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一艘来自欧洲的豪华客轮在上海码头靠岸。它不仅惊动了租界的工部局，同时也让上海一个秘密的非政府性组织振奋不已。

远方的来客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

此时，马林作为“赤色分子”，正受到几国警方的分段监视，但这位素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特使”，还是与中国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接上了关系。

20世纪初的上海，它既是一个中国最繁华的商埠，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密集的中心城市。

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夏秋，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在各大城市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组织，上海是建党最早的城市，起着发起中心的职能。

随着陈独秀被逼离京，坐镇上海，并担任上海支部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在“南陈北李”的积极活动下秘密发展。

一年前，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时，就基本认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基本成熟！

马林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的又一次催生。

遗憾的是马林在上海既没见到陈独秀，也没会晤李大钊。李大钊远在北京，而陈独秀则在年前应广东政府之聘到广东省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离开之后，书记一职交由从东京留学归国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的李汉俊，后又由李达担任，这位同样从东京留学归来的编辑此时正从事党的联络组织工作。

炎炎盛夏，李达和李汉俊向马林汇报了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活动过程和组织状况，并商定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

随即，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李达连夜起草信件，函告陈独秀、李大钊，同时向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旅日党员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出两名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几乎同时，全国各地共产党秘密组织收到了上海的召唤！

毫无疑问，“南陈北李”是建党的核心人物。但历史的偶然与巧合，陈与李都没能到会。而另外13名代表在必然与际遇之中，走进了历史的舞台——

北京西城区，由北京大学几个早期党员组织的一个暑期补习政策班，在邓中夏、张国焘和刘仁静的操办下，显得很热闹。收到上海来信后，他们公举李大钊出席。

不料，由于李大钊担任北京八校教职员联谊会主席，暑期活动正多，他建议由邓中夏带人参加，可邓因少年中国也有组织活动，机会就转让给了当时很活跃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和刘仁静。

武汉接信，党组织经过推选，由创办武汉中学的董必武和担任英文教员的陈潭秋出席会议。

长沙当时处在军阀高压统治所形成的白色恐怖之下，代表是秘密确定的，他们分别是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和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

济南的两名中学生很幸运，他们的名字是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党组织方面，陈独秀正好南下广州建党，理应由他本人到会，同时也推荐了另一名编辑陈公博。不料，陈独秀因筹集一笔建校的资金难以成行，只好由他改派从上海来邀请陈独秀回沪的包惠僧与陈公博赴沪。

旅日留学生党员只有两名，一名有事缺席，到会的是周佛海。

从是年6月底开始，应邀出席一大的5名学生、2名教师、2名职员和4名编辑记者共计13名。他们从四面八方、陆路水路，分别赴沪。到达上海的时间有先有后，他们大多寄宿于已经放假的博文女校。

7月23日，在上海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家中正式开会。会议开到30日，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追踪和侵扰，会场移至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

一大分析了形势、报告了各地工作、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最为关键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从1921年夏宣布中共成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已走过102个夏天。102年间，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目前已发展成为有党员9800多万名，在所有世界政党中成为第一大党。

而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这13个人的小型秘密集会，作为改变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文明与进步、信仰和宗旨的标志，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被载入了光辉史册……

在出席一大的当年，这13位代表中年龄最大的当数何叔衡，那时已44岁；最小的是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居中，时年28岁，正巧是13人的平均数。

当时的一大代表，真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然而，革命队伍在艰苦复杂的奋进中，犹如大浪淘沙，一大过后不几年，就开始分化。面对着不同环境的考脸，各自有了不同的选择，分道扬镳，各有所终：有的奋斗终生，有的勇赴刑场，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半途离去，有的误入歧途，有的公然背叛……

鲁迅说得好：“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