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的《特赦通知书》撤销，“起义将领”身份被“恢复”，但他自己觉得还是不去取那张“起义将领证明”为好：“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跟沈醉同一批恢复起义将领身份的，还有原暂编五十二师少将副师长欧阳午（1960年特赦）、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严翊（1963年特赦）、华中区桂北军政区少将副司令霍冠南（曾任张淦第三兵团司令部参谋长，1961年特赦）、西康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王靖宇（1964年特赦）、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司令马瑛（1961年特赦）、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苏本善（抗战期间曾任浙江保安部队第三纵队中将司令，1961年特赦）。

苏本善是起义后去香港执行情报和策反任务时被误解而又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其他从欧阳午到马瑛等人，都是正式参加了起义，抓捕余程万、李弥、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的名单，就是马瑛亲自拟定的。

沈醉的回忆录中两次提到马瑛，一次说马瑛是卢汉的“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另一次说马瑛是“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在镇压学生和“九九整肃”两次行动中，马瑛都不肯下手，最后是何应钦的侄子、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做了恶人。

沈醉说何应钦无子，何绍周就成了何应钦的“过房儿子”，很多人都称其为“何衙内”，是一个极反动极凶残的家伙，但却是沈醉的好朋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沈醉能跟何绍周成为“挚友”，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后又跟李弥、余程万等人“结义七兄弟”伺机反扑，这可能就是沈醉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起义将领的主要原因，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沈醉起义是否真心、他跟另外六位“起义将领”有何不同？

在聊沈醉起义是否真心之前，咱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另外六位，其中的苏本善、马瑛已经说过了，跟沈醉同在1960第二批特赦的原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参加了长春起义，但却是曾泽生重点防范的对象。

原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起义后任解放军第五十军一四九师师长）回忆：“第六十军所属除了第一八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之外，还有一个特务部队改编的暂编第五十二师。起义前我们对该师是保密的。起义发动时，才借开会为名把该师师长李嵩和三个团长召到军部扣押起来，责成该师副师长欧阳午说服部队官兵参加起义。后来他们在第一八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的监视之下，同时撤出长春。”

欧阳午虽然不是主动起义，但起义后也没有反叛，所以他恢复起义将领身份并没有问题，但是严翊就有问题了。

严翊在担任十六兵团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师长期间参加了淮海战役，并在混战中逃脱。严翊后来写了一篇《第一二四师的挣扎和溃灭》，证实了他是率部逃跑而不是缴械投诚：“第十六兵团通过第二兵团部队所在地，看到他们无有动静，不像准备突围的样子。走出他们警戒线不远就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子弹射击，这才知道已陷在解放军的包围中。到处喊话，打枪，辨不清敌友方位，只好躲着子弹，摸索着走。我带着几百人就这样混出包围圈，逃不出来的就被消灭了。”

据时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的文强（《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回忆，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率卫士数人化装逃到武汉，参谋长张益熙在突围时被解放军击毙，“只有第四十一军严翊师的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在西窜途中也被解放军骑兵冲散”。

老蒋后来重建第十六兵团，仍以孙元良为司令，严翊也晋升为四十七军中将军长，董宋珩的外甥兼警卫员袁南峋在《董宋珩带领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和十六兵团起义的经过》中提到了严翊：长腿将军孙元良再次逃跑后，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兼任十六兵团司令，并在1949年12月21日率部起义，严翊参加了起义，最后却成了麻烦制造者。

十六兵团起义后，四十七军一二五师师长裴元俊（据说是严翊的嫡系）反水，杀害了全师的军事代表和指导员，准备把军队拖到西康山里去打游击，解放军出动三个师把一二五师包围并将叛变者全部逮捕，他们交代幕后主使就是四十七军军长严翊：严翊不但知情，而且派了军部作战科长徐镜波带着军用地图代一二五师其参与指挥，于是严翊就被抓起来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刑期未满，就在1963年4月9日跟康泽、孙渡等人一起特赦了。

严翊降而复叛，虽然没有参与杀害解放军代表和指导员，但也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被判刑并提前特赦，对他来说也并不冤枉，同样不冤枉的，似乎还有一个给张淦（就是《特赦1959》中的蔡守元）当过参谋长的霍冠南。

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和参谋长霍冠南都是白崇禧嫡系，白崇禧兵败大西南时在衡州召开军事会议，“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及参谋长霍冠南主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兵团司令官夏威及长官公署参谋长徐祖贻则主张退，白崇禧偏向主战。”

白崇禧败逃去台，张淦被俘，霍冠南以桂北军政区副司令的身份，与司令周祖晃带着五千残兵在桂北百寿地区继续活动，周祖晃起义后出任桂林军区副司令员，霍冠南不知为什么却进入功德林跟张淦做了同学，还写了《回忆桂北军政区的和平改编》。

霍冠南于1961年与苏本善、廖耀湘、林伟俦一同特赦，这七个恢复起义将领身份的战犯，王靖宇特赦最晚——他是1964年12月28日的第五批，同一批的还有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该批特赦名单，王陵基排名第一，王靖宇排名第二。

王靖宇跟沈醉在重庆带过一段时间，后来又一同进了功德林，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我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四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也知道这三位起义后都在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委员一级的要职，怎么偏偏王靖宇进了战犯管理所？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王靖宇跟严翊一样，都是部下起义后又发动叛乱，他也跟着受了挂落……

沈醉之外的六个“起义将领”盘点完了，咱们最后该说沈醉了，沈醉是不是真心起义，他在《我的特务生涯》中用四个字给出了答案：“被迫起义！”

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并命令手下特务放下武器、停止活动，自己却没有消停，他在《军统内幕·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中回忆：“李弥发起，我们七人应结为患难兄弟，李、余（程万）两人虽已发表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们对没有行动自由仍感到不满意。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沈醉的很多回忆录，都是在1980年前写的，他在那些回忆录中比较如实地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和行动，白纸黑字放在那里，所以他认为自己还是不要那个“起义将领”身份为好，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这七个人的事迹，应该也有一些了解，那么在您看来，沈醉应不应该算起义将领？王靖宇和严翊是被部下牵连，还是他们自己也起了反心？沈醉不要“起义将领”身份，是不是还有其他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