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陲的边境线上，有这样一通碑刻屹立在昭苏县城西南60公里的格登山之巅，北距松拜边防站哨所仅约100米，这就是《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是1761年清王朝平定准噶尔之后乾隆帝下旨铭刻的，而碑亭向西远望几百米处就是中哈边境，我们不仅疑惑，为何如此重要的碑刻为何会屹立在边境之侧？碑刻所在的伊犁又隐藏着什么地缘价值呢？

乾隆帝下旨铭刻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碑亭，岿然屹立于伊犁格登山之巅。

以小见大，从准噶尔部讲起

其实我们都产生了一个错误认知，《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在所立之时并非是在伊犁河谷的边界，而是在中心。这个还要从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讲起。漠西蒙古在明末称厄鲁特，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落，其中杜尔伯特部以阿尔泰山南麓为核心游牧地，和硕特部在天山北麓，土尔扈特部以塔尔巴哈台南麓的塔城盆地。

至于准噶尔部，则是以伊犁河谷为核心游牧地。伊犁河谷作为新疆干旱的沙漠、戈壁间的一片植被葱绿的绿洲，南、北天山向西的“人”字形开口如同喇叭一样拦截了盛行西风带来的、来自大西洋的湿润水汽，使得伊犁河谷的降水充沛，享有“西域江南”之称。所以四部中以准噶尔部的势力最为强大。

不过，当时准噶尔部所游牧的伊犁河谷，并非是当前这5.64万平方公里的伊犁河谷，还包括了如今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外伊犁盆地和伊犁河三角洲，准确说是游牧在伊犁河流域，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由于其他三大部落依附在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山地生活，在地缘板块的完整上远不如伊犁河谷，这也是后面准噶尔部崛起的最大底气。

依托伊犁河谷的富饶，准噶尔部统一了北疆的其他三大部落后，先是向西征服了哈萨克汗国，接着覆灭了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巅峰时期不但攻入西藏，占领了拉萨，而且还一度翻越外蒙的杭爱山袭击了喀尔喀蒙古，兵峰直指赤峰。为此清帝国从1690年便开启了历时三朝、绵延近百年的平叛战争。

直到1753年，乾隆帝实施了平定北疆准噶尔部与南疆回部的战略，史称乾隆“西师”。这场终极之战最终以清帝国的胜出而落幕，中国极西的版图也因此得以确定。乾隆帝为了勒纪这再造帝国的伟大功绩，不但命西洋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意大利）、王致诚（法兰西）、艾启蒙（波西米亚）、安德义（意大利），用写实的西洋画把几次关键的大捷和凯旋的仪式，绘成战争画，还下旨铭刻了《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

也正是此战，清帝国将王朝的统治推进到了中亚地区，为了保持纳入中国版图的新疆地区的稳定，清帝国最终决定设立伊犁将军，以军府制管理新疆。在这种制度体系中，从清中期直到光绪年间，伊犁河谷不只是新疆的地理中心，还是新疆的地缘中心。正是伊犁河谷的巨大地缘潜力，确保了准噶尔部对北疆三大部和南疆叶尔羌汗国的地缘优势。

抬棺出征，左公收复伊犁河谷

在这种背景下，“伊犁九城”应运而生，它们像一座座巨型的烽燧，相互守望；又仿佛一艘艘凝固的军舰，严阵以待。这个兼具军事、政治、经济功能的“城市群”，不仅将广袤富庶的伊犁河谷连成一体，更是让强烈的国家意识深入西陲边疆。因为伊犁九城的出现，新疆广大地区有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并被紧密地纳入中国的国家版图中。

只是当时“伊犁九城”之首，并非是伊宁的前身宁远城，而是位于伊宁以西30公里处的霍城县的“惠远城”（今霍城县惠远乡）。惠远城由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筑建，乾隆帝赐名曰“惠远”，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而之所以东移至伊宁的“宁远城”，则跟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侵占新疆之际，入侵伊犁后将惠远老城焚毁有关。

虽然1876年左宗棠亲率大军涤荡了阿古柏动乱，收复了新疆，但伊犁河谷依然被沙俄侵占着。此时，伊犁河三角洲和外伊犁盆地则早在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被割让。这就意味着如果放任沙俄占据伊犁上游的伊犁河谷，沙俄就拥有了完整的伊犁河流域，其形势如同当年准噶尔部占据整个伊犁河流域一般，将确定对北疆和南疆的地缘优势，如此新疆的局势危矣。

