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觉得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在对待开国功臣方面极为宽厚仁慈，其凭借柔道治理国家，进而开创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相较于刘邦在开国之后便诛杀功臣的举动，刘秀的处理方式无疑要高明许多。
那么，就此便断言刘秀是仁慈的，亦或是其驾驭下属的能力极为出众，难道真就如这般所说的那样吗？
也许我们有必要去瞧瞧刘秀的另外一面：
在那个时候，天下的刺史、太守当中，因为所上报的垦田数目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而被关进监狱，最终死去的人有十多个。
由此能够看出，那位被众人称作“仁慈”的皇帝，在对待大臣之时，一旦动起杀念，那可是丝毫不留情面，下手一点都不心软呐。
事实上，是否诛杀大臣，这与所谓的仁慈以及统治水平之间并没有多大关联，关键在于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说，杀大臣与否主要是由当时所碰到的各种状况来决定的，并非取决于仁慈与否和统治水平的高低呢。
刘邦会对功臣痛下杀手，其原因在于诸多异姓诸侯已然对他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正是这些异姓诸侯势力的存在，让刘邦深感自身统治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所以才采取了杀功臣这样极端的举措来稳固统治。
刘秀为什么没有对功臣痛下杀手，反倒是朝着地方官吏举起了屠刀呢？这究竟是出于何种缘由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秀做出了这样看似矛盾的举动，放过功臣却对地方官吏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呢？
东汉开国之时，有一场意义重大且影响颇为深远的“度田事件”。此事件实则是朝廷和地方豪强展开的一场异常激烈的争斗，于国内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冲突。那些大地主们纷纷选择武装抵抗，而不少不明真相的农民也跟着参与到了这场反抗之中。
或许有人会觉得纳闷了，不就仅仅是丈量一下田地罢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犯得着如此这般吗？
农业乃是天下的根基所在，它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关联着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呢。而且，在当时那个时期，农业更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呢。
王莽将矛头指向地方豪强，企图推行井田制，然而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从这一情况不难看出，彼时朝廷与地方豪强在土地方面的矛盾已然达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这一难题，王莽没能成功破解，如今就看刘秀要如何来应对了。
说这是第二波“王莽之乱”，那可一点都不为过。其激烈程度之高，就仿佛刘秀在经济这个领域中又展开了一场如同开国那般重要的战役呢！
在这般危急的局势面前，刘秀别无他法，唯有紧紧将开国功臣们攥在手中，竭尽全力去谋求他们给予的支持，毕竟当时的形势已容不得有丝毫懈怠，只有获得这些功臣们的助力，才有可能应对那严峻的局面。
所以，刘秀所展现出的仁慈，实际上是其在面对激烈冲突的局势时，为了争取更多支持者而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这种仁慈并非单纯的品性使然，而是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其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用以凝聚人心、扩充己方阵营的手段呢。
实际上，刘秀所采用的方法独具特色，它和汉末那种松散的管理模式全然不同，同时也与王莽凡事都进行拦截的做法存在明显差异。
在面对那些行事强势的下属时，他采取了一连串堪称教科书般的举措。通过堵与疏相互配合的方式，一步步对其进行分化处理，并且不断缩小可操作的空间，到最后，成功在最大程度上达成了有效掌控局面的目的。
让人进退两难的“顽疾”
