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安”这个地名的来源，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弟成娇封长安君，这时的长安只是个一般的集镇，叫做“乡聚”。汉高帝封卢绾为长安侯，汉定天下才改为县叫它做“万年”，属京兆尹(在西安市西北)。西汉惠帝刘盈（前194—前188）在渭水的南岸建立了新都城沿用古名叫“长安”(今西安市西北汉城故城)。显然是想让他的子孙长久安都此地。王莽篡位，更名“常安”。

《长安县志》卷11 中记载着关于“长安县”的变迁:晋雍州京兆郡长安县:东西63里，南北33里。后魏雍州京兆郡长安县:东西28里，南北33 里。北周雍州京兆尹长安县:东西15 里，南北33里。后周京兆尹万年县。

隋京兆郡长安县:东西65 里，南北33里。

唐京兆府京兆郡长安县:东西60 里，南北 460里。

宋永兴军路京兆府京兆郡长安县:东西60 里，南北460里。金京兆府路京兆府长安县:东西60 里，南北460里。元陕西行中省奉元路长安县:东西60 里，南北 460 里。明陕西布政使司西安府长安县:东西60里，南北460里。

《长安县志》卷18中记载:“长安县，在长寿坊西南隅”，（元代）《李好文图》:“唐哀帝李祝天祐（905—907）中，韩建筑新坡，于城西置小城以为长治所”，《长安志图》中说“长安县在西门外”。《新长安县志》中记载:“明洪武四年将长安县移于城内（即今西大街城隍庙东边市第七中学地方）。”长安县署，明代末年已破烂倒塌。清康熙元年知县梁禹甸新修建记载着:“库在堂西，狱在西南，又有小仓以羁押轻犯。”

明、清时的县官是七品芝麻官，比不上声威显赫的二品总督，所以官衙也就简陋得多，县署的建设有:牌楼一座，大门4椽房3间，仪门3椽房3间，科房3椽房22间，大堂6椽房5间，卷棚5间，2堂3椽房3间，门房3间，3堂4椽房5间，东西书房各6间，住房4椽房5间，又6间，厨8间，都仍按旧制。乾隆二十六年知县张介禧，三十一年知县潘时选，五十二年知县张位台，嘉庆十六年知县张聪贤等重修。监狱36 间，乾隆三十一年知县潘时选，四十三年知县丁尹志，五十八年知县赵宜，嘉庆十年知县何承薰等重修。县承署在县堂东，嘉庆七年移驻子午镇。

辛亥后，在城隍庙东边的长安县署迁到鼓楼东原“西安府署”旧址（今省文化局招待所)，叫“新长安县”衙门。

晚清，“关南会馆”（即“陕南会馆”）原在满城的东部（大约在今“民乐园”以北)，辛亥前，旗人在该馆办过“八旗中学”。民国初年，陕西督军陈树藩（陕南安康人）主持时，参议会议长侯健臣（陕南沔县人）利用陈树藩和他自己的权|势，将原长安县旧址拨给关南会馆使用。凡陕南来西安找职业的或想考学校的人都可以在会馆住。

大约在1925年，旅西安的部分陕南人（较有地位的）向陕南各县募款筹办了“私立乐育中学”。1928年前后，乐育中学内大部分地方驻扎了军队，学校停办。1929年下半年军队移走后乐育中学校董会改组，决定恢复学校，推选的校长是陕南西乡县人名阅柏松。

1930年初，当我和余达夫同志（陕南城固县人）才由西安中山大学（即今市20中学地址）文预科毕业，离去北平升学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被约请到乐育中学去工作，余任教务主任，我任事务主任，经过军队的破坏，校合及门窗很破烂，又缺经费，只好先招收两班初中补习班约近百名学生,靠收学费初步修理校合，我们教职员都愿尽义务，有的只拿上灶的伙食费。正由于没经费，所以教务和事务两处下面只有一名职员，我和达夫同志（是老中共党员，现在是省教育学院顾问）既是官又是兵，料理具体事务，上街买办等都是亲手干，还参加清除垃圾、积存的马粪、整理院落等体力劳动，是年6月我们离开了乐育中学去北平考学校。

乐育中学办到解放前，一直只有初中班，而且学生并不很多，在私立中学之间不算是有名的学校。

大约从1930年后到抗日战争期间，在乐育中学任教的陕南人有些是进步人士，例如城固人龚逢春（原名龚福畴，参加革命后改名），在1933年夏到三原县北原上上参加了王泰吉同志的起义打游击，后来到陕北，辗转晋绥冀等根据地工作，解放后，先后担任四川省党校、中央党校校长、副校长等职，在“特殊时期”中受严重追害，患心脏病，已于1978年去世，终年70 岁。还有，陕南石泉县人易厚安，在教育界工作一生，现任省政协委员;白河县人艾稚青（中共老党员）在搞地下工作。

解放后，将私立乐育中学收为公有，原破旧房全被拆除，新建了大楼，开办了西安市第七中学校，拥有高、初中 20多个班，规模颇大。