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7月2日，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朝的首都长安城太极宫的北门——玄武门附近，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杀死，史称“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结束后，李世民同样没放过他的侄子们，他下令杀掉了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所有的儿子，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放过。

除此之外，他还命人在皇家宗室的名册上删除了所有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子嗣，也就是说我李唐皇室就没有过这些人。

这样做很残忍，但是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从李世民稳定自己统治的角度来讲也是必要的，必须要消灭政治对手的家人的肉体，否则难免这些人之后不会复仇，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会成为一面旗帜、一个号召。

如果日后一旦有人打出旗号，说要为太子报仇，而太子的后代还活着的话，太子的后代就会被这些人所拥立，这对于李世民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才要斩草除根。

公元626年7月5日，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天，唐高祖李渊立秦王李世民为皇太子，又颁布诏书说：“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委托太子处理和决定，然后再报告给我。”

三个月后，李渊正式宣布退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之位。

唐太宗李世民

对于李渊来说，玄武门之变后他的这些做法、下达的命令，无论是接受李建成、李元吉被杀的事实，还是立李世民为太子，最后甚至早早地就把皇位让给了李世民，都不会是他心甘情愿的。

但是他没办法，此时的他已经大权旁落，被李世民控制了，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自己的性命恐怕也不一定能保住。对于李渊此时的处境，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写得很好：“此时的李渊面临的选择就是，如果他不想过早地结束自己的自然生命的话，他就要提前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我觉得李渊虽然是一位皇帝，但是他也想做一个好父亲，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和睦相处，不要发生隋朝时杨勇、杨广那样的悲剧，所以他极力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

当他知道无法调和后，甚至想过让李世民去洛阳，设置天子的旌旗，允许他管理陕州以东的广大地区，这就有点裂土封王的意思了。大唐的天下，你们兄弟两个人一人一半。

但是他这样做不仅不会让兄弟二人和睦相处，反而会加剧二者之间的争斗，李建成怎么可能会允许这天下还能有事实上的第二个皇帝呢。李世民战功赫赫，手握重兵，深受李渊的倚重，是你李渊不断地提高他的政治地位，给了他成为太子的希望，他又怎么可能会因为你的这些做法就放弃皇位呢。

唐高祖李渊

在处理兄弟二人的争端时，李渊可能是一个好父亲，但却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父亲身份压过了他的皇帝身份。他过于优柔寡断，对于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斗，总是搞平衡之术，而不是迅速决断。

这里我大胆说几句，要不你李渊就确定了李建成就是太子，谁都别想动摇，你李世民功劳再大也只是臣子，我要想办法抑制你的势力，以免威胁太子的地位。

或者认为李世民确实比李建成优秀，那就废掉李建成，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李渊出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做，最后导致了玄武门之变的爆发，李渊是有责任的。

在登基还不到两个月后，李世民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出葬那天，李世民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

身为李建成旧臣的魏征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之地，李世民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幕僚属官都去送葬。贞观十三年（639年），李世民封自己庶出的皇子李福为赵王，过继给李建成为嗣。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正式下诏恢复了李建成皇太子的封号。

李世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出于稳定人心的政治需要，因为当时朝堂之中有不少人当初都是太子的人，虽然你现在掌权了，但总不能把这些人都杀了，都不用吧。你还是要用他们，因此还是要安抚稳住他们。他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这些人，自己的宽容大度，自己将尽弃前嫌，你们从此之后好好给我效力就行。

不过，也许其中也掺杂了自己的一些私人感情，就是想弥补一些心中的愧疚，毕竟自己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大哥，而自己的大哥并不是那种十恶不赦的人。

玄武门之变虽然结束了，但是它造成的影响却没有结束，它最终影响了贞观之治。首先，没有玄武门之变，就没有贞观之治。因为不通过这场政变，李世民就当不了皇帝，也就无法开创贞观之治。

其次，它也促使了李世民在主观上励精图治，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因为李世民希望人们能够淡忘玄武门之变，忘记他是通过政变上台的，他弑兄杀弟、逼迫父亲退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在古代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因此他希望人们对他能够多一点正面的记忆，那他怎么做呢？他只能把天下治理得更好，让大家能看见他的更多的正面成绩，让别人知道，他配得起这个皇位。