无论是生产资源被垄断，还是其过度集中的情况，都会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兼并便是这样一种极为顽固的病症，它对当时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与破坏。
在公元前35年的时候，历经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进程。在这期间，刘秀凭借自身的谋略与实力，一步步地将那些割据一方的势力逐个消灭掉。最终，刘秀成功建立起了东汉王朝，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篇章。
历经长达十二年的战事，国家的国库已然亏空，民众生活困苦不堪，百姓们被迫四处流离、居无定所。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地主豪强们却一刻未停地在大肆开展土地兼并的行为，全然不顾百姓死活与国家现状。
大地主掌控着大量土地，致使农民没田可耕种，只能流离失所，进而导致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状况。更为棘手的是，一旦豪强们所占据的土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那便足以对一个地方的经济产生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根基。
在过去，王莽为着手处理这一问题，推行了诸多举措。他先是把全天下的土地都收归公有，禁止土地与奴婢进行买卖交易，并且还明确规定盐铁要实行官营等一系列相关措施。
王莽企图通过此种方式，把土地以及人口从那些世家豪强的掌控之下解放出来，进而达成让每一位耕种土地的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这一目标。
那实际推行起来，其效果究竟怎样呢？
那些豪强势力在经济方面肆意搅乱局势，把自身承受的压力都转嫁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如此一来，物价急剧攀升，老百姓的生活愈发困苦艰难。等到民众的怨愤情绪高涨到极点之时，豪强们竟与老百姓一同联合起来对抗王莽，最终把王莽从皇位上给赶了下来。
彼时豪强势力极为强大，强大到已然把朝廷逼迫至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之中，令朝廷处于一种十分为难、左右为难的态势之下，可谓是给朝廷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与压力。
西汉时期采取的是相对保守的策略，任由豪强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却被从豪强群体中崛起的王莽给终结了统治。而王莽呢，他实行的是激进的办法，企图借助推行井田制来对土地分配进行彻底洗牌，使其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可遗憾的是，此举不但以失败告终，连他自己也赔了进去。
局势这般艰难，不管改还是不改，都已经难以支撑下去啦！
然而，鉴于新生的东汉王朝亟待巩固这一状况，刘秀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那就是决定涉足这一处如同浑水般复杂且棘手的局面之中，以此来为东汉王朝的稳固发展奠定基础。
由此便能够说明，刘秀为何不杀功臣了。毕竟这场改革所面临的斗争艰难程度已然达到了极致，堪称天花板级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秀唯有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才行。
此次尝试，真可谓是在生死边缘徘徊，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就如同置身于九死一生的绝境之中，其艰难与凶险程度可见一斑，完全能称得上是一次极其惊险、充满巨大挑战的尝试呢。
倘若把新朝末年的起义视作刘秀的初次试炼，那么此次改革无疑就是决定生死的关键“复试”！在刘秀的经历中，新朝末年起义只是开端的一场考验，而当下所面临的这次改革，其重要性和严峻程度堪比关乎生死存亡的重要“复试”环节呢。
生猛的豪强