伊犁河谷将成为沙俄进一步入侵北疆和南疆的基地，面对此等野心必须要坚决扼杀。为此1878年清廷派崇厚与沙俄谈判归还伊犁河谷的问题，结果在沙俄的软硬兼施下，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不仅让伊犁河谷丢了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还要额外出500万卢布购买被洗劫一空的伊犁九城。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清廷遂改派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重新谈判，而69岁的左宗棠拖着病躯，抬棺出征，亲率大军进驻哈密，最终沙俄迫于形势作出让步，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河谷大部，只是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小部分被侵占。同年清廷在惠远旧城以北7.5公里处修建了惠远新城，但此时的惠远新城已经紧邻中俄边境，不再适合作为新疆的军政中心。

所以1884年新疆建省后，省会改设在了北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不过此时的惠远新城依然是一座军事重镇，直到民国年间还在发挥作用。现在在霍城县惠远镇还能看到钟鼓楼，这是惠远新城保存最完好的历史遗迹。而宁远城（今伊宁）因远离边界和处在伊犁河谷中间位置的原因，成为了伊犁河谷新的地缘中心。

从全盘看伊犁河谷的地缘价值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责备当年紫禁城里的掌权者短视，危机感不强，应该在沙俄侵入中亚时就加强对伊犁河中下游的控制力度，将沙俄的势力阻挡在巴尔喀什湖西岸，那么即便到了近代不得不失去伊犁河三角洲，也能保留住外伊犁盆地（地缘中心就是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如此中国将拥有对后者的绝对地缘优势。

但此一时彼一时，按照现代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完全可以轻松做到，但放在两百多年前，对于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草原的清帝国而言，能将统治势力延伸到伊犁河谷已经做到了极致，放在尚未解决北亚游牧体系的大明朝时，其统治“西极”也才到河西走廊。这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左公的塞防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正是新疆是中国西北的战略屏障，丢失了新疆，中国的战略防线将后撤千里，而保住了伊犁河谷，便可以避免沙俄依靠伊犁河流域的富饶做大，对北疆和南疆形成地缘胁迫；同时收复了伊犁河谷，一方面让东方大国掌握了伊犁河上游的水源“阀门”，能居高临下对外伊犁盆地和伊犁河三角洲形成地缘优势，另一方面也为东方大国恢复实力后再次经略中亚保留了立足之地。

对于这种分割，沙俄当年是万般不满的，这种不满源自地缘上的不安全感，因为从北面的斋桑泊、阿拉湖到外伊犁盆地的卡普恰盖湖，从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到伊犁河，这些赋予外西北水草地生机的河流几乎都源自中国一侧，上游几乎都在中国境内，再加上从阿尔泰山到北天山之间并没有完整的山脉形成地缘阻隔，额尔齐斯河谷、额敏河谷和阿拉山口这三大缺口都为东方大国未来深入中亚腹地提供了通道。

这对精于地缘研究的俄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此时的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发生在1853年至1856年，俄军损失52.2万余人，耗资约8亿卢布，沙俄向欧洲扩张的政策就此终结）的惨败中尚未恢复，不敢无视左宗棠视死如归的开战准备，只得将吞下的伊犁河谷吐出。但这并不代表沙俄从此对伊犁河谷不再有想法。

实际上，此后的一百年里，沙俄及其继任者曾不断试图渗透伊犁河谷，但都被左宗棠、刘锦棠、杨增新等人所抵挡。不过这种抵抗也相当危险，因为蒙古高原对于中国掌控新疆至关重要。不过幸运的是，当外蒙古最终从东方大国的板块分出去之时（1946年），东方大国的新时代已经露出曙光，因为1949马上就来了，伊犁河谷再也无虞。

只是乾隆帝当年为了彰显武功的《平定准葛尔勒铭格登山之碑》则永远矗立在了边界的中方一侧，诉说着当年东方大国的辉煌。

上期回顾：伊犁河谷（上）：大西洋气流滋润的西域江南，天山夹持的中亚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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