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5 岁的杨长林不慎被人贩子拐走，直到 40 年后他踏上了回家的路。
但是回到家的他却惊讶地发现，家里居然还有一个“自己”！
这是怎么回事呢？
“警察同志，我想找我的家人。”2023 年 3 月 28 日，河南南阳的李建刚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
“哦？您说说具体的情况。”接待他的是肖振宇警官。
“我是 1980 年在湖南被拐的，那时候我 5 岁。我爸叫杨天怀，我妈叫刘兰英，我还有两个姐姐 ...”李建刚说着说着，声音开始发抖。这些话他已经在心里默念了几万遍，就怕哪天忘了。
肖警官很快就查到了线索，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确实有这么一家人。可是，当他打电话联系杨家的大姐时，却听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
“我弟弟？我弟弟杨长林一直在家里住着呢，你是不是搞错了。”大姐杨秋菊说得斩钉截铁。这下可把肖警官给难住了。
杨秋菊本来以为肖警官是个骗子，可是肖警官说的每个细节都对得上：父亲杨天怀的脾气、母亲刘兰英的长相、家里养的那条黄狗、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甚至连杨秋菊姊妹俩的名字都一个不差。
听到这这些之后，杨秋菊瞬间崩溃了，哭着表示李建刚确实是她的弟弟；
“要不，还是做个 DNA 鉴定吧。”肖警官建议道。
一个月后，DNA 报告出来了：李建刚确实是杨家的儿子。这下更让人想不通了：既然李建刚是杨家的孩子，那杨家的那个一直生活了 40 多年的“杨长林”又是谁？
...
“那时候我爸总喝酒打人。”说起童年，李建刚的记忆里全是父亲杨天怀的拳打脚踢。
1980 年冬天，新晃县下了场大雪。那天杨天怀又喝醉了，把刘兰英打得鼻青脸肿。刘兰英实在受不了了，带着二女儿回了娘家。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5 岁的杨长林天天问大姐。
“过两天就回来了。”大姐只能这样安慰他。
可是等了好几天，妈妈还是没回来。小长林心想：我得去找妈妈。
那天早上，趁大姐去挑水的功夫，他偷偷溜出了家门。在火车站，他遇到了一个自称叶国成的男人。
“小朋友，你去哪啊？”叶国成蹲下来问他。
“我要找妈妈。”小长林说。
“我知道你妈妈在哪，我带你去找她。”叶国成给他买了个馒头，又买了瓶汽水。
就这样，叶国成把他带上了火车。
“那趟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现在的李建刚回忆说，“我记得火车上特别挤，到处都是人。我哭着要找妈妈，他就说再哭就把我扔下去。”
火车最后停在了河南内乡县。叶国成把他卖给了当地一户姓吴的人家，换了 500 块钱。
就在小长林被拐的那段时间，刘兰英在娘家也坐不住了。她想着家里还有个小儿子，就赶紧回了家。
可是回到家，却发现儿子不见了。
“你把我儿子弄哪去了？”刘兰英质问杨天怀。
“我哪知道？你自己跑了，现在回来问我？”杨天怀还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刘兰英急得四处找人问，问遍了邻居，翻遍了村子，可是哪里都找不到小长林的影子。她报了警，但那时候找孩子哪有现在这么多办法，找了几个月也没消息。
而杨天怀不但不帮着找，反而变本加厉地打骂她。“是你把儿子克没的！赶紧给我把人找回来！”他一喝醉就拿拳头说话。
母女三人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逃到了贵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刘兰英想到了一个主意：把自己娘家兄弟的儿子刘绍标抱回来，谎称是杨长林。
就这样，刘绍标成了“杨长林”，杨天怀竟然也没有怀疑。
刘绍标就这样在姑姑家扎了根，和两个表姐也处得像亲兄妹一样。这个秘密，成了母女几人心里深埋的伤痛。
“我妈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弟弟。”杨秋菊后来说，“她临终的时候还在念叨着：‘我那个小儿子，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
再说小长林这边，他在吴家待了半年，又被转手卖给了刘家。刘家对他不好，天天打骂，干不完活就不给饭吃。
“那时候我就想，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李建刚说。
直到 1982 年，他遇到了李来应。
李来应是个开拖拉机的，那天路过刘家，看见小长林在地里干活，浑身都是伤。
“你这孩子，是不是自己家的？”李来应问刘家的人。
“捡来的，不要管。”刘家人不耐烦地说。
李来应看不下去，就跟刘家商量，说要收养这个孩子。刘家想着反正是个累赘，就同意了。
就这样，小长林有了新名字：李建刚。
“我爸给我取这个名字，说要我建设国家。”李建刚说起养父，眼睛里都是光。
李来应夫妻没有孩子，把李建刚当亲儿子养。给他买新衣服，送他上学，教他开拖拉机。
“我记得第一次穿新衣服，整整照了一天镜子。”李建刚笑着说，“那件蓝色的棉袄，我一直记得。”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李来应夫妻虽然不富裕，但把仅有的都给了这个捡来的儿子。现在的孩子可能想象不到，那时候能上学、有新衣服穿，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2023 年 5 月，DNA 结果出来后，肖警官组织了一次见面。
杨秋菊和二姐先到的。她们站在新晃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他真的是我弟弟吗？”杨秋菊问肖警官。
这时，李建刚走进来了。他穿着件普通的格子衬衫，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离家前全家唯一的一张合影，被他带在身上 40 多年了。
“大姐 ... 二姐 ...”李建刚喊出这两个词，声音哽咽了。
杨秋菊愣住了。她仔细看着眼前这个将近 50 岁的男人，突然想起了那个总是跟在她屁股后面要糖吃的小弟弟。
“你 ... 你还记得咱家院子里那棵柿子树吗？”杨秋菊试探着问。
“记得，我摘柿子的时候还从上面摔下来过，把膝盖摔破了，大姐你用草药给我敷的。”
杨秋菊再也忍不住了，冲上去抱住了弟弟。
见面的第二天，刘绍标主动来找李建刚。
“对不起，我占了你的位置。”刘绍标低着头说。
李建刚看着这个和自己同名 40 多年的表哥，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谢谢你这些年照顾我爸妈。”最后，李建刚说。
“我 ... ”刘绍标解释道。
“我知道，大姐都跟我说了。”李建刚拍拍刘绍标的肩膀，“这不怪你，谢谢你 ...”
现在，李建刚经常往家里跑。他给杨天怀买了个血压计，杨天怀现在早就不喝酒了。他带着养父母李来应夫妇来认亲，两家人处得和和睦睦。
“我这一辈子有两个家，都是真心待我的。”李建刚说。
刘绍标还是住在杨家，李建刚说，那是他的家，他不能抢回来。
“咱们是亲兄弟。”这是李建刚常说的话。
每到周末，李建刚就会来到风雨桥上吹口琴。那是他在李家生活时学会的，现在成了他抒发感情的方式。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李建刚说，“现在想想，我是幸运的。有两个爸妈疼我，还有个表哥帮我照顾家里这么多年。”
写在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