厘米，左家山出土

图2

红山文化“C”形玉龙，高16.7厘米，东拐棒沟出土

事实上，这种用玉石雕琢动物胚胎或昆虫幼虫的习俗，应是先民观察周遭各种生命变化过程后，对于“动物精灵崇拜”的具体表现。已有俄罗斯学者指出远古时期西伯利亚先民对昆虫幼虫的崇拜心理。4检视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期的华东地区，5自北至南都弥漫着“物精”崇拜的信仰。

中国远古最受瞩目的“物精”信仰遗存，是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蚌壳堆塑的龙、虎图像，约公元前四千多年。6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四象”“四神”信仰的萌芽。7

到了公元前三千多年，“龙虎二元神灵动物”观念，在东北辽西地区红山系诸文化，8 以及在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良渚文化中，常以美玉雕琢其胚胎造型。或是又增加了“化生”的观念。

“龙”是先民抽绎蛇、蜥蜴等有长条身躯爬虫类特征的“神灵动物”，玉雕的龙除弯绕的细条状身躯外，多具有长鼻吻、头上有角或飘扬的鬣。（图3、图4）但玉雕虎胚胎除光素卷曲身躯外，还有大眼、立耳、短翘鼻。9（ 图5、图6）如图5这样的玉器，约三十多年前经由考古发掘确定为红山文化玉器时，曾有定名的争论，或认为是表现“熊”，或认为是表现“虎”，10 从大传统分析，应以后者为正确解读。但多数出版物都称为“猪龙”，已相沿成习，本书暂继续沿用此名。

图3

红山文化玉龙线图，长26厘米，赛沁塔拉征集

图4

良渚文化早期玉龙线图，高0.9厘米，赵陵山出土

图5

红山文化玉猪龙线图，高6.4厘米，那日斯台出土

图6

崧泽－良渚文化玉兽龙线图，高3.1厘米，普安桥出土

至于图6这样的玉器，考古学界习称为“龙首饰”，但根据图像分析，它可能是良渚文化兽面纹的前身。11笔者建议改称为“玉兽龙”。

除了龙、虎主题外，史前华东最盛行的神灵动物信仰是“鸟崇拜”。结合史前陶器、玉器纹饰，以及先秦文献可知，“鸟生神话”广布于史前华东，也广泛存在于各种宗教美术品中，但仅以陶、玉等质地的器物较易保存。

图7、图8分别刻画于湖南高庙文化（约公元前5800年—公元前4800年）、浙江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500年）出土的陶器上。12 前者的中央刻画咧口獠牙，左右各有上下两层鸟翼。后者的中央是头戴“‘介’字形冠”，双圈大眼圆睁的面纹，左右各有一只小鸟。“‘介’字形冠”一词是笔者于1986年提出，13描述高冠中央有向上的三角尖凸，整体类似汉字“介”。这种图像在史前华东宗教美术品上相当流行，具有“升天”的内涵。14

图7

高庙文化陶罐上的双羽翅獠牙兽面纹线图

图8

高庙文化陶罐上的双羽翅獠牙兽面纹线图

图9、图10分别为良渚文化早期（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3000年）、中期（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出土的玉器。15 此时的纹饰则多眼、嘴俱全，图34还在面纹左右上方各雕一只飞鸟。16

图9

良渚文化早期琮式玉镯线图，径10厘米，张陵山出土

图10

良渚文化中期冠状器（梳背，线图），上宽8.3厘米， 反山（M22）出土

这种混合人脸五官与鸟翼、獠牙等动物特征的纹饰，蕴含远古先民对生命来源的想象。他们相信天神将神秘的生命力托付给神灵动物，带到人间诞生了氏族的始祖。所以神祇、祖先、神灵动物，“三位一体”可相互转型。这样的信仰传承到周、汉时，记载于《诗经》《史记》里，而有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17

图11

良渚文化早期玉方镯线图，高5.8厘米，瑶山（M12）出土

史前华东玉器上多雕琢“三位一体”概念的“神祖灵纹”。良渚文化早期、中期，神祖灵纹广泛地雕琢在巫觋穿戴的各种玉质行头：圆镯（图9）、方镯（图11）、梳背（图10）以及锥形器与成串玉管上。当时良渚先民相信是“神祖灵纹”产生的感应法力，让神祇、祖先了解生民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晚期，环太湖的多个良渚文化遗址发掘时，在受到19世纪末金石学家吴大澂等人的误导，考古学家将图9、图11等玉镯错误地命名为“琮”，还强调“琮”是良渚先民的发明。殊不知这开启了当代古玉研究史上的大混淆期。