就像一个人做了坏事，心怀愧疚，在别人心中留下了坏印象，那他应该如何挽回呢？那就是做更多的好事，这样他在别人心中的正面印象才会压过负面印象。

关于李世民这个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隋唐史专家蒙曼老师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李世民的企图心特别强，很想成就一番事业，他从十八岁就开始参与建国，在参与建国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自己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就觉得我如此优秀，我功劳这么大，为什么我不能够当皇帝，难道只是因为自己不是嫡长子。

从而产生了这样一种愤懑之情，于是他和太子争权，并最终通过玄武门之变当上了皇帝，但是仍然是因为他企图心特别强，他不满足于只是当一个皇帝，他要当一个伟大的皇帝，于是多年来励精图治，开创了贞观之治，流芳千古。

刚刚咱们谈到了一个词：嫡长子继承制，这是皇位继承制度中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也就是说皇帝正妻（皇后）所生的长子拥有皇位的优先继承权，这个制度遵循的原则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立嫡以长不以贤”就是说，皇位继承人必须是皇后所生的儿子，皇后所生的儿子是嫡子，如果皇后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没有争议了，但是假如皇后有好几个儿子，那么谁最先出生的就立谁，而不管他是不是贤能，是不是有做皇帝的能力。

“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就是，皇帝除了皇后还有很多的妃子，这些妃子生的儿子是庶子，即使庶子比嫡子出生的早，那也要立嫡子，因为嫡子是皇后所生，地位更加尊贵。除非皇后没有儿子，或者她的儿子死了，这才轮得到嫔妃生的儿子也就是庶子来继承皇位。

嫡长子继承制是自西周时期开始确立的，之后数千年以来，无数的王朝都沿用了这个制度。李世民虽然雄才大略，是当皇帝的绝佳人选，但是因为不是嫡长子，所以一开始没被立为太子。

当然纵观历史，这样的例子不止他这一个，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嫡长子继承制是一个不好的制度，因为它无法为这个国家挑选最合适的管理者，他们认为选择皇位继承人应该以才能为先，而不是根据身份。

但其实古人这样做，是有自己合理的考虑的。近代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先生，曾经在《殷周制度论》中关于这个问题有过论述，他的意思是说：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标准最注重的是必须确保继承的稳定性，因此制定的标准一定要是没有争议的那种，嫡长子继承制就满足了这种要求，谁是正妻生的长子，一目了然，没有争议。

如果要是根据才能选择继承人的话，就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主观的标准，谁有才？谁更贤德？如何评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容易产生争议。

所以古人不是不知道传位于贤德之子的好处大于传位给嫡子，用人应该根据才能而不是个人的身份资格，但始终不用后一种方法取代前一种方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以主观标准为判断就容易发生纷争，使国家陷入混乱，所以权衡利害关系，两害相权取其轻，最终采用了嫡长子继承制，并沿袭了数千年。

即使是李世民也是这样，李世民不满意因为嫡长子继承制，导致自己只能靠宫廷政变的手段上台，但是他登基后还是沿用了这个制度，立自己的嫡长子为皇太子，因为他很清楚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

这件事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不要处处认为自己比古人聪明，觉得这个事情的弊端这么明显，古人为什么不改变做法呢，看来还是不够聪明。

你要相信，那些人不是傻子，尤其是那些能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关键作用的人更不是，你能看出的问题，人家未必看不出来，人家能看出来，但是还是选择了固有的做法，肯定是有人家的考虑和理由的。我们在看待历史时，始终要学会理解古人的无奈和不得已。

贞观二十年，李世民下令修《晋书》，他在司马懿的传记里，亲自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史评：“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意思就是说，古人说过：“即使你连续做了三年的好事，知道的人还是会很少；但是你只要做了一天的坏事，这件事很快就可以传遍天下。”难道不是如此吗？

这段史评是李世民评价司马懿的，也许李世民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也联想到了自己，才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他知道，无论自己日后的政绩有多么的辉煌，玄武门之变都成为了他一生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得位不正的阴影，始终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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