古代地方豪强实现崛起，靠的是“特权+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其先是凭借所拥有的特权去获取更多资源，接着又利用这些增多的资源去谋求更多特权，如此这般，便形成了一个不断往复循环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当中，规模效应体现得十分显著。那些势力越是庞大的豪强，便常常能够凭借各种不正当手段去巧取豪夺，以更少的付出，进而获取到更多的资源。
正因为特权与规模得以形成，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便一天天不断扩张壮大起来，而土地兼并的情况也是愈发严重，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态势。
因此，从古至今，历任统治者无一不对豪强势力心存深深的忌惮之情。在历史的长河中，豪强势力往往凭借其自身所拥有的诸多优势资源等，拥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这也使得统治者们时刻警惕着他们，生怕其势力扩张会对自身的统治地位等构成威胁呢。
秦始皇曾开展过针对六国豪强的大规模迁徙行动。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等诸多因素考虑，对来自六国的那些豪强势力实施了规模较大的迁徙举措，以此来对其进行管控并稳定局势等。
把天下划分成三十六郡……将天下的豪富人家迁移到咸阳，共计十二万户之多。
汉高祖刘邦曾参照秦国的举措，把秦末楚国之地的五大豪强宗族进行迁徙，让他们迁至自己的陵墓长陵所在之处。此举与秦国曾有的类似做法有一定的效仿关系，而这五大豪强宗族在当时的楚国地方颇具影响力。
公元前127年的时候，汉武帝下达了一道《迁茂陵令》。按照此令规定，只要是家中财富达到300万钱及以上的那些巨富豪门，全部都得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这个地方去。
一旦地方上的豪强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便会被迁移走，就此与地方所享有的特权分离开来，如同失去根基的树木一般。如此一来，剩下的只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角色，在地方上是没办法形成什么大的势力的。
然而如此行事依旧存在漏洞，那便是规模大小着实难以衡量。在汉武帝时期，皇权极为强势，那些资产在300万钱以下的地方豪强还能够被有效压制住。可随着时间推移，后续皇权不断遭到削弱，如此一来，这些曾经被压制的豪强便很有可能会肆意妄为起来了。
公元前40年，由于朝廷已无力去推行迁移豪强的相关政策，汉元帝下达诏令，将汉武帝时期那项定期迁徙豪强从而对权贵特殊利益集团予以打压的措施给废除了。至此，西汉在针对豪强进行打压这件事上，算是彻底地选择了放弃。
不难想象，等到了刘秀所处的那个时期，地方上的那些豪强势力究竟会演变成何种模样呢？
起手就拿开国元勋开刀
刘秀下达的首道诏令内容为：“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也就是说，刘秀最初颁布的诏令是要求各州郡去核查所管辖区域内开垦田地的面积数量，以及百姓的户口情况与具体年龄等相关信息。
然而，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没多久就出现了偏差，完全偏离了原本设定的方向，未能按照预期得以正确施行，很快就变了模样。
常言说得好，“上有政策，下有对应之策”。诸多州郡的官员同豪族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些官员琢磨出了一套应对的法子，那便是依照以往的数据来进行统计并上报，企图以此将之前度田不实的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不使其暴露。
如此一来，便致使州郡的官吏在行事方面“多不平均”。具体表现为给予地方豪强优惠政策，使得他们能够将所拥有的土地以及人口数量隐匿起来。虽说地方豪强的土地已然被隐瞒了，可地方的赋税额度却并未改变，那这赋税负担最终会怎样呢？毫无疑问，全都转嫁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
刘秀原本打算借助度田举措来对豪强予以打压，进而使老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然而当下的情况却是，这项政策竟遭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反对。
眼看着这项改革才刚刚开局，却呈现出要失败、搞不下去的态势，仿佛就要不了了之，面临着夭折的局面。
然而，刘秀的决心可谓是无比坚定。于是，他紧接着下达了第二道诏令，内容明确指出：“派遣谒者去详细考察核实那些俸禄为二千石的长吏当中存在着阿谀奉承、徇私枉法且处事不公的人。”