2019年以后，笔者多篇论著论证，不宜将良渚早中期具腕饰功能的玉镯误称为“琮”，182023年论文中更清楚地指出瑶山、张陵山、赵陵山等良渚早期遗址中，不出现具有祭祀礼制意义的玉璧，足以证明良渚早期至中期前段，根本没有玉琮。被误名为“琮”的玉镯，与璜、管、锥形器、冠状器等人体装饰品，同为“神祖灵纹”的载体，巫师作法的行头。19

图12

良渚文化中期晚段玉琮，宽17.6厘米，反山（M12）出土。12（上）：玉琮实物图，12（下）：神徽线图

但是良渚文化中期晚段，文化内涵发生突变后，才制作大量无法被穿戴，只能堆叠的中大型璧，以及以上下两个圆璧夹一个硕大的方柱体的玉器，一个被称为“玉琮王”的大玉琮。（图12）在这件大玉琮四个边壁中央直槽上，各以浅浮雕与阴线刻，琢出两个通称“良渚神徽”的“神祖灵纹”，全器共有八个神徽，每个神徽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20

图13

肖家屋脊文化神祖灵纹玉嵌饰线图，高6.7厘米，侯马羊舌出土

公元前2200年以后，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中“神祖灵纹”再次发展到高峰。图13这件虽出土于西周时的晋国墓地，但从玉料及纹饰特征，被公认是肖家屋脊文化的遗物。在其正、反两面分别以阳纹、阴纹雕琢“神祖灵纹”。它大眼圆睁，口吐獠牙；头上是戴有“‘介’字形冠”的抽象飞鸟，神祖面颊左右各向外伸出一鸟翼，两耳戴圆耳环。21在窄长形器底中央有一个圆凹槽，22 可知是套插在长竿上端，在祭典乐舞中，招降并依附神祖之灵的“玉梢”。23总之，史前华东盛行达四千多年的“神祖灵纹”，主要的神灵动物是“飞鸟”，其次是具有獠牙的猛兽，很可能是“虎”。24

注释：

1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2 赵宾福：《吉林省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3 图2引自郭大顺等编著：《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定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最初此件玉龙传出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黄谷屯。后经学者查访，应出于翁牛特旗东拐棒沟。见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工艺试析》，《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21日第7版、2011年2月18日第7版。

4 阿尔金（Alkin, S.V.）1995年发表，原为俄文，中文译本参见：《红山文化软玉的昆虫学鉴证》，《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5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在中国，铜石并用期大约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有许多遗址出土红铜以及不同成分的铜合金（含砷或含锡）。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濮阳西水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7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8 由于与红山文化大致并行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的玉器面貌还不清楚，故以“红山系诸文化”泛称之。

9 邓淑苹：《探索崧泽―良渚系“龙首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10 孙守道认为是“熊龙”，见其著：《红山文化“玉熊神”考》，《中国文物世界》1997年总第140期。李恭笃认为是虎，见其著：《红山文化玉雕艺术初析》，《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11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龙首纹与神人兽面纹之兽面纹》，邓聪、吴春明：《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方向明：《神人兽面的真像》，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

12 图7引自贺刚：《湖南高庙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白陶》，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图8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13 邓淑苹：《古代玉器上奇异纹饰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4卷第1期，1986年。

14 此观点是笔者在1999年的论文中提出：《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上、下），《故宫学术季刊》第16卷第3期、第4期，1999年。

15 良渚文化分期说法不一，此是根据2021年11月良渚博物院“早期良渚―良渚遗址考古特展”的分期。良渚文化晚期则是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

16 图9引自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数据丛刊》第六期，1981年。图10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17 《诗经· 商颂· 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类似的观念见于《史记· 殷本纪》。

18 邓淑苹，《“六器”探索与“琮”的思辨》，《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邓淑苹，《简述史前至夏时期华东玉器文化》，《故宫玉器精选全集· 第一卷· 玉之灵I》，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

19 邓淑苹，《曙光中的天人对话―中国玉礼制的史前探源》，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玉韫· 九州岛―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整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20 图12（上）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图12（下）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21 图13引自朱乃诚：《论肖家屋脊玉盘龙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2008年第7期。

22 羊舌发掘者吉琨璋研究员告知，特此申谢。

23 “玉梢”是在国家大型祭典中由舞者执拿，用以依附乐舞招降的神祖之灵。语出《汉书· 礼乐志》《郊祀歌》：“饰玉梢以舞歌，体招摇若永望。”

24 邓淑苹：《龙山时期“神祖灵纹玉器”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考古学研究（十五）· 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邓淑苹：《肖家屋脊文化“神祖灵纹玉器”初探》，湖南省博物馆编、喻燕姣主编：《中国玉学：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