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约十岁的时候，开始去井上挑水。

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老是忙得回不了家，逢到母亲生病的日子，挑水的事就落到了我和哥哥身上。哥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他小时腿受过伤，我就不能过多地累着了哥哥。

当时，我人又瘦又小，两只木桶就显得又高又大。我去挑水，只能挑回两半桶。从井上到家的一里多路上，少说也要歇三四次。脚下也不怎么稳当，晃来晃去的，惹得村上的叔叔婶婶看见了，就说起那个人人皆知的谜语逗我——“三个娃娃一般高，清早起来洗一澡”。说罢笑罢，看我踉踉跄跄地走远，他们只好摇摇头粲然一笑。

我们那里是平川，没有泉，只有井。井口有一米见方大小，是很厚很大的料石围成的，井沿上早已被不知多少朝多少代的井绳磨得溜光，且有着很深的凹槽。井边长着一棵粗大的柳树，扑出很大的一片阴凉。柳树喜潮湿，老了依然生机勃勃，垂下密密的柳丝，上面鸣叫着伺机落下来饮水的白脸雀、斑鸠什么的；井边还有一间小神龛，里面供着一尊五官已经模糊的神像，也不知是水神还是井神，村里人都说不出，只知道是一尊好神。井边的柳树下，往往会站着几个来挑水的人，水拔上来了，放在那里，却不愿先挑着回家，要站着说几句闲话。我们那里桑很少，麻也很少，张家女人李家汉子就说些下猪娃、下狗娃、赶场、补锅、蒸面皮之类的杂事，井边就成了村里人交流的一个场所。

在我刚试着去挑水的时候，把空桶下到井里，桶老是浮在井里的水面上，舀不上水。这时，就有同样来挑水的教我如何摆桶。他说：“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右一下，松手！”在他说松手的时候，桶就倒了，就舀到水了。水舀得太满，不容易拔上来，只好再左摇右摇将满桶水摇出半桶再拔上来。有时，去挑水了，却怎么也摆不倒水桶，急得汗水都出来了，可等过很久，还是遇不到来挑水的，就很有些惆怅。二次挑水时，只好带上坠井石。坠井石是一块环形的石头，套在桶梁上，由于桶梁上重了，桶就能自己翻倒舀水。就这样大概过了半年，我才学会了摆桶，才不再和那些笨人一样带坠井石去挑水了。

从井里朝上拔水桶是很累也很危险的事，村里隔三年五载就有人不小心掉到井里的。

到了旱季，井水的水面深到一丈，甚或两丈，井绳要用长的，挎在腕上就是一大盘。每拔一桶水上来就得喘几口气，头也昏了，腰也痛了。

在许多个清晨，不等别人来挑水，自己先去挑第一挑。水拔上来，井水蓝蓝的，里面映着星星月亮，就有些激动，先蹲下来，歪着脖子喝两口，再歪着脖子喝两口，真是沁人心脾。挑水晚些，携同水桶、井绳会带下去一些脏东西，在短时间内来不及沉淀，井水可能就不是那么清亮了。

挑水最困难是下雨的日子。雨刚下一天两天，婆就把大桶小桶、大盆小盆都摆在屋檐下，看成线的檐水落进桶里、盆里，再一桶一盆里倒入水瓮。等到天不下雨了，瓮里的水用完了，就得到井上去挑。去井上的那一段路哪里是路啊，简直就是一截酱缸，泥巴烂得能陷没人的脚和小腿。

记得我们西边的邻居家每逢这种日子，两口子要吵架。男的说：“你比我大两岁，我叫你姐的，你得体谅兄弟啊！”女的就回敬：“姐老了，还不体谅老姐？”三说两说就吵开了。最后往往是当姐的去挑水，惹得邻居都骂那男的是懒汉是小人。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冬天，母亲都要到井边去洗衣服。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可是井里冒着白白的热气，拔上来的水没有那么入骨。母亲有时在井边洗一家大大小小的衣服，有时淘几天用的红白萝卜、葱蒜香菜……尽管井水有些热，可母亲的手几乎在每个冬天都会红肿、皲裂，流血再流血。那时，还没有谁家有塑胶手套，母亲就把膏药块捏成细条塞进手上的血口里堵着血，继续洗啊洗的，直到春天到了好久，母亲手上的伤才会慢慢痊愈。

那时，我们村少说也有近四百口人，全指望那一口井供水。那口井从来没有枯过，水旺旺的，似乎总是清清洌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口井更和一个村子里的人命运攸关，井水里的微量元素天长地久地影响着村里大大小小人的身体和智力，当然也就影响着一村人祖祖辈辈的存在和发展。

这样想来，那口井还真是一口好井，因为我们村在古时出过一些人物的，解放前村上也出过几家大户，名气很大，后来，村上更是考走了不少大学生。

井，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字眼；去井上挑水，是一件神性的事情。

人是不可能轻易离开井的，除非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即便“背井离乡”，依然是离不开井的。

想起井，想起挑水，我就会沉入一大片幻想中。我甚至在想：就让我是一口井吧，就让我的文字是一口井吧，蓄着永远清凉、甘洌的井水，不浑不枯！

（文/黄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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