这道诏令的核心要义，实则是要斩断豪强所拥有的特权网络。倘若州郡官员依旧与豪强相互勾结，那么必将立刻对其依法进行查办处理，绝不容情。
由此能够看出斗争激烈的程度：
在开国之初，刘秀面临着两难抉择。要是执意处罚欧阳歙，这便等同于刚建国就与儒家交恶，如此一来，人心势必会离散，队伍也就难以统领了。可要是不处罚欧阳歙呢，那度田之事必然无法顺利推行下去，如此的话，刘秀的皇位恐怕也就难以稳固了。
刘秀在处理事务时始终秉持依法行事的原则，面对欧阳歙的相关事宜，他坚决按照法律规定将其办成了确凿无疑的铁案。在需要展现强硬态度的关键时刻，刘秀没有丝毫的迟疑与犹豫，果断而决然地执行了法律的要求。
随后，有数量众多的官吏被查出存在“度田不实”的情况。针对这一状况，刘秀果断采取行动，将这些被查出问题的官吏统统下狱，依照相关律法对他们予以治罪惩处。
在秋季的九月，河南尹张伋和十多位各郡的郡守，因为在丈量土地这件事上弄虚作假、上报情况不属实，结果全部都被关进了监狱，最终死在了狱中。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之后，各地的官员们一个个都变得老实起来了。而那些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呢，也在“度田”这一举措的推行过程中，逐渐地暴露出来，呈现在众人眼前。
“王莽之乱”再现？
那些曾经拥有特权的豪强，一旦失去了所依仗的特权，那可就和咸鱼没什么两样啦。特权没了，往日的威风不再，只能如同咸鱼一般，没了折腾的资本，也没了耀武扬威的底气，可不就和咸鱼没啥区别咯。
豪强们一心想要保住自身利益，为此，他们不惜发动叛乱，企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身那点利益，全然不顾其行为会给他人以及整个局势带来多么严重的破坏和影响。
事实上，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把矛盾转嫁给百姓，使得民怨滔天。之后官吏们虽不再瞒报相关情况了，可他们却私自扩大度田的范围，由此又催生出了新的矛盾。
诸多刺史、太守往往行事狡诈取巧，并不踏踏实实地去核查实际情况。他们仅仅借着丈量田地的名义，聚集大量人员到田地里，甚至还去丈量百姓居住的房屋村落，致使百姓聚集起来在道路上啼哭呼喊。
打着度田的旗号，把老百姓驱赶到田里之后，竟又去丈量老百姓的家，似乎是打算把宅基地也一并归入度田的范畴当中。如此这般使劲折腾，老百姓又怎么可能不对度田之事深恶痛绝呢？
2、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有部分豪强进行了自发武装。这些豪强可不简单，他们不但家底雄厚十分有钱，而且还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呢，在当地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若是想要举兵起事的话，对于人员、钱财以及粮草的来源，他们压根就不用发愁。早在王莽时期，他们就已经开始“建造坞壁，修缮甲兵”了，一直发展到刘秀时期，已然颇具雄厚的实力。
如此一来，起兵队伍的规模便得以扩大了。队伍成员中，既有豪强地主这类群体，同时也包含了那些被地方官吏逼迫得走投无路，最终不得不揭竿而起、落草为寇的普通百姓。
起初，起兵之事大多集中于北方区域，也就是新朝末年历经战乱的那些地方。
郡国之中，各处盗贼蜂拥而起，呈遍地开花之势。郡县官府虽有追讨之举，可盗贼们往往是见到官兵前来，便作鸟兽散，待官兵离去，又重新聚集屯结。其中，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这四个州的情况尤为严重，盗患猖獗，治理起来困难重重。
之后，民变的态势逐渐蔓延至南方地区。在交趾那处，反对者势力迅速扩张，一举占据了多达六十五座城池，并且还公然自立为王。而在如今安徽的这片地域，李广聚集起众人举兵起事，在面对前来围剿的官兵时，更是屡次成功将其击败。
东汉王朝刚刚诞生，便迎来了极为严峻的时刻。
然而，像这般四处去煽风点火的做法，虽说有可能将王莽打败，可却未必能对付得了刘秀。要知道，刘秀在这方面那可是个十足的行家，玩这种套路人家可是相当拿手的呢。
因此，采用对方的手段来对付对方，刘秀所展开的反击极具力度，显得格外有力，让对方切实感受到了同样手段回击过来的威力，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典型体现。
他运用了两种手段，其一是进行镇压，通过强力措施来应对相关情况；其二是实施分化，把整体拆分开来区别对待，以此来达到他所期望的目的。
