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9月开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发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也要被迫下野了。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竟抢先任命已被夺去军权的抗日名将薛岳回广东去当省政府主席，同余汉谋的广州绥署主任组成双簧档，企图给即将代理总统职位的李宗仁制造点麻烦，以便自己幕后控制。

当时很多人对薛岳此行并不看好，认为他前景堪忧。但薛岳却把此行视为重揽军权的难得机会，一到任便提出“广东人民大团结”的口号，大力搜罗旧部，扩充军队。

不久，南京政府败退广州，蒋、桂矛盾更加激烈，新桂系的策士们适时提出“两广合作”搞掉老蒋的主张，得到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及广州绥署主任余汉谋等粤系宿将的响应。

撤换蒋介石安插在广州的党羽，自是“两广合作”题中之义，于是薛岳慨然下令，免去原广州市市长欧阳驹的职务，由老粤系宿将李扬敬接任；免去原广州警备司令兼市警察局长黎铁汉的一应职务，由张发奎的部属朱晖日继任。

与此同时，桂军第十兵团谭何易部调防韶关，协助粤军“拱卫首都”。

蒋介石的耳目遍布广州，焉有不明察秋毫之理？

何况黄埔第一期出身的黎铁汉曾当过蒋的侍从武官，是嫡系中的亲信。薛岳敢向黎铁汉开刀，在蒋介石看来，距离公然造反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

不久，怒气冲天的蒋总裁从台北直飞广州，到达的第二天便将薛岳与余汉谋召去，声色俱厉地斥责道：“你们反对我，就是背叛党国！”

1953年秋在香港，谈及当年粤桂反蒋经过时，张发奎对梁说：“我曾向德公（李宗仁）建议，蒋介石一到广州，就把他抓起来。德公怕，不敢这样做，结果屈居下风。”

这件事让张发奎遗憾终生。

余汉谋本来是不敢反抗蒋介石的，薛岳比较强硬，但手下无兵无将。他的广东省政府主席，也是蒋介石1949年1月宣告引退时委派的，他对蒋介石也有畏威怀德之感。

经过蒋介石一顿咒骂，薛岳也噤若寒蝉，不敢再谈两广合作反对蒋介石了。

1949年10月14日清晨，薛岳和余汉谋、李扬敬等人乘船离开即将被解放的广州，前往海南岛，仍以“广东省政府主席”身份兼任“海南防卫总司令”。

即使到这一步，新桂系也没放弃“两广合作”争取美国支援而把海南岛建成粤桂自大之基地的设想。

当李宗仁于12月由香港乘飞机去美国前，陪“代总统”同机赴美的粤系宿将李汉魂还让梁升俊赶去海南，面交他写给陈济棠、余汉谋和薛岳的亲笔信，信中强调李宗仁去美国求援，一定有收获，希望陈、余、薛坚守海南岛，作为日后卷土重来的本钱。

但是没过多久，白崇禧便在李品仙的怂恿下去到台湾，从此再也未离开台岛一步。

新桂系散了架，“两广合作”就此失败，何况陈济棠与余汉谋对反蒋的兴趣本来就低，而热情最高的张发奎又远在香港，于是孤掌难鸣的薛总司令只得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控制，死心塌地为其防守海南。

1950年4月17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以三个军的兵力，跨过琼州海峡，只用六天时间，便把薛岳自诩为“铜壁铁墙”的三道“伯陵防线”打得溃不成军，薛总司令赶在红旗插遍全岛之前，飞往台湾。

由于海南失守被蒋介石粉饰为战略“转进”，他没有因此遭受公开谴责，其后更晋升为一级上将。但是他在广州的某些表现，蒋介石没敢轻易释怀，所以一级上将只得到“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以习字、打猎消磨时光。

即使这样，蒋介石还担心他和李宗仁等人有暗中来往。

大约在1952年，薛岳和白崇禧两个人的住所均遭特工检查，翻箱倒柜，连地板都被挖开彻底搜查一番。

薛岳和白崇禧打电话质问蒋介石，蒋回答说：“知道此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

实际上，只有薛、白两家如此。

直到1958年6月，陈诚继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才邀请薛岳当了一任政务委员，其实际作用仅作门面。而薛岳本人的从政兴致也提不起来了。

1990年2月，沉寂多年的薛岳忽然以“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开幕典礼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使命是为主流派当选“总统”点缀。

1998年5月3日，薛岳在台湾辞世，享年102岁。

参考资料：《中国国民党二百上将传》（兰州大学出版社）、《薛岳传》（珠海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