一方面差遣使者前往郡国去传达朝廷的指令，鼓动盗贼们成群结伙地前来投降。规定采取五人一组的形式，通过抽签决定只杀掉其中最不走运的那一人作为处罚手段，唯有凑够至少五人时，才可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政策”。
当然啦，盗贼要是没感受到压力，是断然不会轻易就投降的。在过去，地方上的官吏虽说肩负着守土之责，可实际上呢，他们往往只想着保全自身的实力罢了，根本就不会去冒险对盗贼窝点发起进攻。如此一来，也就给盗贼留出了可供其发展壮大的空间喽。
于是，刘秀颁布了第二道指令，针对那些在自己所管辖区域内出现盗贼却不进行拘拿逮捕，又或是因弃城逃窜的地方官员，一律不给予惩处，反而是依据他们捕获盗贼数量的多少，来让其借此弥补过错。如此一来，官吏们参与平叛的积极性在短期内便极为高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果断派遣了大将赵熹以及张宗前往。他们抵达之后，立刻与当地的各级地方官吏紧密协作、相互配合，凭借着各方的努力，快速且有效地将那混乱的局面给成功平息了下去。
剥洋葱式的平叛
如今想必大家能够明白过来了：刘秀为何不杀那些功臣呢？
刘秀之所以要依靠这些功臣们，是因为需要凭借他们的力量去镇压那些起来反抗的豪强势力。
在封建时期，无论皇帝怎样施展手段进行整治，都难以摆脱其身为地主阶级代言人的这一本质特性。想要把那些豪强势力连根拔除、彻底清除掉，从根本上来说，几乎是一件无法达成的事情。
刘秀制约豪强所采取的办法是借助一部分豪强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豪强，促使豪强彼此之间形成内耗的局面，如此一来，刘秀便能安安稳稳地坐收渔翁之利了。
刘秀对于那些带头闹事的豪强，所采取的处置办法并非是将其斩杀，而是让他们全家进行迁移。
把那些为首的头目迁徙到其他的郡，给予他们田地，并让他们领取官府的俸禄，从而使他们能够安定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开始新的生活。
这称得上是一种极为巧妙且高明的处理方式。其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极为妥善地应对相关情况，在解决问题或者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展现出了独特的智慧与绝佳的策略，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一种处置办法呢。
那挑头的豪强已然离世，可他的家人、族人以及门客等相关人员依旧留在原处。如此情形下，他们极有可能会演变成新的不安定因素，给当地局势之类带来潜在的影响与隐患。
然而要是把这一家人都迁移走，这可就等同于对一大家子人进行惩处了。他们到了新的地方后，没了当地官员给予的庇护，再加上对新环境水土不服，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逐渐走向消亡。
如此一来，既能有效减少对抗的情况出现，又可以不动声色地把那引发祸乱的源头给彻底消除掉，在悄然之间就将可能滋生祸乱的因素化解于无形之中了。
抛掉非黑即白的思维
在职场之中，管理者时常会遇到部分能力颇为出众的下属。这类下属凭借自身能力便能推动团队向前发展，不过呢，他们往往个性鲜明，有自己的脾气与想法。如此一来，便给管理者造成了两难的局面：究竟是对其进行彻底的打压呢，还是干脆就放任不管、任其自流呢？
倘若一味地进行彻底打压，随着时间推移，团队极有可能会丧失生机，发展的动力也会不复存在；而要是选择放任自流的话，那些强势的下属便有可能割据一方，发展到难以掌控的地步，后续的管理工作也会变得十分棘手。
在这个时候，刘秀针对豪强所采取的管理方式，是具备一定参考价值的，是能够被拿来当作借鉴范例的。
刘秀乃是开国皇帝，其麾下不乏诸多久经战阵的精兵强将，然而其中大部分属于豪强势力。他之所以未趁势把所有豪强都彻底击垮，是顾虑会重蹈王莽的覆辙：靠着豪强扶持得以兴起，可在推行改革时却把豪强都给得罪了，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然而，放任不管绝非良策。自西汉中晚期起，豪强势力便迅猛发展，王莽称帝以及刘秀中兴之事皆受其直接影响，彼时豪强已然第一次迎来发展的巅峰状态。要是对此不加以管控的话，整个国家很快就会变得如一盘散沙般，难以凝聚。
当面对处于上升期的对手时，采取直接强硬对抗的方式，显然并非明智之举。毕竟对方正处在上升态势，此时若一味地硬着头皮去刚正面，往往是难以取得好的效果的，所以得另寻更为妥当的应对之策呢。
因此，怀柔所采用的那种阳谋往往是最为行之有效的。
刘秀并未如王莽一般行事，采取那种一刀切的做法。王莽在整个天下全面去推行井田制，如此一来，使得豪强们被逼得毫无出路，最终也只能掉转矛头，奋起反抗了。而刘秀则没有这样做。
刘秀所采用的办法为：持续地进行分化处理，不停地缩小范围。于双方的博弈进程里，把那些豪强势力牢牢地限制于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以此来实现局势的把控与稳定。
首先要做的第一步便是稳住那些支持自身的豪强势力。采用给予高官厚禄的方式进行封赏，凭借这种“仁慈”的做法，尽可能地去稳住一部分豪强，促使他们转变为新王朝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如此一来，在初始阶段，豪强阶层里实力最为强劲的那一批人便被成功分化开来了。
第二步，刘秀采取从外围切入的方式，凭借度田之举去诛杀那些有不法行径的地方官吏，以此来对豪强的根基加以削弱。当诸如开国元勋以及十余名郡守等一部分豪强站出来表示反对时，刘秀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关进监狱并处死。面对这些举措，多数豪强都持观望态度。
第三步所进行的度田举措，其本质并非是要收缴田地，而是意在加以限制，目的在于持续对豪强势力进行分化处理。彼时，有一部分豪强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也正因如此，待到那些被分化过的豪强决定起兵反抗之时，其所能形成的起兵规模相较以往已经大幅减小了。
第四步展开讨伐行动之际，需进一步分化那些持反对态度之人。要在全力动员地方官员积极予以配合的前提之下，针对投降的盗贼施行优惠政策，通过堵截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促使平叛工作能够更为顺畅地开展下去。
在前几轮的筛选过后，豪强里那些负隅顽抗的强硬派已然没剩下多少了，剿灭他们变得轻而易举，没费多少力气就将其全部清除干净，至此，这部分顽抗势力基本被消灭殆尽。
第五步要做好善后的分化处理，使得那些反对者能够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见踪迹。对于那些选择投降朝廷的豪强势力，仅仅是将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安置。如此一来，豪强他们的族人也就很难再产生反叛的心思了，全族人都只能乖乖听从朝廷的安排与调遣。
直至第五轮的时候，刘秀才成功地将口子彻底封上，从而达成了既定目标，那便是把那些起来反抗的豪强势力连根拔除，使其再也无法兴风作浪。
既然那些敢于反抗的豪强都已经被清理掉了，如此一来，在前几轮里一直持观望态度的豪强们，也就只能老老实实、乖乖地顺从，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于是乎，有不少人展开了这样的讨论：刘秀所推行的度田政策，到底算是成功了呢，还是并未成功？这一问题也成了许多人探讨的焦点所在呢。
不得不承认，他达成了阶段性的成功。通过一系列举措，他成功对豪强予以了打压，将豪强里的强硬派彻底消灭。如此一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豪强们都只能依照朝廷所划定的规模以及范围来行事，无法肆意妄为。
在那个时候，豪强阶层才刚刚走过其发展的鼎盛阶段。面对这样的情况，若想要对这一阶层实现有效的管控，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能做到这一点，那真的是极为难得且可贵的。
然而刘秀说到底只是一位开国皇帝罢了，并非是那种以推翻旧有不合理制度、彻底变革社会阶层结构为己任的革命家，所以他身上其实并不肩负着去消灭掉某个特定阶层的重大使命呢。
因此，就维护新生王朝的稳定这一方面来讲，刘秀无疑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高分答卷。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在其统治之下，政治清明，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景象。他采取诸多举措，如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大兴儒学等，使得国家得以从之前的动荡中迅速恢复元气，百姓安居乐业。所以说，“光武中兴”这一功绩，那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刘秀战胜豪强所运用的阳谋，其根本要点在于能够精准地掌握火候，在与豪强的相处过程中不断展开博弈，并且促使其内部不断产生分化，凭借这些举措，刘秀最终达成了战胜豪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